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差不多六点便起床了；我须要，第一，去赎我的连衣裙；第二，去取靴子，它早就送去修，扔掉很可惜。我悄悄穿好衣服，给捷列扎送去咖啡，就走出了家门。半路上我想起来要去这儿的教堂看看。我们在这里生活快两个月了，我一直没能到那儿去。一直一天一天地往后拖，因此，不看看这座教堂就走，我会感到非常遗憾的。我往山坡上走，进了教堂。教堂很古老，但其中没有任何特别好的东西。这里有所有巴登的公爵们的各种雕像，但总的说来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教堂上方是市场，这里非常热闹：女人们在闲谈，有卖的，有买的，他们都大声吵吵；一般说来，这种嘈杂甚至让我喜欢。我想起来问问这里的红葡萄怎么卖，就指了指一枝葡萄问，人家告诉我两十字币，更大的一枝——三十字币。我用六十字币买了将近一磅熟得非常好的葡萄，还买了两个大梨，每个一十字币。真的，我们不知道这里市场上的水果如此便宜，我们买女商贩的水果，她们要一个盾，有时还要更贵一些。就算她们的葡萄比市场上的稍微好一点吧，但也好不了十二倍呀，像她们要的价钱那样。在市场上我遇见了我们的对头——“家鼠”，就是我经常在阅览室里见到的那个人，我简直受不了他。他也在买什么东西，他的女仆提着一篮子蔬菜跟在他后面。我去取了靴子就回家了。我回来的时候费佳醒了，他问我去了哪里。我让他看葡萄，得知葡萄那么贱，他很惊讶。喝过咖啡，我便开始整理箱子。今天应当为我自己说句公道话，上一次，在离开德累斯顿的时候，费佳装好了自己的箱子，还有我的，而这一次费佳没有动手，我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装好了我们两个人的箱子。我的箱子需要格外细心装，那里面有三只盘子，还有茶碗和碟子。必须装好，不能损坏打碎。装我的箱子用了不过三刻钟，而费佳曾坚持说，这件事需要干五个小时。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说这就需要他帮助我了，说他马上就开始装他自己的箱子了。装箱子的时候我一直坐在地板上，因此很累，所以决定休息一会儿。这时候我们这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无论我怎么找自己的假发髻，就是找不到，费佳帮忙找过，也没能找到。最后，我决定叫来玛丽，要她一定找到我的假发髻，因为她总收拾我们的房间，她独自一人在我们这儿，因此，除了她，别人不可能拿假发髻。她立刻回答我，说她没拿，她用不着它，说大概是我丢了。她乜斜着眼扫了一下床铺，就说假发髻没在那儿。我断定，她大概把我的假发髻藏了，因为她对我们很生气，为什么前不久我们给了捷列扎梨，而没有给她，而且好像还给了两次。于是，她一发狠，就把假发髻藏起来了，算是对我们的报复。然而，我丝毫不想失去我的带一绺卷发的假发髻，因为那么一来，我就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梳理头发了。所以我要她一定找到我的假发髻，否则我不会善罢甘休，我要朝房东要。我让她到费佳床上去找，因为我经常在那儿休息。可是她刚走到那儿就说没有，可是她又找了找，就在床后面把假发髻找出来了。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费佳要我相信，他昨天还朝那儿看了看；今天早晨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当我在他的床上躺着的时候，假发髻是否掉到他的床后面去了，所以他今天还看了看床后面，但那里什么也没有；我也看过几次，假发髻没在那儿。我想到，假发髻是不是落到墙和床中间去了，所以我们看不到它。总的说来，我不想怀疑是玛丽故意藏的，可是费佳当下就说，他自己看过，那里没有假发髻，现在它出现了，那么，只能是她放的。玛丽从我们这儿出去后，立刻就去找女房东。女房东突然闯进我们的房间开始大声喊，说她不雇佣小偷，她的人都是诚实的，玛丽什么也没有拿。我告诉她，我没有称玛丽为小偷，只是请玛丽找到假发髻，请她不要喊叫。她继续喊，还捶打自己的胸膛，后来又让我们明天给自己另找住房。她出去了。费佳和我对此都非常恼火，特别是费佳。他很担心，怕她趁自己不在的时候来房间，做些使我不愉快的事。费佳十一点走了，我留下缝自己的衣兜，给妈妈写信。后来又把他的东西都装进他的箱子里去，还有我自己的箱子，以及一个小布袋子。