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春英
唐代交通发达，女性日常行为规范与儒家礼教所倡导的“主中馈”、“备酒食”，侍奉舅姑，相夫教子的传统相去甚远。她们走亲访友、寻职劳作、游山玩水，甚至参政议政，生活内容异常丰富，外出机会大大增加，旅行和出游成为此时女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出行装既重要又普遍，和彼一时社会思潮、女性风尚紧密相连。颇能体现制度史之外，社会精神在女性心理上的投影，以及这种影响又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一出行装的种类及变迁
据《旧唐书·舆服志》记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离，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王公之家，亦同此制。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寻下敕禁断，初虽暂息，旋又仍旧。咸亨二年又下敕曰：“百官家口，咸予士流，至于衢路之间，岂可全无障蔽。此来多著帷帽，逐弃羃离，曾不乘车，别坐檐子。递相仿效，浸成风俗，过为轻率，深失礼容。前者已令渐改，如闻犹未止息……此并乖于仪式，理须禁断。自今已后，勿使更然。”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离渐息。中宗即位，宫禁宽弛，公私妇人，无复羃离之制。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
《新唐书·车服志》记载：初，妇人施羃离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羃离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
这两段材料的记载大致体现了唐代妇女出行着装的概要。显然，旧书记载将羃离之于帷帽，帷帽之于胡帽，胡帽之于仿男装的妇女出行装束之变迁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以上记载是否就是唐妇女出行着装的全部？具体形制又如何？还要结合研究新资料进行说明。
羃离周锡宝先生认为羃离之制来自北方民族，时间当是北魏前后。因《魏书·氏族传》、《周书·吐谷浑传》及《通典》皆有：附国，即西汉时的西夷，其俗：“或戴羃离”和“多以羃离为冠”的记载，另有学者则以《晋书》中有“或戴羃离”的句子，得出“六朝时期男女均用”的结论，其实旧书已有明确时间记载，唐初妇女骑马著羃离是沿袭北齐、隋两朝的旧制，说明北齐、隋两朝已盛行女子骑马戴羃离了，羃离之制的始行当早于此，但不早于北魏。则天朝之后，有学者认为羃离渐被淘汰，笔者通过对宋代妇女服饰的研究发现，羃离并未退出妇女生活，只是随时间的推移形状发生了变异，由最初的可遮蔽全身发展至宋代成为仅可盖头的装饰，形式虽变，意义却在。
关于羃离的具体形制，由于缺乏可靠的形象资料，难以确知，历来众说纷纭，今人论及，也多以马缟《中华古今注》“羃离之象类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缯帛为之”为据。然马文所言也多引《舆服志》语，形象仍难明了，且论据不足。沈从文先生则认为：“照唐俑来看，虽有全身罩裹骑马人，但所著未能肯定即羃离，因多系仆从身份。—本图（指原书所载之《明皇幸蜀图》和唐俑妇女形象）即是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帷帽妇女不同形象。有如软胎观音兜风帽的，或可叫作羃离。”接着又说：“就敦煌画迹和近几年出土墓俑分析，有穿遮蔽全身近似观音兜披风外衣的，脸部却少遮蔽，和不欲人窥视不尽符合。”周锡宝先生则本着“礼失而求之野”的精神，引用朝鲜电影《春香传》的形象证明羃离的形制，虽具体但难服众。从近年的敦煌研究情况来看，羃离应当是一种衣帽相连的与后世斗篷相似的装束。沈先生的疑惑源自《舆服志》所言，“不欲途路窥之”，实为史家溢美之辞。唐宫禁松弛，宫人出游、骑马、打球实为平常。有学者猜测羃离初入中原时，可能全身遮蔽，而后渐改。这种猜测正和“软胎观音兜风帽的，或可叫作羃离”相印证。由此可见，羃离的长短、大小可以不同：或仅为盖头齐肩，或不仅盖头而且能遮盖全身；大多为朴素的单色，纱制较多，但也有粗厚料制；帽胎有硬有软。穿戴羃离的时候，其他衣裳的穿戴与经济条件、社会地位、流行时尚有关，并不受羃离的影响。
