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陵邑位于阳陵以东的泾河谷地。
《史记·景帝记》载：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后九月，更以弋阳为阳陵”，第二年夏，“募徙阳陵，予钱二十万。”
东汉末蔡邕在《樊惠渠歌》序言中说，光和五年（公元182年），樊君于阳陵县东修渠引渭水溉田。阳陵县即阳陵邑。可证实阳陵邑在泾河河谷地带。《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条记载：“拜山在西，泾水所出，东南至阳陵入渭。”说明阳陵邑不但靠近泾河而且接近泾、渭交汇处。今高陵县米家崖村即位于此地，且符合阳陵邑位于汉景帝陵以东二公里处的历史记载。这一带有俯拾即是的汉代残砖断瓦，考古工作者认为，米家崖汉代遗址应是阳陵邑的所在地。
汉景帝选定当时的弋阳县建立陵园，在修建陵园的同时徙民、筑陵邑。当时阳陵邑的徙民主要是关东大户，其中有田氏、革氏、单父氏、郦氏等。此外许多皇亲、达官、豪富、巨商也迁居陵邑居住。阳陵邑在当时人口户数达10万以上，是京畿附近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当时阳陵邑广聚天下英才，汇集四方豪杰，吸收不同地域的文化，成为上层人物荟萃之地。据史书记载，东汉时阳陵人丁甘“正视不挠”抗拒汉光武帝刘秀圣旨，但他为官清廉，治有成效，终为刘秀所敬重。载于《汉书·酷吏传》的阳陵人田延年、王温书等均是在当年叱咤风云的著名历史人物。
阳陵邑与汉初其他陵邑一样，仰望帝陵宫殿巍峨，俯瞰康衢平坦，渭城朝雨，客舍青青，王侯将相宅邸相望，正是“云里帝陵双凤阙，雨中春梅万人家”。
如今，阳陵邑地面建筑已遭毁弃，汉代文化层被大片农田村庄所覆盖。
2000年11月，为配合基建工程，考古工作者在阳陵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勘探，对陵邑的形制、构筑、范围有了初步了解。钻探发现东西向道路11条，宽度分别为9米到50米，最长的4200米；南北向道路23条，分别宽3米到50米。这些南北、东西向道路垂直相交，形成了无数个大致方形和长方形的区间。区间一般边长140米至200米，并发现规模大小不等的房屋建筑遗址、水井等。这种棋盘状分布在规划上称之为“里坊”。考古工作者对陵邑北面的二号里坊发掘两万平方米，发现了邑内衙署、蓄水池、灰坑、水井、陶窑、作坊、居民墓葬区等重要遗址。陵邑内辟有市场，由于陵邑内人口众多，市场往往不止一处。
陵邑的周围筑起了高大的城垣，居民分别居住在陵邑之中的“里坊”内，官宦也不能例外。陵邑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里坊设门，门禁制度严格，进出里门都要下车接受严格检查。里中的居民以家为单位，住在各自的宅院中。
陵邑四周应有城垣。由于千百年来泾河向南岸侵蚀，使面积近80万平方米的邑城已沦陷，估计城区损失的部分达40%，北城垣由于泾河冲刷已无法寻找，东、西、南三面城垣正在探寻中。
陵邑之内有官署。在出土文物中发现汉代不同时期的官府“封泥”600余枚，有阳陵邑最高长官使用的“阳陵令印”、“阳陵丞印”，有“霸陵”、“霸陵左卫”、“栎阳城卫”、“陈博德印”等等。
“阳陵令印”封泥阳陵邑出土“阳陵丞印”封泥阳陵邑出土陵邑内出土了各种生活用品，包括大量陶制器皿，铜、铁制的铠甲片，建筑遗物等多达万余件。许多铺地砖、地下管道的发现，说明阳陵邑当年人口的殷盛状况。阳陵邑出土的文字瓦当上残存有“泾置”二字，字体、当面与阳陵陵园中曾经出土的“泾置阳陵”瓦当如出一辙。进一步证实了阳陵邑的位置和与汉阳陵陵园的关系。
陵邑是西汉帝陵的重要组成部分，阳陵邑的勘探和发掘是首次对西汉陵邑进行的大规模的考古工作。阳陵邑考古的发现，对了解汉代诸陵陵邑中市民生活，邑城结构，陵邑管理、基层组织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因此意义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