为了少为我们的书花钱，我决定这样做：把一些书，比如十本书，捆在一起，裹在我的黑连衣裙里，与费佳的大衣放在一起，像一个小行李一样带进车厢里去。费佳一开始不同意，可是，因为瑞士铁路只允许免费带十磅行李，不像其他国家的铁路，可以免费带五十磅，所以，因为没有钱，只得同意这么做。我便这样做了。一般来说，今天我干得非常麻利，在半个小时以内就装好了费佳的箱子。给妈妈的信已经写好，我正准备去邮局，费佳回来了。他告诉我，他不仅输掉了那四十法郎，还把戒指抵押给了莫佩尔特，钱也输了。不过开始时他先是往回捞钱，赢了赎回戒指的钱，还有些富余，可后来就都输了。这可彻底把我气疯了。怎么能这样没心没肺呢，——他明知道我只剩下了一百四十法郎，而我们仅仅在路上就要用掉一百法郎，现在又把戒指抵押了二十法郎，这样就又失去二十法郎。我想指责他，可是他跪在了我面前，请我原谅他；说他是恶棍，说他记不住对自己的惩罚，但请我原谅他。钱的损失无论如何让我痛心疾首，但毫无办法，——只得给他二十法郎大概，是为了赎回戒指。——安·格·陀注。然而现在，就我们的估算看，靠这点钱绝对走不到日内瓦。那么，只好把耳环抵押出去，但已不是在日内瓦，像一开始我们预计的那样，而甚至是在巴塞尔了。这时费佳说，最好是抵押给莫佩尔特，并请他两个月后把这些东西寄给我们，他自然要收取邮寄费。虽然临走前以这种方式把东西留给莫佩尔特，我就彻底失去了再拥有这些东西的希望结果正是这样：东西没有赎出来，莫佩尔特的收据至今还保存在我手里。——安·格·陀注，但把东西交给莫佩尔特，特别是他答应把东西邮寄给我们，这样总要比我们一到日内瓦马上就跑着寻找典当商要好一些。在我们寻找典当商的时候，我们要吃要住，这都需要钱。而且，还要看我们找到的是什么样的典当商，也许他不同意接受抵押，而是卖，那么，怎么办呢，只得答应。而且我还想安慰一下费佳：我看到费佳因为输了这么多而伤心欲碎。我对费佳说，如果莫佩尔特让我们抵押两个月，然后把东西寄还给我们，我就同意再给费佳二十法郎，让他去赌场，如果有可能，哪怕只赢三个塔列尔，也要立刻回家。我给他的这二十法郎使他受到极大的安慰。费佳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在根本没有钱，只有最起码的必需品的情况下，给他二十法郎，说他可以去赌场并输掉它们。说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的善良。我想尽快把信送到邮局去，并告诉他们把我们的信转寄到日内瓦。但是在路上我想起来把信忘在家里了。我返回家去取，费佳去了莫佩尔特那儿，从那儿再去邮局。邮局里人非常多，我还没来得及问有没有我们的信，也未指望有我们的信，可这次却有妈妈来的一封信。在我读信的时候，费佳就与邮递员谈把信给我们转到日内瓦去的事。妈妈在信中先（就指责我不告知怀孕的事）向我道歉，接着便写了许多建议，和（怀孕期间）应该注意的事项，说很快就给我寄来一本书，又问我们的地址，以便把那些钱寄来。啊，天哪！上帝保佑，让这些钱快些寄来吧，现在我们多么需要钱啊！费佳从莫佩尔特那儿拿到了一百法郎，还有抵押戒指的二十法郎，也就是一百二十法郎，他收回了戒指，还有一张收据，上面注明耳环抵押期为两个月，莫佩尔特许诺收取一百二十八法郎，把它们寄还给我们。这张纸条使我得到了些许的安慰，也许我们还能把耳环从这里赎出来。这位莫佩尔特看着像个诚实的人，也许我们寄钱给他，他能把这些东西寄还给我们。费佳从邮局去了赌场，我请求他，为了上帝，不要去太久，因为在来车之前只剩下不到一个半小时了。我自己则赶忙回家，要最后把东西收拾好，再看看是否丢下了什么，因为我什么也不想给这帮坏人留下。过了顶多二十分钟，费佳回来了，他说，他把这些钱换成塔列尔，可是他竟没投中一次，就把钱全都输了。我请他不要难过，要他帮助我锁箱子，给房东结账。我们召唤房东，她趾高气扬地来了。我问该给她多少，她说十一个盾。我说，应该扣除一天，因为我们提前一天走，她说，这与她无关，然后就计算我们该给她多少。我说，她向我们要得太贵，她可以看到，现在没有人还会租这样不方便的房子。总之，她非常冲动，甚至还开始捶打自己的胸膛。费佳给了她二十法郎，我问，这是多少个盾，费佳说，她大概不知道。女房东非常生硬粗鲁地回答说，她比他更知道，说她家这样的硬币可能比我们的还多。天哪，这是什么坏女人啊，一想起她来我就难受。这是地地道道的德纳第夫人，粗鲁，生硬，放肆！然后她又要仆役费租房子是带仆人的，所以我们没有义务给他们钱。——安·格·陀注，我们给了她两个盾之后，她又说，如果我们不再给了，就请我们再给她三个盾的木柴钱，这是她因为我们而烧掉的；她说，我们欠她的太多了，因为我们喝的水多，熨的衣服也多。