学界公认羃离是“发自戎夷”的胡服，段文杰更是认为：“这种服制大约是吐谷浑民族风俗，也可能与阿拉伯服饰有关。”这主要和段先生生活在西北的所见所闻有关，今天在西北的伊斯兰妇女中，仍通用盖头蔽身。此习俗虽源自宗教，但也和阿拉伯日晒强、风沙大的地缘有直接关系。因此，其实际用途是远行旅客乘马时用以围裹身体、遮蔽风尘的。从最初男女通用、不择尊卑的穿着状况来看，唐女子出行乘马着此服，不仅为时尚，而且更注重它的实用意义。
帷帽帷帽之制始于隋，盛于唐永徽至开元年间，曾两次被禁，皆因统治者认为帷帽“过为轻率、深失礼仪”。这是因为帷帽的形状决定的，帷帽是一种高顶的大檐帽，因其檐下垂一丝网似“帷”故名。它是由西域传入中原的一种少数民族戴的帽子。《旧唐书·吐谷浑传》载：“男子通服长裙缯帽，或戴羃离”，“长裙缯帽”，据向达先生考证：“帷帽即吐谷浑男子所服之长裙缯帽，吐火罗人所著之长裙帽。”这里所说的长裙，即指帽檐下所垂的丝网。可见因西域风沙大，帷帽用为障蔽风尘。
关于帷帽传入中原的时代，历来众说纷纭，但多以宋人高拯的说法为据。高氏在所著的《事物纪原》中说：“帷帽创于隋代，永徽中拖裙及颈。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纱全幅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盖本此。”实际上，此说盖源于刘子玄给唐中宗的奏议。据《旧唐书·舆服志》载，景龙二年（708年）七月，太子左庶子刘子玄进议曰：“……阎立本画《昭君入匈奴》，而妇人有著帷帽者。夫帷帽创于隋代，非汉宫所作。议者岂可徵此二画（另有张僧繇所画《群公祖二疏》）以为故实者乎！”在这里刘子玄是针对阎、张两画中人物服饰易代而指出的。但帷帽是否创于隋代呢？查《隋书·礼仪志》即知，南北朝宋、齐间及后周之时，就已经有了这种“垂裙”的胡帽。《礼仪志》注云：“案宋、齐之间，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土庶以乌，其制不定。或有卷荷（卷檐），或有下裙（垂网），或有纱高屋（高顶），或有乌纱长耳（耳遮）。后周之时，咸著突骑帽，如今胡帽，垂裙（垂网）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其中的“或有下裙”，“垂裙覆带”，则正是隋唐“拖裙及颈”的帷帽的形制。虽然目前尚无画塑资料佐证，但仍可断定，帷帽传入中原至少是在南北朝时期。尔后随着风俗的易化，以及中原与西域地理气候的不同，帷帽的形制亦有所改变，“裙”的形式已发生变化，而成为类似“昭君套”的一种帽子。
帷帽在穿戴时，唐女子多着窄袖短襦、长裙、靴。另外，从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彩绘陶俑来看，它还可以和当时任何一款流行时装与头饰相配，同时，它也不会遮盖唐代女性引以为骄傲的任何面部化妆，这也是帷帽屡禁不止的原因。帷帽在隋唐五代时期甚为流行，且无分男女，宫廷内外，官宦士庶。甚而至宋、明两朝。
胡帽胡帽是种泛称。是指西域少数民族所戴的帽。包括珠帽、貂帽、毡帽、浑脱帽、搭目帽、蕃帽以及卷檐帽等帽服。以胡帽为代表的出行装，通常与胡装相配：即翻领、窄袖长衣、条纹卡夫小口裤，腰间佩革带饰蹀躞七事，足著绣花短靿锦靴或软履。单著胡帽的形象鲜见于史迹，所以也可以说胡帽即胡服的代称。
根据《舆服志》记载可知，胡帽是继帷帽之后为盛唐女性骑马时所戴的一种帽子。元稹《法曲》诗曰：“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沈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元稹生于中唐，其“五十年来竞纷泊”一句，上溯则恰指盛唐。可见仕女衣胡服在开元、天宝间尤盛，中唐继其余，元稹所咏与史志相符。只是中唐至五代的胡服以回鹘装与时世妆为代表，在形式上与盛唐及其以前有所不同。
