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的那七天，是吕佳薇照顾我。吕佳薇好像比我还高兴，抱着齐米粒左看右看看不够。齐天光当然也都在，他却什么也帮不上。我差不多整整两天没有理他，齐天光不知自己有什么错，他真的不明白，所以很厚道地询问吕佳薇。吕佳薇说，书上说有些产妇会得产后忧郁症，阿米大概是忧郁了吧。齐天光信以为真，又乐呵呵地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幸福中了。
我一直试图原谅齐天光，我想肯定是我太敏感了，文学女人的敏感常常是可笑与可怕的，甚至让人窒息。他不能替我阵痛，不能替我生产，闲着也是闲着，打打俄罗斯方块也算不得什么错。可是一边劝着自己，一边脑子里还是着了魔似的反复重现着那一幕。我不能原谅的不是他在干什么，而在于他那样闲适地靠在墙上，其肢体语言分明是孩子气的若无其事与事不关己。
我后来跟齐天光离婚时是把这一桩事当成理由之一提出来的，他目瞪口呆，认为我在开玩笑，所以眼珠子定定地在我脸上停留了数秒钟之久。他是个好人，我说过了我不想讲他的坏话，我们现在像兄妹一样充满友爱地往来。除了他父母，这个世上可能没有其他人比我更关心他了，可是在我的坚持下，我们仍然离婚了。我对齐天光说，我心中没有爱了，我不爱你了，可是我希望有个好女人爱你，仰望你，照顾你，温暖你。儿子齐米粒判给他，但跟着我生活，每月他付300元赡养费，后来又加200元，共500。
我离婚的事实差不多瞒着家人及同事朋友一年，包括我父亲，包括我叔叔以及吕佳薇，他们都是很久以后，在齐天光即将与另一个女人进入洞房时才知道了真相。吕佳薇当天就脸色肃穆地找上门来，她不说话，只是坐到我面前，看着我，看着在一旁不谙世事津津有味玩电脑游戏的齐米粒，心事重重。我笑起来，我很清楚吕佳薇在替我伤感，而且还有担心。四十岁，女人最好的时光都付出去了，青春、激情、梦想、容貌，还剩下什么？一副日趋羸弱的身体、一张已经衰败的容颜，以及一颗千疮百孔的心。不过，吕佳薇最终还是看出来了，我也有伤感，但这个伤感完全是在我的心智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所以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她长长吁了口气，说，是啊，也许这样更好。
两人不再相爱的人，挤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其苦痛与无趣是吕佳薇轻而易举就能理解的，但她心疼齐米粒。没爹的孩子齐米粒其实整天大大咧咧无忧无虑的，父母离异的阴影从来没有投到他身上，可是吕佳薇放心不下，她来看齐米粒，给他吃的穿的玩的。齐米粒像是她的儿子，寄养在我家。
我倚在门上看着吕佳薇与齐米粒嘻嘻哈哈打成一片，便不免想起那个夭折的陈家血脉。如果顺利生下来，那孩子也已经二十岁，站在那里，个子肯定比吕佳薇还高了。可是那个孩子没有到来，他（她）消失在1981年的秋季。我从来没有对吕佳薇提起自己知道这件事，我从来不提。生活中有许多事，它们山一样横亘在那里，庞大，巍峨，却有着谁也不能触及的脆弱。吕佳薇不说的，我便不问。我记得吕佳薇去年曾买过一本小说，书名叫《我的生活无可奉告》，是福建省一位叫北北的女作家写的。书不怎么样，吕佳薇喜欢的只是书名，她一直把书放在床头。无可奉告，真正的生活状态其实对谁也不值得如实奉告。
有一次，在一个我认为极好的气氛中，我倒是字斟句酌地向我叔叔提及这件事。之所以要提，是因为我拿不准我叔叔是否知道内情。以吕佳薇的性格，她也有可能独自将一切承担起来，她沉默。而我觉得，无论如何，这是属于我叔叔的一个历史事件，他有权也必须知道，他负有责任，对吕佳薇，对那个夭折的胎儿。