我们给她添了一个盾。这时她又大喊大叫地说，她的人没有一个不诚实的，虽然我们告诉她，我们并没有称呼玛丽为小偷，但是玛丽确实有意给我们使坏，但是女房东什么也不想听。最后费佳问，我们怎么走，在哪儿能雇到马车；她说，可以派仆人去，但为此须要向她付费。拿到三个盾的仆役费之后，女房东走了。费佳捆好箱子之后便去雇马车。他走后女房东又来了，说她忘记要十八个十字币的被打碎的夜壶的钱了。真是个坏透了的婆娘：为嘈杂的住宅每星期收我们十一个盾，还不满足，还要再讹我们十八个十字币。我先给了她六个十字币，又给了三个，但她不停地重复：“这还少”，虽然我根本不打算少给她，只是一点一点地给，因为我分不清这是什么样的硬币。我还差五个十字币，就给了她一个塔列尔。她一开始把塔列尔丢在了桌子上，后来似乎想起来了，又来取，后来又送来了找零的钱。费佳带着马车来了。离火车开走还剩四十分钟。他还带来一个面包和半磅火腿，我们匆匆忙忙地吃了。我从来没有这么快地吃过东西，费佳还不停地催：“快点吃，快点。”无论我还是费佳，都累得很疲惫，大汗淋漓，因此我很担心，费佳可不要感冒啊。马车夫为我们拿东西，我们走下了楼梯。女房东那么粗鲁，没有出来祝我们一路平安。这时候我想起了我们在德累斯顿同房东太太告别时的情形。我们走时她甚至掉了眼泪，她的妹妹则把我们送到单元门口。在楼梯上我们遇到了玛丽，她站在窗户旁边，好像在抬窗户，但我相信，她是在装样子，实际上她在想，也许我们会赠给她一些什么。就这样，她一句话也没说，没有说点什么吉祥的话。多么恶劣呀：她还这么幼小，年仅十四岁，竟然这样忘恩负义！我们对她一向很好；我们有水果的时候经常给她，给最好的，给很多；还给过她很多钱。然而她竟这样无情无义，分手时竟不肯说一句话，装作没看见我们。我们只遇见了铁匠老婆的那些坏孩子们，他们一直不让我好好睡觉。
我们坐上马车，疾驰而去。没有谁送我们，只有形形色色的人们从窗口看着我们离开这里。我总忘记记上，在我们对面住着一位老太太，当她因为什么事伤心或哭泣的时候，非常像我的妈妈，像得令人惊讶，难以置信，以致我有时觉得，这根本不是某位素不相识的老太婆，而就是妈妈。这位老太太手臂疼，我和她经常互相交换眼色。她几次脸上带着痛苦的表情让我看她那有病的手臂。但是她开始渐渐地痊愈；我每天和她相互鞠躬问候。马车夫把车赶得很快，尽管我们只剩下半个小时，我们及时来到，甚至还等了相当长的时间。费佳去买车票，买了两张，六十七个法郎。然后他又去托运行李。按照我们的车票，我们有权于十日之内在经过的城市里停留，如弗赖堡、巴塞尔、伯尔尼、洛桑、奥尔滕等地。在费佳去买票的时候，捷列扎跑来了。她看样子气喘吁吁，问我是否拿了他们的钥匙。我的确有拿别人钥匙的坏习惯。真的，我不记得我去了什么地方而没有拿过钥匙。这一次也是如此。她对我说，钥匙不见了，太太很生气。我立刻把钥匙给了她，捷列扎同我告别，为我给她钱表示感谢。我感到很遗憾，因为我没有钱，不能再给她一些钱。真的，这是巴登最好的人。她非常温顺，总是那么逆来顺受，非常知道感谢他人的善意，似乎她很为我们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气恼。我们后来又坐了一会儿。我喝了些柠檬汁，因为费佳找到一些巴登的钱，必须花掉，否则，在其他地方都不接受它们。铃声响了，我们走进了车厢。但我们只坐到奥斯，我们在这里应当换车。我很幸福，我终于离开了这座可恶的城市。我想，我再也不来这里了。而且也禁止自己的孩子们来这里，它给我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当我和费佳仍在巴登走动的时候，钱是这样分的：我带着五枚金币（一百法郎），他拿着七枚，也就是一百四十法郎。为行李费佳交了十个盾，也就是在那儿，在离开的时候，花了一百法郎。唉，我们的处境会是怎样的呢，假如我们不抵押物品，仅有区区一百四十法郎。拿着这么一点钱我们甚至走不到巴塞尔。真的，我们把东西抵押在了巴登，这事做得异常聪明。虽然也许东西因此就断送在这里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它们是注定要失去的，不是在这里，就是在日内瓦；不是在日内瓦，就是在别的某个地方。它们肯定要失去，而不可能再回到俄罗斯，我敢用砍掉一只手来打赌。车厢里很热，我和费佳开始吃红葡萄。我没有忘记把红葡萄带上车。葡萄很香，我们为仅有这么一点点葡萄而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