胡帽比起“全身障蔽”的羃离和将面部“浅露”于外的帷帽更加“解放”，它“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它的形象在永泰公主墓、李贤墓、李重润墓、韦顼墓等墓室壁画，以及敦煌唐代石窟壁画也有许多反映。
唐女子著胡服，不同于唐男子的胡服，唐男子的胡服多是胡服与汉装结合之后形成的一种改良胡装，一改汉魏旧制，独具唐特色，唐女子胡装同样独具唐特色，但她们并不以改良为尚，而是直取原样不加稍改。
仿男装“著丈夫衣服靴衫”是唐女性出行着装的又一特色。此制最早出于高宗宫廷，太平公主曾著“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歌舞于高宗和武后筵前的太平公主不仅男装而且还佩有刀具，一方面固然可见太平的受宠程度，另一方面可见女服男装时的惟妙惟肖。中宗以后，“……（女子）有衣男子衣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开元中“初有线鞋，侍儿则著履，奴婢服衫，而士女衣胡服。”《中华古今注》记载：“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帽，内外一体也。”安史之乱之后，女著男装被当作“服妖”受到传统儒士的反对。
女服男装的具体形象资料很多，从唐墓室壁画、绘画以及出土俑中均可得到资证。其中《虢国夫人春游图》中虢国夫人姐妹的形象最具代表性，其具体形象多为头戴幞头、身穿圆领窄袖缺胯衫，足著乌皮六缝靴，腰系革带，看上去几乎与男子无异。另外从文字资料和图像资料来看，都证明在男子著胡服时女著男装也紧随其后，所服胡服也是男装胡服。
露髻装所谓露髻装是种泛称，任何头部没有帽饰的出行装，都可被称之为露髻装。自中唐以后露髻装成为唐妇女出行的主要装束。此装束和燕居之服已无明显的界限，穿着时既不影响面妆，又不影响发式，还可以兼顾服装的时尚展示。
除以上几种女子出行装以外，唐女子出行迎合时宜的还有：油衣与风帽。
油衣即雨衣，始行于隋唐，宋明沿袭。在衣帛上刷桐油，可以防雨。《隋书·炀帝本纪》记载：“炀帝尝观猎遇雨，左右进油衣……”《北梦琐言》中也记载：“唐孔拯侍郎作遗补时，朝回遇雨，不赉油衣，”由此可见上自帝王，下至黎民百姓，户户皆备。
风帽据文字记载始于南齐，历经后世各代流传直至民国，属暖帽的一种，用皮毛或厚实的织物，也可中纳棉絮，帽有裙，披时及肩。唐代的风帽具体式样可以从近期陕西邮电学校出土的一件唐墓风帽俑的形象得到印证。这件风帽俑，通体施白衣，上涂黄彩，头戴及肩风帽，此风帽软胎有俩长可及膝的耳朵，非常别致，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风雪帽近似。右手衣袖贴身自然下垂，左手微握横置于胸，上身著开领交衽衣，腰系带，下身穿袍。据考证此墓属初唐时墓，墓主为女性，可见在唐初，气温下降时出门还可以戴风帽。
二出行装之文化观
时尚或称流行，指的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在某一群体中广为流行的事物或倾向。服饰时尚，则指的是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在一群体中广为流行的款式、色彩、质地、图纹、工艺装饰以及穿着方式等的倾向。唐代妇女出行装的时尚变化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唐代妇女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的产物，蕴涵在时尚流行中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思潮是这一时代妇女文化最直观的体现。
首先，从羃离装到帷帽的变化体现的是初唐至盛唐之初，妇女自主、务实、唯美的精神气息。
羃离装比之帷帽，从服装结构上看，体现出很强的封闭性。
