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时期是契丹民族的发展时期，大约从契丹族建立辽国开始到辽代灭亡为止。正是在这一时期契丹民族发展壮大，成为辽帝国的统治者的时期。这一时期大致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契丹民族的兴起阶段，大致相当于辽代前期，即公元10世纪；第二阶段是契丹族的鼎盛时期，大约相当于辽圣宗和兴宗时期，即公元11世纪；第三阶段是契丹族分化、衰亡的时期，约相当于辽道宗及以后，即公元11世纪末期至12世纪初期。
第三时期是契丹民族的消亡时期，大致是从金、元及以后的时期。从公元12世纪到15世纪，这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金代，12世纪到13世纪，是契丹民族进一步分化时期；第二阶段是元代，公元13至14世纪，是契丹族分别加入其他各族时期；第三阶段是明代，即公元14世纪及以后，这是契丹民族已融入其他各族的时期，即契丹族最终消失于史的时期。
契丹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
关于契丹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国内外学术界长期以来持有不同看法。大致有这样几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契丹族不是中国民族，只是北亚的一个民族。
主张此说的是日本的岛田正郎，他认为：“‘大辽国’或‘大契丹国’尽管与以前的游牧民族国家大不相同，但从中国方面来看，它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异民族国家，不能把它归入中国王朝史的系列，而只能把它作为北亚史的一个国家去理解。”岛田正郎：《辽史学的课题》，袁韶莹译自《辽史》，刊《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55—156页。
他的二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辽朝回避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教所依据的‘郊祀’，而把渊源于固有的民族祭山仪定为最重要的礼仪，但‘郊祀’才是赋予中国王朝以特色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不能把回避郊祀的王朝视为中国王朝”；第二个理由是“详细分析辽朝的中央官制……应当认为辽朝的中央官制保留着许多北方民族固有的部族国家的残余”。
这种说法是出于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无知，根本不了解，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在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统治时都使政权带上其本民族的特点。
第二种，认为契丹族到辽代还没有成为国内民族，一直到了元朝，契丹与汉族才正式变为一国之内的兄弟民族。
这种论点是王玉哲提出的。他认为：“那种因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诸族在建立辽、金、元、清政权以前，已和中原王朝有些服从臣属关系，于是就认为他们已是中原王朝国内民族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这些民族在当时是以与中原王朝对立的国家形态出现的。两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生活还有些隔膜，经营共同生活的愿望的物质基础还未形成，当然也就没有条件使各国人民产生联合为一国的一体观念。”又提出：“如宋时的契丹、女真、蒙古和明时的建州女真等族，在他们进入中原以前和刚进入中原的时候，他们虽然与汉族同为中国史上的诸民族，可是从当时两族人民间的经济文化各方面说，还没有产生联合为一的需要。所以，他们与宋、明王朝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战争，可能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性质。一直到了元朝的建立，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与中原汉族杂居时间稍久，由于诸族间的人民相互的经济生活与文化交往的关系，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可分割的一体的思想。于是契丹、女真、蒙古与汉族才正式变为一国之内的兄弟民族的关系。”王玉哲：《中国古代史上的民族问题》，《南开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孙祚民也提出：“当我国还未完全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以前，显然是不能把当时一些还独立的民族国家，如匈奴、突厥、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划为汉、唐、宋、明等王朝的组成部分，说成同属一个国家，都是一个民族大家庭成员的。”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他们两位先生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孙祚民和王玉哲主张的前提是都不承认契丹族在建立辽国以前已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因此，认为到建立辽朝为止，还不是一个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没有看到早在辽以前，契丹族已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辽宋的建立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唐分裂的结果，因此宋辽虽是两个对立的国家，但仍是中国的两个政权，是当时我国的南北朝，而不是两个独立国家。