我叔叔抽出一根烟点上，深吸一口，缓缓吐出，他的脸渐渐被烟罩得朦胧起来。我叔叔现在抽的是大中华牌的烟，外包装红通通的那种，他抽得很凶，一根接一根的，没有断过，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已经被熏成青黄色。再吸一口，再吐一口，他望着我，笑笑，不置可否。
我后来对他的笑琢磨了很久。我已经是个作家，正如吕佳薇当年对香港导演陈天祥所吹嘘的那样，是名不错的作家，在当地有一些影响，得过不少奖，发出不少作品。作家这职业不断锤炼着你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尤其是小说家，这基本上就是两大看家本领。可是，我观察与理解不了我叔叔。他笑笑，不置可否，仿佛我所叙述的只是某部小说的一个片断，与他无关，与现实无关。然后他很快就云淡风轻地转了话题，问起我父亲陈白丁的情况。他说，阿米，你得管着你爸爸，别让他那么拼命干活。这么大年纪了，要好好享受才行。说着他要离去。走几步，又回头，说：你就说是我说的，我让他别太累了，钱挣那么多干什么？他年纪大了！
我点点头，心里暖暖的，我说谢谢。我是替我父亲说这一声的，没有比我叔叔的关心更温暖我父亲了。
我父亲现在的确像是跟阿果比赛似的忙着挣钱，他在建材市场开了家全市最大的店，木材、磁砖、卫生洁具样样齐全。我父亲陈白丁67岁了，非常奇怪的是，二十年前，当他还只有47岁的时候，背驼了，头秃了，牙齿掉了，可是活着活着，他却渐渐生机回转，一年又一年中，他的背像是一株被强有力支撑住的老树，居然又抖擞着往上昂扬，而他的头发，在油光闪闪的头皮之下，乌黑的须发春苗般钻出来，虽然零星，虽然稀疏，却是蓬勃不容置疑的。我很为他外表上的枯又逢春欣喜，不过他的身体仍然令人担忧，血压、心脏都是问题。67岁，毕竟到了这个年纪。
我父亲曾要求到阿果的公司去工作，他其它都不做，只要求做财务，他说我会算账，我自己办砖窑厂时，那么多账进进出出的全弄得清清楚楚分厘不差。我从来没见我父亲这么跟阿果说过话，他几乎是求阿果，声音中透着恭谦与讨好。可是阿果想都不想就拒绝了，阿果挥挥手说，开什么玩笑，财务你也能做？我公司的财务你连门也摸不着，你还是别再打这个主意了。我父亲不甘心，又让我去跟阿果说。我不觉得父亲有去工作的必要，前些年他挣了不少钱，足够他好好挥霍上二三十年了，即使没有，我和阿果也不会袖手旁观。我希望他悠下来，游山玩水享受生活去，最不济跟其他老人一样打打麻将聊聊天也好，可是我父亲不听，他的执拗中分明带着其他的成份。我问：你为什么一定要去阿果的公司？我父亲十分孩子气地跺了下脚，说，我就是要去！你去跟阿果说说，不给工资也行，我就是要去！
我只好找阿果。我极少去他公司，他与我完全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人，井水不犯河水。
阿果公司的墙上贴了很多硕大的彩色照片，都是阿果与省市以及北京领导的合影，阿果在炫耀自己的身份。这种做法很土，不过还能要求阿果怎么样？毕竟那些领导的接见都是真实的，阿果去很多领导家跟去我叔叔家一样自由随意，这也不是什么秘密。领导都挺尊敬阿果，握着他的手称他陈先生，把阿果浑身的毛都叫顺了。阿果做商业，公司以外他什么权也没有，可是他却可以轻而易举地左右逢源，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市井间说法很多，说来说去，总之是把阿果夸张成孙悟空一样人物。在我们这座城市，的确几乎没有阿果办不成的事。我手往董事长办公室外指了指，我说，阿果你招了那么多七七八八的人，许多人明显也就是拿钱养在这里的，什么事也不用做，难道还在乎多一个老爸吗？
阿果说，你也来掺和什么呢小姐？你以为现在做财务只是跟锄地补鞋一样的手艺活？财务这玩艺学问大着哩！