据竺可桢对长安所处的关内（山海关内）十八省水、旱灾害所作的统计资料来看，从三国到唐初（4—7世纪）中国大陆气候比较寒冷干旱；自唐中叶至北宋中叶，持续240年（811—1050）湿期，气候比较温暖。可见公元4—11世纪的气候条件，不仅为羃离的流行提供了必要的气候基础，而且也解释了从羃离到帷帽类出行装的转变原因。从北魏到唐初，在相对寒冷干旱的条件下，出行时全身遮蔽，符合当时的气候条件。自唐中叶到北宋中叶在相对温暖潮湿的气候条件下，出行时考虑通风透凉因素著帷帽、胡服、仿男装继而露髻，气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如果仅考虑羃离防风蔽日的出行功能，可以将这种内隐式自蔽理解为地理或气候因素的结果，但仅仅将羃离的时尚流行归因于气候因素，则不能完全解释它流行的原因。显然气候只是这一系列变化的决定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决定因素。因为，封闭所代表的自蔽与唐妇女的心理状况不符，自南北朝、隋以来的事实证明，唐妇女，尤其是她们中的贵族，可以参政议政、可以带兵打仗；可以离婚再嫁、可以要求完全的一夫一妻制，不惜为争取家庭地位而采用特别手段（奇妒）；即使是其中的平民，也可以帮助丈夫输庸代役，在唐极盛时也有自己的桑田、露田，在家庭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以丰腴为美的健康身体，行走自如的天足，是她们心灵舒展、行动自如的保证。在这样的生存状态里，退隐、内敛、自蔽是不合时宜的。如果仅为了出行时御寒，唐妇女的服饰选择范围也很大，大可不必选择一种来自遥远异族的服饰，但她们为什么还要如此着装呢？回顾羃离的历史，唐妇女接受羃离完全是从实用的角度考虑，全身遮蔽所制造的温暖而神秘的氛围既满足了女人天生的审美意愿，还又符合自北魏以来的动荡时局所要求的方便实用。方便实用是它中选的直接原因，此与传统服饰伦理无关，所谓的“不欲途路窥之”不过是治史的儒士们的附会。至于荣新江先生所说的羃离的使用“反而说明了唐初皇帝和王公贵族对于妇女的狭隘自私观念”是有些言过了。
从羃离在唐初的使用情况来看，也正是这种“方便实用”，成为日后它的终结因素，在大气候变暖以后，不再实用的羃离随即被帷帽取代，其间唐妇女并没有因为它的封闭符合“不欲途路窥之”的儒家传统而稍加怜惜，而是一窝蜂地选择了被道德家贬为“过为轻率、深失礼仪”的帷帽。
帷帽与羃离一样遮风蔽尘却又轻便浅露，带檐的帽、轻薄的纱帷，既挡风又清凉透风，且在穿着时仍可梳高髻、仍可穿袒胸的半臂。即使在天寒地冻时也可用长耳飘逸的风帽御寒，总之，这是盛世初现时的美女们，在欣欣向荣的社会里追求舒适、美、健康的服饰，虽然她们的选择并不被主流社会认同，皇帝曾多次下敕禁断，但她们的流行主张不受任何命令、理论、思想的局限，全凭实用与美做主，很快又以更强烈的流行势头回击对她们的批评。帷帽的流行从永徽年间开始到开元初渐被胡服取代，半个世纪之久，贯穿盛唐始终。
社会风尚所及偶有逆潮流而动者，也会被视为是古板、落伍者。从这一时尚的变迁不难看出，作为一种流行时尚，从羃离到帷帽的使用所体现出的自主、务实、唯美的精神也正是初唐至盛唐之初时女性世界的精神面貌。
其次，从帷帽到胡服的变化体现的是盛唐后期及中唐，在求新求异的审美观掩饰之下对极盛的留恋和对衰亡的恐惧所造成的强势外族崇拜。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羃离、帷帽皆是胡服，但它们与此处所说的胡服不同在于：羃离、帷帽在唐代妇女使用时，已经过几代中原人的浸润，其间胡化意义已难分辨，而唐妇女的胡服则特指当时直接取自西域的服装。
唐代妇女对胡服的偏爱，向达先生认为：“李唐起自西陲，历事周隋，不唯政治多袭前代之旧，一切文物亦复不问华夷，兼收并蓄。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毯之盛行唐代，太宗即与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縻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向达先生所论的是贞观至开元社会风气胡化的政治原因，就唐妇女的具体情况而言，在舍帷帽而取胡服为出行装的选择中，表面上审美层面上的意义远比其他因素要大得多，但实际上开元、天宝时期的妇女对服饰的认识已由此之前的自主、务实、唯美渐变为被动的猎奇，这是唐妇女服装史上的转折点。