而王玉哲更把契丹等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和契丹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相混淆，他所说的“到了元朝的建立，契丹、女真、蒙古等族与中原汉族杂居时间稍久，由于诸族间的人民相互的经济生活与文化交往的关系，他们之间逐渐产生了一种不可分割的一体的思想。于是契丹、女真、蒙古与汉族才正式变为一国之内的兄弟民族的关系。”实际上说的是契丹族融入中华民族的过程，契丹族到元朝已经不是才与汉族变为一国之内的兄弟民族，而是与汉族变为一个民族，契丹民族作为民族而言已不再存在了。而契丹族与汉族成为一国之内的兄弟民族的过程是早已开始的，早已完成了。
第三种，认为契丹族建立辽朝以后，由于征服了中国，就成了中国的征服民族。
这是魏特夫提出的，他认为由于位于中国本部东北的游牧的契丹人征服了中国本土的人民，建立了征服王朝，辽朝也成了中国社会史的一部分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
“日本的史学界，几乎所有人都采纳了辽朝是中国的征服王朝之一的见解。”
岛田正郎：《辽史学的课题》，袁韶莹译自《辽史》，刊《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155页。
其实，这一提法实际上也认为契丹族在辽以前是中国的异民族，因为征服了中国本土的北部，才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样不承认在辽以前契丹族已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
第四种，是认为契丹族的活动地域是在今天中国疆域内，因此契丹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一观点，长期以来曾是我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这是白寿彝、翦伯赞等许多史学家所一再坚持的。如翦伯赞说：“在中国这块土地上除了汉族以外，还有很多民族，这些民族和汉族王朝发生从属关系有先有后，但他们的祖先自古以来，就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怎么能说它们和汉族王朝发生从属关系以前不算中国人呢？”翦伯赞：《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2期。
对这一论点的错误，早就有人指出，如孙祚民很早就指出了：“这种意见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致误的关键，在于它抽掉了我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混淆了历史上的当时和当代的今天两个决然不同的时间概念。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开始就成为一个万古不变的‘定型’，更不能用千百年后今天的领土范围，去套千百年前历代王朝的领土范围。”孙祚民：《处理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重要准则》，《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并指出这是混淆了中国历史研究的范围和中国历史上的疆域两个不同的问题孙祚民：《试论中国民族关系史的几个重要规律》，《宁夏社会科学》1991年第1、2期。
第五种观点认为契丹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始于北燕终于隋唐。
这是孙进己提出的，他认为：“伴随各族间经济文化的联系的密切，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定的依附关系，因而开始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第一步通常是以各族建立经济文化的联系开始，这种联系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有见于史载的，也有不见于史载的。民间的联系往往早于官方，且不见于史。以征服开始的情形是罕见的。第二步，是伴随各族间经济文化联系的密切，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定的依附关系，因而正式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这种政治上的依附，通常是自愿形成，而不是征服的结果。第三步，各民族的统治者为了私利发动征服战争，把各族的地方自治政权变成直接统治的州县政权，我们不能仅把第三步才看做加入统一多民族国家。”并提出：“如契丹族早在公元4世纪就入贡北魏，到隋唐一直向我国中央政权称臣纳贡，受册封，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到公元10世纪建立辽国，六百年间一直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公元10世纪建立的辽国，也并不单是契丹族的国家，而是包括汉、契丹、女真许多民族的国家。它和宋的区别，仅在于辽是以契丹族统治者为主，宋是以汉族统治者为主。辽宋两国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暂时分裂，不能仅把宋看成中国，辽却看成外国。辽亡后，契丹族大都融入我国汉族，小部融入我国女真、蒙古等族。从整个历史看，契丹族当然是我国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成员。不能把中间暂时分裂建立辽国的二百年，从中国历史上割出去算外国。”孙进己：《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原刊《辽宁社会科学院1979—1981年学术论文选》，后收入《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0—116页。
