要介绍司马迁的业绩，离不开他父亲司马谈，司马谈不仅是个历史学家，而且熟悉天文学。《史记》这部书，司马谈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司马迁依据父亲的思路，继续发挥，再加上自己在许多方面的独创，才完成《史记》这部辉煌著作。
《史记》的某些篇章，乃出自司马谈之手，或者他已写成草稿，对于全书的体例和布局甚至大概的内容，司马谈早就做了规划。因此，在总结司马迁的学术贡献时，不可以忽略其父司马谈的功绩。
今天我们缺乏资料，无法考证司马谈生于哪一年。我们只知道，他本住在位于韩原的家乡，没有一官半职，但地方政府发现他很有学问品行，选中了他，推举他为贤良的士人，有此资格，就可被选为官吏，估计这事发生在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有才能的人一有机会就脱颖而出，好事也接踵而来，就在这一年他被中央政府选为官吏，一纸任命下来，他成为了朝廷的太史丞，但这是一个坐冷板凳、没有油水的虚职，只能参与协助编著史书。不过也有一些热门的事落到他身上，正在紧张进行部署的汉武帝的茂陵工程，需要他参与，如勘定陵址，预卜吉凶等事项，少不了有学问的司马谈，这大约是建元三年到建元六年之间的事情。
茂陵虽然没有埃及金字塔那样雄伟，也没有秦始皇陵那样耗费巨资，但也不失为一座著名的古代陵墓。汉武帝当了五十年皇帝，茂陵就修建了五十多年。司马谈为修建茂陵贡献了他的全部心血和才识，获得汉武帝的赏识，因而升了官，由太史丞升为太史令，官名只一字之差，可权力大多了。“丞”代表副职，“令”才是第一把手。从此整个编著史书部门都归他管辖。
有些人升了官就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再下苦功，司马谈不然，他从小就有重振史官家学的大志向，因此当官后仍然勤学不倦。为了精通当时的学问，他拜好几位大学问家为师。当时的长安城内，人才济济，学者云集。有一个星占家唐都，年龄比司马谈小，但司马谈不耻下问，虚心向他求教天文学；另一个道学权威黄子，当时名盛京师，司马谈常常叩门求教，向他学习道学的真谛；另有一名《易》学大师杨何，在汉武帝时名闻遐迩，司马谈拜他为师，向他学习《易》学。
先说他向唐都学天文学的收获。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两分支，一支为星占家，观测恒星的隐现，用于占验，根据《周礼》，较早的星占家是保章氏；另一支为历家，推算日月五星的行度，用于制定历法，《周礼》中说，较早的历家是冯相氏。古代天文学与迷信混杂，星占家讲天神感应，历家讲禁忌。但天象观测和历法推算又是实学。《史记·天官书》是上古星占学的总结，《史记·历书》是上古历法推算的总结。这两篇文字把古代天文学知识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两篇都是司马谈起草的，说明司马谈在天文学和历法学方面都很有根底。司马谈在这方面的学问源于唐都。唐都是西汉著名的星占家，他对星占与历法两方面的学问都十分精通。《史记·天官书》说：“夫汉之为天数者，星则唐都，气则王朔，占岁则魏鲜。”意思是说：汉朝兴起后，从事天文学研究的有三位大师，占星学的大师是唐都，气象预报学的大师是王朔，根据历法预报年岁的丰欠的是魏鲜。这里将唐都和魏鲜加以区别，说明唐都是一位重实测的天文学家。《史记·历书序》云：“至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意思是说，汉武帝即位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朝朝廷聘用方士唐都为官，分在研究天文学的部门。唐都和司马谈是同一年（公元前140年）出仕做官的。唐都的官衔是星占，司马谈的官衔最先是太史丞，后来升为太史令。星占是太卜令的属官，太史令和太卜令等官都隶属太常管辖。因此，唐都和司马谈是同僚。假如唐都后来晋升为太卜令，则与司马谈同品位；假如他始终是太卜令的属官，品位更低于司马谈。直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唐都还活着，这年他与司马谈的儿子司马迁一起制定太初历，说明他的年龄应该比司马谈小，不然就不会活这么久。因此司马谈学天文学于唐都，是不耻下问。
司马谈向唐都学习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使他在天文学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司马谈起草、司马迁最后完成的《史记·天官书》这篇天文学的著作，就是司马谈的天文学知识的有力佐证。何谓“天官书”？这里牵涉到两个方面的意义：从一方面来说，天官本是上古时代的官职名称，其任务是观察星象和制定历法。我们在上文已经指出，司马氏的祖先长期担任天官，从唐虞时代开始，历任夏、商等朝，因此在汉代司马氏仍以天官世家为荣。司马父子着笔写天官书，似乎意在弘扬家族的荣誉。从另一方面来说，古人认为天上的列星与人间君臣相对应，也有尊卑等级。《天官书》也就是给天上的恒星排位次。