帷帽既不影响发式，又不影响面饰，各种材质的垂裙还可以适应不同的环境，不仅在盛唐风靡一时，此后虽然退出了流行巅峰，但仍然影响了后世的妇女出行生活，《清明上河图》中仍可看到帷帽的踪迹。从它的长寿也可看出它兼具审美与实用的妙处不少，但即便如此仍被时尚所抛弃，不难想见，在整个社会，胡俗之风兢事纷泊，“其及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的情况下，尤其是男性群体喜好跳胡旋舞、胡腾舞；喜欢胡乐、胡食；喜欢醉酒于长安胡姬当垆的小酒馆时，唐妇女接受了胡服，虽然胡服的裤装、锦靴更方便骑马出行，但此时无论出于实用还是猎奇的目的，都掩饰不了被整个社会男性喜好裹挟的痕迹。在这种情况影响下，唐妇女所追求的服饰精神的内容已由自主、务实、唯美向求新求异被动猎奇的观念转变了。这一点不仅表现在出行装的变化上，还表现在盛唐时期的所有妇女服装上，譬如薄如蝉翼的花笼裙、计价百万的百鸟裙。无不流露被动猎奇的痕迹。
自南北朝、隋、初唐以来的事实证明，盛唐女性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有增无减，妇女的政治、经济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是这种心灵舒展，精神相对自由的社会大环境培育了唐代妇女求新求异的审美情趣。但也正是这种表面的无拘无束，在缺乏系统的女权思想的中古大环境里，使唐代妇女在时局变化中很快走向了舒放自由的极至。
这一点在胡服的流行衍变中有清晰的体现，胡服在流行之初以帽界定，有珠帽、毡帽、浑脱帽、搭耳帽等等，多出自西域各族，内容十分丰富。中唐以后胡服颇为固定地指回鹘装和时世妆。
回鹘装源自于回鹘，时世妆的风气源自于吐蕃。向先生认为“唐代长安对于外国风尚之变迁，每因政治关系而转移，回鹘装束之行于长安，当在安史之乱后”。回鹘装的流行是因为回鹘曾助兵李亨，李亨即位以后，回鹘与唐关系友好，“以致大量回鹘人随着频繁的贸易往来而入居长安，回鹘习俗便也浸入中原”。回鹘装有这样的来历，不足为怪。但不施红粉，只以“乌膏注唇”，“妆成尽似含悲啼”的时世妆出自吐蕃，也可成为时尚广为流传，颇见盛唐之后唐妇女精神世界中对强势的崇拜，因为只有强大的力量才可以留得住昔日的辉煌，也只有强大的力量才可以挽救衰退。
因为自安史之乱之后，吐蕃与中原王朝关系恶化，初盛唐时的甥舅关系已荡然无存，吐蕃人763年曾攻入长安，代宗出逃，吐蕃人在长安抢掠半月之久，才退出长安。自764年以后的13年里，吐蕃人每年都要发动秋季攻势，“我们没有关于在8世纪60和70年代吐蕃人偷掠了多少东西的确切材料，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侵袭给唐朝缓慢的恢复进程制造了破坏性的后果”。在时世妆最流行的元和年间，吐蕃也仍然是唐最大的强敌之一。穿着艳色的回鹘装，饰黯淡悲苦时世妆的唐女子，不知在吐蕃人的骚扰之下出行，会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恐怕不是仅用愤恨能形容的吧，反差如此之大，也难怪人们会把此妆称为“时世妆”，也难怪西平王李晟“治家整肃，贵贱皆不许时世妆梳”了。
胡服的流行表面看起来是唐妇女喜欢新奇、喜欢热闹所致，还有受整个社会的思潮裹挟的被动。实质上，除前文所提到的审美精神层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胡服的小帽、窄袖、紧腰、小口裤、线靴与中原男子的装扮何其相似，在胡服流行的半个世纪里，也正是盛唐后期向中唐缓慢发展的时期，女性身处其间，感受由盛而衰渐浓的秋意，承受社会失序，原有制度被破坏之后的失望，均田制已无田可授，租庸调制也面目全非，虽然，贵族妇女仍可以赋诗作文接受教育，但整个社会中的大部分妇女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全面崩溃，租庸调所建立起来家庭内部的平等的男耕女织的关系瓦解了，“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时代留下的唯一余续就是可以在社会不加限制的情况下，妇女们自由自在地模仿她们认为是强权的力量。