这个论点提出至今已近20年，通过20年来的研究，我认为这一论点是站得住的。因为这些年来多数历史学家已肯定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各族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有自己不同的过程，应将其历史上的归属程度作为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标志。从朝贡称臣，到建立羁縻政权，最后成为正式州县，是各族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所经历的一般过程。
无论如何，到隋唐，契丹族已正式建立了归属于当时我国中央政权的羁縻州县，这就应作为契丹族已经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标志。而北魏、北燕则是契丹族和我国政权建立联系，开始步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起点，并应充分重视公元5世纪初北燕已授契丹酋长为归善王的事实。
大量的历史史实可以证明：北魏到隋唐，契丹族早已加入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所有把契丹族成为中国一部分的时间下推至辽或辽以后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都是违背史实的。
契丹族融入中华各族的过程
关于契丹族加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过程，论述者甚多，而关于契丹族融入中华各族的过程，却迄今尚无专文论证，只是有几篇文章论述了契丹人的汉化毛汶：《辽人汉化考》，《国学论衡》1935年第6期；尹克明：《契丹汉化考略》，《禹贡》6卷3、4期；姚从吾：《契丹汉化的分析》，（台）《大陆杂志》4卷4期，1952年；任崇岳：《论辽代契丹族对汉族文化的吸收和继承》，《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并在辽亡后契丹族的流向中有所涉及。但契丹族融入中华各族的过程，并非至辽亡后才开始，而是开始得甚早，应该始于公元6世纪北齐时。这一过程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契丹族的成员，逐步融入中华各族；一方面是契丹族的民族特征逐渐因受他族影响，而变化，渐被同化。这一过程，大约到公元13世纪元亡完成，经历了近七百年。元亡以后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已不存在了，已都融入他族。
一、关于契丹族成员的逐渐融入各族
契丹族成员最早的融入他族，是在北齐。《北齐书文宣帝纪》载：“天保四年（553年），契丹入塞侵扰，（帝）北讨契丹。……虏获十万余口、杂畜数十万头。乐又于青山大破契丹别部。所虏生口皆置诸州。”此诸州当为北齐之营州及安州，在今辽宁省西北部及河北省东北部，分迁诸州之契丹人当已有一部分与当地汉族融合。但主体部分至隋代似仍又汇集一起，未被融入。
《北史契丹传》又云：“其后复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居于高丽。”因此，契丹分为三大部，分附于北齐、突厥、高丽。这是契丹族第一次大分化，至隋开皇五年（585年）隶北齐的契丹部落“悉其众款塞”，隋文帝纳之，听居其故地。不久寄居高丽的契丹别部出伏，背高丽率众万余家内附于隋。开皇末，契丹别部四千家又背突厥降隋。这分散的三大部分又团聚一起。应该说这次分散过程中，契丹族融入别族中的不会太多，但也多少有一些。
契丹族的第二次大分散是在隋代。在隋炀帝初年，隋和契丹发生了一次较大的战争。因“契丹寇营州”，隋炀帝诏通事谒者韦云起护突厥兵讨之。“……尽获其男女四万口，杀其男子，以女子及畜产之半赐突厥，余皆收之以归。”《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
这数万契丹女人应该是融入汉族和突厥族了。
契丹族的第三次大分散，是在李尽忠、孙万荣起兵失败后，如《新唐书》载：“突厥默啜可汗袭破其部。”唐军与奚军联合大破契丹，同时唐在此前后以契丹分置诸州，迁于今河北等地。
如昌州，“贞观二年（628年）置领松漠部落；隶营州都督，——营州陷契丹，乃迁于安次县古常道城为州治”《旧唐书地理志》。“沃州，析昌州置，……州陷契丹，乃迁于蓟县东南回城为治所。”同上。“师州，贞观三年（629年）置，领契丹、室韦部落，隶营州都督。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迁于青州（今山东）安置。神龙中（705年）自青州还寄治于良乡县之故东闾城为州治。”同上。“带州、贞观十九年（645年）于营州界内置，处契丹乙失革部落，……万岁通天元年（696年）迁于青州安置。神龙初（705年）放还，隶幽州都督。……寄治于昌平县之清水店为州治。”同上。“玄州，隋开皇初置，处契丹李去闾部落，万岁通天二年（697年）移于徐、宋州安置，神龙元年（705年）复旧，今隶幽州、州治所范阳县之鲁泊村。”同上。“青山州景云元年（710年）析玄州置……寄治于范阳县界水门村。”同上。“信州，万岁通天元年（696年）置，处契丹失活部落，……天宝年，寄治范阳县。”同上。以上诸州都是以契丹族建，其本来居住于今辽宁省西部，李尽忠、孙万荣之乱后，尽迁于河北。后未见其迁回。今河北省为汉族聚居区，这些契丹人迁河北后，到公元10世纪辽兴，占河北地，已二百余年。岑仲勉据《旧唐书地理志》的材料统计出“在燕云末陷入契丹二百年前，彼族繁息于幽州一带者已万六千人以上矣”。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这些契丹人应当已有相当融入汉族之中了。
此外据《册府元龟外臣部》，唐代契丹人有不少入贡留宿卫者，或投唐者。如《新唐书契丹传》载：“岁选酋豪数十人长安朝会，……其下率数百皆驻馆幽州。”
又如李尽忠败，降将何阿小、李楷固、骆务整及其所率契丹兵士入唐者，以后应当都融入汉族中了。唐代有些大将如李光弼、孙孝哲、张孝忠都本为契丹人，已改汉姓，渐融入汉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