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大山是河北省在新时期第一位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家。1980年他获奖之后去北京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正在文坛惹人注目。那时还听说日本有个“二贾”研究会，专门研究贾平凹和贾大山的创作。消息是否准确我不曾核实，但已足见贾大山当时的热闹景象。当时我正在一家地区级的文学杂志任小说编辑，曾专程赴正定向贾大山约稿。这样，我认识了贾大山。
我记得那时他是正定县文化馆的创作员。
不久大山便做了县文化局长，以后又任县政协副主席。他当局长当得内行、自如，当主席当得庄重、称职。他依然写小说，对自己的小说篇篇皆能背诵。他的目光所到之处是他所熟悉的底层民众灵魂的深处，他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贾大山造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乐观的辛酸，优美的丑陋，诡谲的幽默，冥顽不化的思路和困苦中的温馨。他依然重友情，不重视刊物的大小。他写得不多，且一律是短篇小说，大约是当代中国文坛唯一只写关于农村的短篇小说的作家。贾大山在九十年代已不能说是当红作家，但他却不断被外省文友们打听、询问。在“各领风骚数十天”的当今文坛，这种不断地被打听已经证明了贾大山作品留给人的印象之深。他似乎也不太看重文坛对他的注意与否，河北省曾经专门为他召开过作品讨论会，但是他却没参加。问他为什么，他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写了小说他就压在褥子底下，谁要就由谁拿去。他告诉我说：“我这褥子底下经常压着几篇，高兴了就隔着褥子想想，想好了抽出来再改。”在贾大山看来，似乎隔着褥子比面对稿纸更能引发他的思路。隔着褥子好像他的生活能沉淀得更久远，更凝练，更明晰。隔着褥子去思想还能使他把小说越改越短。他一直住在正定城内，一生只去过北京、保定、石家庄、太原。1993年到北戴河开会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了海。北戴河之后的两年间，我没有再见贾大山。
1995年秋天，得知大山生了重病，我去正定看他。路上想着，大山不会有太重的病，他给我的印象，正如我在对他的“印象记”中所写：“嘴阔眉黑，面若重枣”，留着整齐的寸头，以近五十岁的年龄还能很帅地踢腿（可将脚尖举至鼻梁）。他家庭幸福，生活规律，深居简出，善以待人，他这样的人何以会生重病？当我在这个秋天见到他时，他已是食道癌（前期）手术后的大山了。他形容憔悴，白发很长，蜷缩在床上，声音喑哑且不停地咳嗽。疾病改变了他的形象，只有他的眼睛依然如故，那是一双能洞察世事的眼：狭长的，明亮的，似是一种有重量的光在眼中流动，这便是人们形容的那种“犀利”吧。正是这双闪着超常光亮的眼使贾大山不同于一般的重病者，它鼓舞大山自己，也让他的朋友们看到一些希望。
1996年夏天，蒋子龙应邀来石家庄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当我问及他想看望哪些朋友时，蒋子龙希望我能陪他去看贾大山，他们是中国作协文讲所的同学。是个雨天，我又一次来到正定。
蒋子龙的到来使大山显得兴奋，他们聊文讲所的同学，也聊文坛近事。我从旁观察贾大山，感觉他形容依然憔悴，身体更加瘦弱。但我却真心实意地说着假话，说着看上去他比上次好得多。
病人是需要鼓励的，这一日，大山不仅下床踱步，竟然还唱了一段京剧给蒋子龙听。他强打着精神谈笑风生，他不忍耽误我们的时间，似又怕我们立刻离去。他说你们一来我就能忘记一会儿肚子疼；你们一走，这肚子就疼起来没完了。如果那时癌细胞已经在他体内扩散，我们该能猜出他要用多大毅力才能忍住那难以言表的疼痛。我们告辞时他坚持下楼送我们，他显然力不从心，却又分明靠了不容置疑的信念使步态得以轻捷。他仿佛以此告诉人们，放心吧，我能熬过去。
贾大山是自尊的，我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当着外人他一直保持着应有的尊严和分寸。小梅嫂子（大山夫人）告诉我，只有背着人，他才会为自己这迟迟不好的病体焦急万分地打自己的耳光，也擂床。
1997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贾大山。经过石家庄和北京两所医院的确诊，癌细胞已扩散至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山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像每次一样，见到我们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这时的大山已瘦得不成样子，他的病态使我失掉了再劝他安心养病的勇气。以大山审时度势的聪慧，对自己的一切他似亦明白。于是我们不再说病，只不着边际地说世态和人情。
与大山最后一次见面，还听他讲起另一件事：几个陌生的中学生曾经在病房门口探望他。他说他们本是来医院看同学的，他们的同学做了阑尾炎手术，住在贾大山隔壁。那住院的同学问他们，你们知道我隔壁住着谁吗？住着作家贾大山。几个同学都在语文课本上读过贾大山的小说，就问我们能不能去看看他。那同学说他病得重，你们别打扰，就站在门口，从门上的小窗户里看看吧。于是几个同学轮流凑到贾大山病房门前，隔着玻璃看望了他。这使大山心情很不平静，当他讲述这件事时，他的嗓音不再喑哑，他的语气十分柔和。他不掩饰他的自豪和对此事的在意，他说：“几个陌生的中学生能想到来看看我，这说明我的作品对人们还是有意义的，你说是不是？”他的这种自豪和在意使我忽然觉得，自1995年他生病以来，虽有远近不少同好亲友前来看望，但似乎没有谁能抵得上几个陌生的中学生那一次短暂的隔窗相望。寂寞多年的贾大山，仿佛只有从这几个陌生的孩子身上，才真信了他确有读者，他的作品的确没被遗忘。
正月十四大山离开了我们，他同疾病抗争到最后一刻。他一生的渴望其实不多，我想那该是倚仗健康的身体，用明净的心，写好的东西。然而他已不再有这样的可能。但是观其一生，他其实是一贯这样做的。他这种难能可贵的“一贯”使他留给文坛、留给读者的就不仅是独具价值的小说，还有他那令人钦佩的品性：善意的，自尊的，谨慎的，正直的。他曾在一篇小说中借着主人公，一个鞋店掌柜的嘴说过：“人也有字号，不能倒了字号。”文章至此，我想说，大山的作品不倒，他人品的字号也不倒。
199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