再次，仿男装的出现表明盛唐中后期的妇女对男权的向往和模仿。
从高宗朝开始有明文记载到安史之变之后被视为服妖结束，仿男装的流行时间并不长，在传统的男权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第一次在服饰上和男人平等了，从《虢国夫人游春图》中不辨雌雄的“俊俏黄门引马”（宫女）身上不难看出，几个世纪以来，用以区分男女性别、地位的服饰界限第一次模糊了。这股潮流虽然有武周女主当政的推波助澜，但更多的是唐妇女对自己的一种重新认识。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种认识也仅仅停留在“和男人一样”的层面上。出行装对方便的要求使这一领域的仿男装的流行之风更猛烈一些，即“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至此，在明清道学家看来更加肆无忌惮的唐代妇女，在表面上彻底地与她们同时代的男子保持了相同水平的社会高度，但事实上，模仿暗喻一种强烈的向往之情，模仿的过程也就是对男权的认同过程。始于五代的缠足之风在此时已奠定了它被后世痛恨的心理基础。
武则天还政与李氏“传子不传侄”正是这种心态的最典型的例证，在最强盛的唐代，每个妇女的内心都纠缠着一个“和男人一样”的情结，这也是她们关于两性最先进的认识。当社会的动荡让她们认识到还有比她们的男子更强大的势力时，回鹘装、时世妆、线靴等强势外族的装饰也纳入了她们的视野。于是中唐的妇女由模仿男子向模仿强势外族转变。
女着男装在欧美也只是近八九十年的事，1920年欧洲的妇女才开始在运动场、练马场穿男式的家常裤，但仍不被大多数人认同，“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女性已经可以穿毫不束缚的衣服去野餐、打网球，或者去花园里研读。但是她们只能在私人生活中和较不正式的场合拥有这项自由。所以绝不可以穿家常裤去上班或宴会，如果在正式场合穿裤装出现，会被视为豪放不羁的怪人，或者可能是女同性恋”。其过程也并不顺利，可见在安史之乱的打击之下，社会将唐妇女着男装视为“服妖”也在情理之中，脱离了群体意识水平的唐代妇女的仿男装，只会以符合它时代特征的方式结束。
最后，从胡服到露髻装的变化体现的是晚唐妇女生活中儒家文化的回归。
露髻装是晚唐妇女对传统的回归，因为，在唐中后期，儒家文化已经在日常生活中占据了上风，男权中心的地位渐渐稳固，传统女性露髻的装饰也渐被认同，但是出行露髻则是传统与唐现实融合的产物。
三结语
综上所述，初唐与盛唐前期的妇女，在出行装的选择、使用上表现出很强烈的自主、实用、唯美的精神，这种精神和时代欣欣向荣的气氛相互影响，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正面推动。盛唐中后期出现的女服男装的现象在世界服装史上以及妇女史上，都可以被称之为是壮举，但会吟诗作赋的唐贵族妇女并未将这一行动升华，而是任由其自生自灭，被服妖之说终结，使中唐的妇女沦为可叹的模仿者的角色，心智的健康受到损害，由模仿男性转而模仿强势外族，唐的衰落也接踵而至。过去对女性心理、精神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不太重视，从唐女性心理、精神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盛唐之盛和女性心灵的舒展、心智的健全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一个时代，如果女性心智不健全，那么这个时代男子的心智会更加地不健全。始于五代的缠足之风就是中唐妇女崇拜强势的恶果，明清中国的情形就是最好的诠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