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民族。从北魏见史以来，它在我国北方积极活动近千年，为开发我国北方作出了巨大贡献。公元10世纪契丹族建立了辽朝，统治中国北方近200年，对我国中世后期历史有重大影响。但长期以来我国对契丹史的研究始终较薄弱，一直未能形成一个独立学科。其主要原因是对契丹史和辽史的研究范围和体例长期混淆不清，不明确契丹史作为民族史来说应有其研究的特殊内容和规律。为促使契丹史从辽史中分立出来形成独立学科、进一步推动契丹史研究的发展，试就契丹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论述如下。
一、契丹史和辽史的区别
契丹史和辽史长期以来混淆不清，被人们视为同一学科，但实际上它们分属两个学科。契丹史属民族史，辽史属断代史。
辽史作为一部断代史应该研究辽代各族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历史。契丹族是辽代的统治民族，使得契丹族的研究在辽史的研究中通常占有重要地位。但在辽代统治范围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仍是汉族，因此不可避免，汉族在辽史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不少论述辽代的文章，实际上不是讨论辽代的契丹族，而是讨论辽代的汉族。同时，在辽统治下，除契丹族和汉族外，还有女真族、渤海族、奚族、室韦族等，它们在辽史中同样应占有重要地位。过去对辽人和契丹人两个概念混淆不清，似乎辽人就是契丹人，这是错误的。辽人应该包括辽统治范围内的各族。因此，写辽史不能单写契丹族，而应写辽代的各族。在辽史中，辽代各族都应占有相当篇幅。把辽史的极大篇幅用来写契丹族，而仅用较小篇幅来写其他各族是不合适的。这和过去许多中国通史仅着重写汉族，没有全面充分写中华各族人民的历史，是犯了同样的错误。
契丹史作为民族史来讲，它应主要研究契丹人的历史。虽然写契丹史时不能不涉及契丹族和其他各族的关系，但只是从关系的角度写，其他各族在契丹史中所占篇幅甚小。有些文章写的是辽代的某一方面，内容主要是写辽代的其他族，就与契丹史无关或关系不大。
同时，契丹史既然是民族史，它就应写这个民族的形成、发展、消亡的全过程，而不能仅写辽代的契丹族。但目前有的契丹史著作，实际上写的仅是辽代的契丹族。辽以前将近六百年的契丹族仅占全书十分之一，辽亡后数百年的契丹族仅占全书二十分之一，而用绝大部分篇幅写辽代的契丹，这显然很难全面反映契丹族的发展过程。有些文章写契丹族的某方面，但实际上所写的仅是辽代的契丹，这就不全面。契丹族在前后近千年中在分布地域、社会经济、习俗、语言各个方面都有巨大发展，因此，绝不能以辽代的契丹概论契丹。
目前看来，在契丹史研究中，由于抓不住契丹史的特点，因此，对辽以前的契丹族和辽以后的契丹族研究不够。尤其是对金元的契丹族研究得更不够。关于西辽虽然有了专史，但实际上西辽仅占契丹族的一小部分，契丹族的绝大部分还是在金的统治下，对此却很少论述。同样，即使对辽代的契丹相对来讲是研究较多的，也由于把契丹和其他族混淆，而阐述不清。例如辽代的疆域有人论述，但辽代契丹族的活动范围却没有论述；论述辽代经济发展时，往往不自觉地过多描述了辽代汉族的经济状况，而忽视了辽代契丹族经济发展的具体状况。因此，分清契丹史和辽史的界限，可以给我们开辟很多新的研究课题。
二、契丹史的内容
契丹史作为民族史，应着重探讨契丹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消亡的历史，它和断代史在内容和体例上应有很大区别。它不应写成以国家形成和阶级斗争为主线的政治史，也不应写成以社会经济发展为主线的经济史。它应以契丹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消亡为主线。社会经济的变化发展只能作为促成民族形成、发展、消亡的重要因素来写，而不是主线。阶级斗争是民族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但不是民族形成、发展、消亡的主要内容，因此也不是民族史的主线，也不应在作为民族史的契丹史中占有过多篇幅。统治阶级的各种活动，当然和民族的形成、发展、消亡有关，但决定民族发展的应是民族的主体人民群众，在契丹史中不应用过多篇幅来讨论契丹统治者的家谱和传记。
要探讨民族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就应着重探讨民族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变化发展过程。