财务的学问有多大我不懂，也不管，我自己的那点工资和稿费都管得丢三落四。可是，我得管我父亲，我没有了母亲，剩下他一人，他是孤单的。我把他的迫切理解成急于发挥余热，年纪大了，总是怕寂寞，总要弄些事忙忙以示自己还很重要，还没被世界所抛弃。我说，他是你爸，他可以不要工资，他只想进你公司，你怎么这么狼心狗肺的。
阿果皱着眉头沉默了一会。他皱眉头的样子有些古怪。那只假眼珠，本来已经乱真了，不是知根知底的人，一眼都未必看得出来了，可是他眉一皱，眼睛周围那些又脆又薄的皮就跟着扯动了。能扯动的都是自己原有的东西，只剩下那只外来的假眼珠，它木木地呆在原处，像位新加入队伍的孩子，别人嘻嘻哈哈蹦蹦跳跳，他却愣愣的，一时没反应过来，跟不上步伐，马上就与那个群体游离了。阿果发现我在看他的假眼，阿果挺不喜欢人家这么看他，所以他没好气地扬扬手打发了我，他说，好吧好吧，让他来就是了。
但是我父亲去财务部没干多久就被阿果辞退了，我父亲进了公司后，本来什么事也不用做，甚至有无上班也无人过问，可是他自己却积极得不行，简直像个求知欲亢进的好学生，整天伸长耳朵，又东问西问。阿果的公司不喜欢这样的人，阿果公司里的人从来都是各干各的，彼此互不相干，这是阿果刻意训练的结果。先前公司里的人因为不慎损失几十、上百万元，阿果也未必发火，可是若是有人多嘴多舌，阿果便将桌子猛地一拍，吼道：他妈的，叫他马上给我滚蛋！
我父亲显然犯了大忌。财务部的人本来谁也不敢告我父亲的状，可是我父亲真是太过分了，他几乎仗着自己是董事长的父亲，把许多讳莫如深的忌禁逐一打破。
对董事长的父亲所有的人当然都怕，可他们毫无疑问更怕董事长。阿果向他们打听我父亲的情况，有人支唔着，犹豫着，最后还是如实秉告。阿果十分恼火，阿果用整整两分钟的时间按捺自己，可是他终究没有按捺得住，气越喘越粗，脸越来越青，周身的毛孔越张越大。桌上有瓶欢乐香水，是刘贝贝刚从法国带回的，阿果让她带，带给我婶婶施淑英，每盎司230美元，这香水就成了阿果的出气筒。阿果抓起造型精致的香水瓶子，恶狠狠往地上砸去，喊道：马上把他给我叫来！瓶子在地上裂开，优雅闲淑的茉莉芬芳顿时就四下散开，向整层楼的每一个房间弥漫而去。
我父亲在阿果的办公室里与儿子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吵，激动的程度令人联想到两百门大炮堆在一间屋子里齐鸣共放。吵的结果当然是我父亲离开公司。我父亲一定要进阿果公司的目的，我是后来才明白过来的，在当时，我毫无疑问站在了阿果一边。进了公司，就是普通一员，谁也不能破坏规矩嘛。
我父亲在离开阿果办公室时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以为很了不起是不是？我操你妈鸡巴的！你看着吧，我自己也办得起公司！
两个多月后，我父亲的建材店就开张了，他几乎把所有的积蓄都掏出来，单店面就买下五百多平方米，仓库还有三五个，以及一部工具车。这是我父亲生活前所未有的转折点，他简直走火入魔，赤裸裸地表现出对金钱的狂热激情。几年前他在我叔叔的一再劝说下，终于把砖窑转手掉，进了城。我叔叔不让他一个人孤孤零零呆在花岐镇，我父亲听从了，可是他到城里后，不住阿果家，而是在阿果家附近租了间房。我让他来跟我一起住，他不肯，死活要自己住。每天早上，多冷的天，街头还冷冷清清，他就出了门。要忙的事很多，进货、出货，跑工商跑税务，一直要忙到天黑了才能回去。正逢我们城市房地产业兴旺发达时期，卖出去的房总要装修，我父亲的店里每天顾客爆满。
很多人不理解我父亲，没法理解，他骑一辆破自行车，从来不打的。至于吃的，一碗三元、最多五元钱的面即可。如果有人问：老陈啊，你的钱几辈子也花不完了，这么省着干什么？我父亲总是嘿嘿一笑，他说，钱嘛，怎么会没有用？
我对阿果说，你无意间造就了一个老板。
阿果撇撇嘴，说，我们陈家的人哪一个不优秀？老爸嘛，他当然也不能相形见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