司马谈父子编写的这篇《天官书》很通俗，只要具备起码的天文知识就能读懂，其中记录了我国上古星象家（天官）的宝贵观测成果，是我国上古三千年天文学的十分重要的总结性文字。《天官书》包含着极其丰富多彩的天象记录，描述了恒星、行星、太阳、月亮、日食、月食，以及太阳系其他天体流星、彗星等天文现象，也描述了这些天体的变化和形态。除了描述天体外，《天官书》还记录了极光、黄道光、风、云、雷、电等地球物理现象。
《天官书》记载的恒星不少，总数有五百五十八颗，并且一一予以命名。北半球中纬度可见的星空，在《天官书》中分为五宫，按中宫、东宫、南宫、西宫和北宫先后排列，这是我国特有的星空划分法与恒星命名体系，与西方的星座划分法截然不同，后人称之为五宫星官体系。所以称“五宫星官”，是出于上面已提到的原因：天上的列星也有尊卑等级。五宫星官体系经过《天官书》的肯定，成了不变的格局，后来我国的天文学家的观测都以此为依据。宋朝时，我国天文学家发现的恒星数目已达1440颗，但他们仍然依循《天官书》的格局进行记载，这种体系格局一直沿袭到明、清两朝。
今天我们只要翻阅《天官书》，就可以知道，当时的星象学家已经认识了不少天文现象，如月食现象的周期规律，还有五大行星的运动规律。《天官书》还记下了当时观测到的恒星的颜色、亮度和亮度变化，也记录了观察到的灾变恒星，对当时的异常天象也作了描述。
再说司马谈向黄子学习道学的成绩。黄子为景帝时的博士，是司马谈的前辈。司马谈学习道学，时在建元年间。这时黄子已是高龄的老人。文帝和景帝时崇尚黄老之学，黄子作为道学权威有很高的地位，可是也有儒家代表人物试图挑战道学的权威。由于窦太皇太后的打压，几次儒道斗争都以儒学失败而告终，儒学一时难以抬头。但景帝时已开始尊儒，尤其是汉武帝，一登位就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因此，黄子在道学走下坡、自己感到失落的晚景之时，得到司马谈这样稀世高才的学生，他的高兴程度，可以想见。他将自己所有的学问，都尽心地教给司马谈，而司马谈的道学修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成了西汉时期第一流的道学家。他的思想深邃的道学著作《论六家要指》至今保存在《史记》中。
《论六家要指》是司马谈道学思想的准确反映。司马迁编定《史记》时，将父亲的这篇著作包含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在这篇影响深远的名作中，对春秋战国以来的学术思想，用一套系统加以井然有序地概括，同时挑出有代表性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学说，作简单扼要地总评。这六家中，他最推崇道家，而对儒家则批驳最多。他认为这些学说存在的通病是不能灵活运用。只有道家“依据阴阳家关于四时运行顺序之说，吸收儒墨两家的长处，提取名法两家的精要”，而且“随同时势的发展而发展，顺应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道家有两大优点，一是最具有综合性，二是最富于弹性。他盛赞道家既主张“无为”（不必有作为），又说“无不为”（无所不为），其理论简单而可以实行。批评儒家“学说太博而难以找到要领，用力虽勤而收效很少”，因为“儒家以《诗》《书》《易》《礼》《春秋》《乐》此《六经》为法式，而《六经》除经文本身外，加上以后的传、记、说、解等著作不下千万种，像这样多的典籍，使得后世学者，祖孙父子世守一经，仍不能通晓其大义，穷尽一个人毕生的岁月，也不能将六经中的典制礼仪了解详尽”。
这篇文章将道家捧得很高，而把儒学却贬低到谷底。对习惯了儒学统治天下的后世士人来说，读这样的文字是很不习惯的。作者的倾向为何如此偏颇？要解释这一点，应该从分析该文的写作背景入手。这篇名文究竟写于何年，已无法查考。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该文写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前，不然的话，文章如此贬低儒家，和皇帝的政策唱对台戏，岂不会引起“圣怒”？但也不会写得更早，一定写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作者出仕作官以后，这篇文章之所以能够出笼，和当时掌权的窦太皇太后很有关系，窦太皇太后何许人也？她是文帝的皇后，景帝之母亲，武帝的祖母，景帝统治期间，她以皇太后名分干政，武帝登上皇位后，她又以太皇太后的名分干政，政权实际上把持在她手里，年少的武帝是个傀儡皇帝。群臣都根据窦太皇太后的眼色行事。窦太皇太后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她是汉朝初期提倡黄老之治的代表人物，黄老思想的笃信者。女人当政，不想有更多作为，只要维持稳定就行，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最迎合她的需要。她压制儒家、捧高道家的政治态度从一件小事就可以看出来：那是景帝还在位时的事，有一天，朝廷议事毕，还留点时间说说闲话。于是《诗》学博士辕固生对历史发表议论说：“当年商汤王、周武王诛灭残暴无道的夏桀王、商纣王，自己做天子，是得到大众拥护、合乎民心的正义行动。”辕固生是当时儒家的代表，他的这种看法源自孟子的民本思想。
