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
带着沉重的悲悼的心情来谈大山和他的作品，是格格不入的。大山是个幽默和乐观的人，他的文章则疏朗散淡，妙趣横生，是愉悦心神的。倘脱不开悲痛情绪来谈大山，或许容易落进官话和新闻语言的套子中去，那就连大山本人也违拗了。
大山的猝然归西，固然太惨。可替他回顾一下全部人生，他还算有运气，够幸福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不想干的事，可以不干；而想做的事，由于愿望不高，很少妄想，也就大体都达到了目的。这，包括他的写作和“做官”。人生一世，没有大的颠连困苦，倒有细水长流的小小如意，也就该知足了。而大山终生能知足常乐，还能说不是幸福的吗？
大山写文章，不为稿费，他不需要太多的钱，有碗饭吃，就很满足了。他写文章，是为劝人，是为人人都有个好心眼儿。他学佛，也信佛，因佛门是主张为善的。他当然没有“普度众生”的野心，可人际之间若都知道善意相待，则是他一种很固执的理想。为此，他把小说当做“布道”，通过讲故事，给人心以警悟，以劝导。至于能起多大作用，他从不计较。他只是精心精意去做，精心精意到让自己满意为止。
为什么有这样一副心肠？我不能深知。他上小学的时候，正逢“反右派”，有位校领导要他贴一名老师的大字报，以便扳倒他。大山不肯，被罚立在校园中的小树下，站了一夜。也许这一夜，那小树告诉了他很多事情，他记住了，并且终身受用。
大山“布道”，不用“一根肠子通到底”的方式，而是类似禅宗的“参话头”，他只是“摆事实”，谈天说地，让你从中去咂摸，去“悟”。这个大胜于直白的手段，一半来自文坛的教训，一半来自他的天性。文坛的新老公式化、概念化，太烦人了，他不取；他又天性幽默，内心谦虚，忌讳耳提面命的训人，却爱曲折含蓄、意韵悠远的启发。因而他的小说总像一座“桃花源”：曲径通幽，意境深远。他的“忌讳”，人是可以学的；他的幽默，要学则很难。为什么？因为幽默往往是人之智慧的超常发挥，常与灵感相伴。它之来，既须天资丰颖，又须惯常营造。
凡庸懒散，就难得一招即来了。
有两个作品之外的例子，或可证明大山的深心：其一，那年《长城》和《黄河》共开交流会，大山在太原发言，讲个故事说：苏东坡与大和尚佛印交好，苏把一首修炼得意的禅诗，使人过江，给佛印看。佛印只批了“放屁”二字，便交人带回。苏大怒，驾船过江，欲与争辩，却见寺门上有留诗二句云：“八风吹不动（这是苏诗原句），一屁打过江。”苏不觉赧然黯然。发言在哄笑声中结束，气氛自是活跃；而流传于文坛的浮躁虚妄之风，却不声不响地挨了一鞭。暗地里，也许还有人悄悄脸红吧。
另一例则声名更久远些，即以“玩笑”面目出之的伪造“语录”。这些“语录”的出世，不知引发多少人的嬉笑，近日还见有人在文章中引述。若论造伪的技巧，那刻意的雕琢，一句“徐刚，何许人也，查明报我”，何等的惟妙惟肖，神气活现！但在笑罢之后，小一回味，便有真正的惊心的东西打上心头。“左”的灾祸，真的已经肃清了吗？会不会一朝翻覆，又变成严酷的现实呢？笑尽管笑，切莫太轻率了。至于行为上，是否也值得自律一下，“解放”应否把握一点限度，都可引人反思。我相信，夹杂在这些幽默中的善意和忧心，是大山为自己的劝警之训，找个轻便快捷的外表而已。古佛的慈悲，是常常借用类此的“话头”的。
这两个例子，能不能解释大山的小说，我不知道。我是个思辨能力很差的人，不足以剖析他的作品。可我的确觉得它们之间必有某种联系。善心产生细法，细法产生精致，内容和形式总是统一的。他写了那么多普普通通小人物，给予了他们那么多同情，他悲悯，他抚慰，他希冀他们多一点温暖和光明，少遭点痛苦与劫难。在这复杂变幻的世界上，他有时也无可奈何，知道自己没有救人的本领，于是他祈祷，他劝诫，尽可能撒一点快乐的种子在人间，并希望这种子只生长快乐。孙犁说：大山的作品“是一方净土……是作家一片慈悲之心向他的信男信女施洒甘霖”。确是一竿到底的真知和评价。
人人都知道，大山的创意是精致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精品。这一点，可作一篇文章。然而，我们至今还未见到一本贾大山小说集！……
我甚至想，连大山的不肯出书，也是一种劝诫。出书是为劝人学好向善，为社会提供精神食粮。目的是崇高的。那又为什么走后门儿？为什么花钱买书号？为什么掺糠使水地蒙人？那样得来的钱，得来的名誉、地位、职称，以及一切好处，是好还是坏？是得还是失呢？利益拿到了，内心又如何？安宁得下去吗？
我能出而不出，逆风而行，给钻邪门歪道的人一个抗议，一个提醒，总也有那么一点益于世道人心之处吧？
大山只活了五十四岁，这真是天道不公。假若他再活二十年，我们河北，我们文坛，该又是何等境况？——算了，这么设想太伤心，还是让我们冷下心肠，再读读他的小说，再享受一下他留给我们的善意和乐趣吧。
1997年3月7日下午于自拔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