民族的地域是民族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探讨契丹族的分布地域及其变迁是探讨契丹民族共同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至今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对契丹族早期的活动范围迄今还无专文讨论，虽有一些论著涉及这一问题，但观点也颇有分歧，有待进一步探讨。对辽代契丹族的居住地区，更只有一个笼统的认识，没有人加以专门探讨。不少论著讨论了辽代的疆域、建置，但这与辽代契丹族的活动范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课题；对金代、元代契丹族的活动地域也至今无人专门探讨，看来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可做。
经济是探讨民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但至今虽有不少文章探讨契丹族的经济，却还没有一个对契丹族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对辽以前契丹族的社会发展过程，至今还没有统一认识。对辽代契丹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则往往与整个辽代经济的发展相混，有些论著则误把辽代汉人的经济状况与契丹族相混，或者偏重于讨论辽代居住汉地的一些契丹人的经济，而忽视辽代居住北边的一些契丹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应该说契丹族经济在辽代发展是很不平衡的，并非都已封建化。至于辽亡以后，契丹族各部分在经济发展上的不同状况，更无人加以专门论述。这样很难认识契丹经济的发展规律及其分期，也就直接影响了对契丹民族共同体发展过程的认识。
语言是民族的又一重要特征，因此研究契丹族语言的发展同样是研究契丹史的重要内容。目前研究契丹文字的人较多，研究契丹语言的人却很少，更谈不到对契丹语言发展史的研究。这方面资料也极其贫乏。契丹语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受邻近各族语言的影响，如汉语、回鹘语。两者各自对契丹语的影响，至今不清楚。契丹语的语族目前也无专文讨论，契丹语和匈奴语、鲜卑语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对研究契丹族源有重大意义。契丹语和蒙古语、达斡尔语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课题，对研究契丹族的流向有重大意义。这些课题至今尚没有专文问世。
民族的风俗习惯一般体现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因此，研究契丹习俗的变化是研究契丹史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对契丹的葬俗、发式、婚制都有专文探讨，但还缺乏历史的探讨。契丹族的葬俗等在契丹族的一千年历史中是有很大变化的，受不同民族影响，接受了不同的葬俗。对契丹婚制的研究，较多地注重反映一定社会阶段的部分，而对反映其民族特征的部分则探讨较少，实际上作为民族史来说更重要的是探讨后者。对契丹族的一些礼仪习俗，研究者颇多，但缺乏综合研究以说明契丹族心理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缺乏和其他各族的对比研究。
与上述课题研究有重大关系的是对契丹物质文化遗存的研究。现在许多文章较多地注重对辽代物质文化的研究，但辽代的东西并不都是契丹族的，如何区分辽代遗存中契丹族和其他各族的不同遗存，是研究契丹文化的一个重要课题。对辽以前契丹考古文化的探索还只有个别人做了一些工作。由于目前学术界对契丹族早期的活动范围尚无定论，对契丹族早期各种习俗的特点也不够清楚，似乎进展不大。对辽亡以后契丹人的物质文化面貌，更无人过问。
契丹族和邻近各族的关系，是目前研究较多的课题，但一是偏重于契丹和汉族的关系，而忽视契丹和其他各族的关系；二是偏重于政治上的关系，而忽视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三是偏重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而忽视契丹族人民与其他各族人民的关系，因此，论著虽多，还很难反映这方面的全貌，更谈不上对契丹与各族关系史的探讨。同时，在探讨契丹族和其他各族的关系时，过去受大汉族主义影响较深，近年为反对这一偏向，有些人又走上另一极端，过分夸大契丹族的作用，甚至过分夸大契丹统治者的作用，对他们侵略、屠杀、统治各族人民的罪行也为之辩护，甚至加以歌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既要防止大汉族主义，也要防止地方民族主义，不允许回避甚至篡改史实或有意删除史实，历史的科学性和党性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和过去一切阶级的不同，就在于它敢于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探索真理。