朝廷上的黄子听了，出言反驳说：“你说的不对，犯上作乱就是罪恶，不管出于何种借口。拿人的穿戴来作比喻：帽子虽然破旧不堪，可还是戴在头上的高等物品，总不能拿帽子当鞋子穿。鞋子虽然崭新美观，可终究还是穿在脚上的低等货色，不能将鞋子当帽子戴，否则这人是疯子。国家组织也一样，桀王、纣王的行为无论怎样昏庸无道，他们仍旧是居高位的君王，商汤和周武的品行无论怎样圣洁，他们仍是居低位的臣下。君王的道德丧失，行为不轨，做臣子的只能用和风细雨的方式进行讽谏，使他去邪归正，怎能颠倒上下的位置，夺取其王位而代之呢？所以商汤和周武二人，不管他们说的怎样振振有词，条条是道，仍然是篡位弑君、以暴易暴的恶行，这种行为称作革命也好，称作救世也好，都是大逆不道的坏事。”黄子是道学权威，依靠窦太皇太后的庇护，说起话来，就摆出教训的面孔。
辕固生被激，就一针见血地说：“可按照您的逻辑，凡是存善去恶的革命行动都是错的，那么，咱们高祖皇帝斩白蛇起义，解救天下百姓于倒悬，推翻秦朝暴政，与秦民约法三章，也都是错的了？”
坐在皇位上的汉景帝见事情扯到自己的祖先身上去了，怕事情不好收场，便连忙出面制止继续辩论，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做为结语，但不判定谁是谁非。
但垂帘听政的窦太后听了辕固生的话，大为不满，面对着他责问道：“你一向诋毁道学，可《老子》这部经典，你仔细读过吗？”
辕固生知道汉景帝是偏向他的，便十分轻蔑地说：“《老子》一书，鼓吹‘无为’，使人不敢振作，有作为的君子是不细读的，只配发给奴仆们去读。”
窦太后听后，勃然大怒，说道：“大胆狂徒！你们儒家的书，好人看都不看，只配发给罪徒们去读。来人，将这口出狂言，污蔑黄老的辕固生牵到喂养野兽的圈里去，让他和一只野猪搏斗。若能斗得过野猪，就算他有本事。”
与野猪搏斗，可不是玩的，说不定会丧命。汉景帝怕他出差池，就暗暗命令内臣递给辕固生一把锋利的尖刀，辕固生本是书生，这时事急，不知从哪里来的力气，一进圈去，就将野猪刺死了，命虽保住，但官职丢了。
从这一事件可知，当时的朝廷上，儒道两家，势同水火，互不相让，各有各的后台，但因道家的后台更硬，故以黄子为代表的道家占优势。司马谈写这篇文章，也许有靠拢太皇太后的意图，但主要是因为黄子是他的老师，两人十分融洽，他自然要站在老师这一边，为道家鼓吹，贬低儒家。
司马谈虽是黄子的学生，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道学修养实在胜过老师，成了西汉第一流的道学家，他也深感儒家即将取代道家成为首要学派的趋势，大势所趋，无法阻挡，他这篇文章也是为道家即将失势唱挽歌。
公元前141年，汉武帝刘彻即位，年方十六岁。第二年，汉武帝就有所作为，他亲自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董仲舒应诏对策，提出罢黜刑名（法家和名家），崇尚儒术，兴办太学，命令各郡和各封国每年向中央输送士人等主张，汉武帝听了，十分满意，立即实行（司马谈就是依据这项政策被选送到中央当官的）。于是一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初露端倪，汉武帝要以这种新方针作武器向窦太皇太后夺权，夺权斗争是要流血的，武帝诛杀灌夫和窦婴就是一个信号，说明他要铲除窦太皇太后的势力。司马谈作为一个笃信力行的道学家，偏好清静无为、节用寡欲，他看出，汉武帝推行的是一种多欲的政治，为了实现人主心中的各种抱负和野心，国家将开设许多劳民伤财的兴建项目和不断地向外开拓疆土、再加上宫廷的铺张浪费、大张旗鼓的出巡、远征和探险，以及引起叛乱和平乱，百姓身上的负担将大大加重；清静无为的政治局面和全国的宁静生活从此结束，一种倒海翻江式的折腾行将开始。司马谈心中颇为担忧，道家说：“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即使当时是盛世，也是经不起太大的破坏性耗费的，滥用民力将带来恶果。因此，司马谈写了这篇文章，想要给当时那种时代的热情泼点冷水，使人们能略微清醒，同时给当政者及时提出警告。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一字不改、全文引用司马谈的这篇文章，说明他对父亲的评论六家的观点是比较赞同的。但他对父亲的思想并非一味承袭，事实上，司马迁的学术见解，论水平比他父亲要高，他对各种学派的评价比他父亲更客观，他在整理各家思想写成《史记》巨著的过程中，已经融会贯通百家学说以自成一家之言，他在《史记》中，对孔子、孟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百家的思想，一一作了论述和评价，时光流逝了两千年，可他的评述依然很有价值，不失为一个中肯的楷模式的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