探索契丹族的去向也是研究契丹史的重要课题。要弄清它究竟最后加入到今天哪一族中了，要具体分析契丹族各个支裔在辽亡以后的活动及去向。
三、开创契丹史研究的新阶段
目前看来，契丹史的研究还处于开创阶段，今后应着重解决一些有关契丹史学科建设的根本理论问题，才能使契丹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做好契丹史这一学科的资料建设、队伍建设，我们应该协作起来，搞一套完整的契丹史资料，包括契丹族的文献史料、考古资料和国内外的研究论著。我们不能再各自为政，不断重复劳动。要协作起来分工合作，要一劳永逸，不要再人人都独立搞资料。
我们应该组建一支契丹史的研究队伍，这支队伍应该由一些专门研究契丹史的学者和大量兼搞契丹史的同志组成，应该包括老、中、青不同年龄的学者。目前看来我们的队伍很可怜，全国加起来，包括专门研究契丹史的和兼搞契丹史的也不到五十人，青年人更少。这很难适应契丹史研究的需要。要召开契丹史专题学术会议，通过它组织队伍，培养队伍。但更多的还应开展规模更小的仅涉及契丹史某一专题的活动，同时应该有一个契丹史的研究中心，承担起组织协调契丹史研究的工作。
目前有些同志正在从事契丹史专著的编纂。在契丹史当前的发展状况下，所写出的专著肯定不够理想，但还是必要的。希望在我们共同努力几年，一些空白课题得到填补、一些疑难课题有所突破后，我们能协力写一部代表我们国家、我们时代水平的契丹史专著。
契丹民族史的上下限和分期研究契丹民族史，其上下限和分期是必须首先确定的重要问题。实际上，它正是包括了契丹民族的形成、发展及消亡过程，以契丹民族开始形成为起点，而以契丹民族的最后消亡为终点。
一、契丹民族史的上限
契丹民族史的起点按说应该一直追溯到契丹民族的先人最早出现于历史开始。但是虽然传说契丹民族最早起源于青牛、白马两个氏族的结合，但这两个氏族最早出现于何时，却没有明确记载。有的人把这一时间和契丹古人都出现于北魏之时联系起来。但北魏时，契丹已繁殖成八部，而由两个始祖氏族繁殖成契丹古八部，绝不是短短时间就能实现，更不是像传说所说，神人和玉女真婚配生八子，就形成了八部。八子成八部只不过说明八部有共同的起源，并不能真正八个人就成为八部。按照原始社会史的一般知识，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两个氏族结合为一个部落，并繁殖出若干有亲属关系的部落，这一过程至少持续了几百年。因此，从公元4世纪已有古八部考虑，这一始祖部落的出现应该上推到公元初。但是公元初年，以后契丹族出现的地区当时还是鲜卑族的活动地区，这样只能猜测契丹族的始祖很可能是当初鲜卑种族中的一个部落，但究竟是哪个部落，当初叫什么名称，文献却不见记载，而且至今学者对契丹究竟起源于鲜卑，还是匈奴，还是鲜卑和匈奴融合的产物，至今尚存分歧。同时鲜卑和匈奴都是庞大的族体，绝不可能都是契丹族的起源，即使契丹起源于匈奴或鲜卑，也不可能把匈奴或鲜卑全部的历史写入契丹族历史之中。这样，我们在确定契丹起源于鲜卑或匈奴中哪一部，并找到资料说明契丹最初历史之前，只能把契丹族史的上限定在公元4世纪，契丹最早见于文献记载之时。或许将来可以从考古上探索到契丹更早的历史。
二、契丹民族史的下限
契丹族在辽亡以后，走上了分化、消亡的道路，元以后分别流入了许多民族之中。契丹民族已不存在了。契丹族的主要流向是汉族，可以说契丹族的大部分，都融入汉族之中。但能否把汉族史作为契丹族史的继续呢？不能。因为，虽然契丹族的大部分是进入了汉族之中，但对汉族而言，其大部分并非源自契丹族，契丹族并非汉族的主源。因此，汉族史不能作为契丹族史的继续。
契丹族还有许多其他流向，如蒙古族、满族、锡伯族、朝鲜族及云南的许多民族。但契丹族人中加入每个民族的都只是少数，而契丹人在这些民族中也都只是少数，因此，很难把这些民族视为契丹族的继续。所以，从元以后契丹族分别加入了这些民族，契丹作为民族已经不存在了。
只有一个达斡尔族，目前还不知道契丹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来源，但一则达斡尔族只有几万人，即使全部来自契丹族也只占原来契丹族的百分之几，再则达斡尔族是否契丹族的后人，至今尚无定论。因此要说达斡尔族就是古代的契丹族，还是难于成立。不如仍说达斡尔族是契丹族众流向之一为是。
契丹族史的下限，还是以定在元以后，契丹族分别加入其他各族为止。这应该是公元14世纪。
这样，契丹族的上限为公元4世纪，下限为14世纪，上下正好一千年，这不算太长，但比起好多民族也算不短了。三、契丹民族史的分期这一千年的历史大约构成了契丹民族形成、发展、消亡的历史，也就自然地把契丹民族史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是契丹民族的形成时期，大抵上是从北魏契丹八部始见于史，到辽以前契丹民族开始形成之时，时间是从公元4至9世纪。正是在这一时期契丹人由八个亲属部落的松散联盟进入巩固的部落联盟，即所谓大贺氏八部时期，以后又进入遥契氏八部时期，这时契丹人已由部落联盟进入部族（Volk），这一阶段到辽代建立为止。第一阶段大约是公元4至6世纪，第二阶段是公元6至8世纪，第三阶段是公元8至9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