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康
1897年，俄国人古德弗雷（Godfrey）首次在我国新疆和田古城废墟上发现了东罗马金币。事隔十八年之后，1915年英国人斯坦因（Stein）又首次在吐鲁番地区发现波斯萨珊王朝银币。百余年来，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中国境内相继有多批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出土，数量之多、分布之广，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并作了大量的研究，颇有成就，但对若干问题的研究仍有不足之处。本文拟在前贤的基础上，对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我国是否曾为流通货币，在哪些区域流通以及仿制品的问题作进一步探讨或补充说明。
一唐代律令中的金银钱与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
在我国发现的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绝大多批是在古墓的随葬物中出土的，其中窖藏次数极少。由于这个原因，对出土金银币在当时的用途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其中是否曾作为流通货币更引人注目。具有代表性的是夏鼐的观点，认为萨珊银币在我国既可作为流通货币，也可作为贵重金属金银或装饰物。关于东罗马金币的用途，夏鼐在1959年的文章中根据《隋书·食货志》的记载，认为北周时期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河西地区是作为货币流通的。至1977年，夏鼐发表的文章对以前的说法进行了调整，认为当时远处东方的赵郡（今河北赞皇一带）是不会使用金币的，进而提出东罗马金币在我国是作为葬俗中的随葬品或装饰物使用的。康柳硕用在新疆地区发现的粟特文信札和佉卢文文书中，关于金钱交易的事实来证明东罗马金币在我国曾作为货币流通。陈志强以为不能根据我国没有数量较多的拜占庭金币窖藏的结论，引申出拜占庭金币在我国不曾流通的观点。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许多银钱交易的记载，但由于没有实物样本，我国学者一般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而法国学者童丕大胆推断是由伊朗输入。这些认识是否准确姑且可以不论，但囿于没有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我国流通的直接记载，往往只是依据西北个别地区使用金银钱的零星记载或出土文书作出的判断，普遍忽视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币在我国是否曾经为合法货币的问题。其实唐代律令中有关于金银钱流通问题的若干规定，律令中的金银钱与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是否有关系呢？恰恰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许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我国流通的问题。
《大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记载：
凡诸国蕃胡内附者，亦定户为九等。四等已上为上户，七等已上为次户，八等已下为下户。上户丁税银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贯经二年已上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户三户共一口。无羊之处，准白羊估，折纳轻货。若有征行，令自备鞍马，过三十日以上者，免当年输羊。凡内附后所生子，即同百姓，不得为蕃户也。
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赋役令规定内迁唐境的各民族在附户贯后，视同唐人编户，按户等高下课税和在征行时得以减免，其中课税的一部分是以银钱形式完纳。可见唐前期银钱是法定的流通货币。由于银钱在市面上流通，因而与其他货币之间也有相应的兑换率。吐鲁番阿斯塔那35号墓所出《武周如意元年（692）里正李黑抄》中“高昌县史玄佐付马脚钱札”写明马价银钱二文，准以铜钱陆拾肆文交付，即一枚银钱值铜钱三十二文。
金钱在唐代虽然未被用来征收赋税，但它与银钱同样是合法的流通货币。《唐律疏议·杂律》关于私铸刑法规定：“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不坐。”所谓“不通时用者不坐”，是指私铸的金银钱用作其他用途，而不作为货币在市面上流通，私铸者则不在犯禁之列。反之，则要按律论罪。唐律禁止私铸金银钱，与禁止私铸铜钱一样，其目的是防止产生恶钱，影响通货正常流通。说明唐前期在法律上是允许合法的金银钱流通的。这种认识虽不免有推测的成分，但却有充分的依据。唐初高僧玄奘赴西域取经，途经河西地区时，就看到当地使用金银钱的情况。“凉州为河西都会，襟带西蕃。葱石诸国，商侣往来，无有停绝……散会之日，珍施丰厚，金钱、银钱、口马无数。法师受一半然灯，余外并施诸寺。”金银钱施舍给寺院后不一定再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但过往的西域蕃客与当地民众在施舍前，这些金银钱无疑是作为货币流通的。任何货币一旦在市场上流通，难免就会产生盗铸的现象；有盗铸，就会产生相关的法律制裁。唐代私铸金银钱刑法也就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产生的。
洪遵《泉志》记载景龙中，中宗出降睿宗荆仙公主时，铸银钱以撒帐，让众人拾钱。唐玄宗也曾赐贵妃洗儿金银钱。偃师杏园唐墓曾出土两枚埋藏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的银质开元通宝（含银量85%），但铸造这种金银质钱专为满足皇室的特殊需要，不属于流通货币。唐初的私铸刑法，虽不排除意在禁止仿唐本位币——铜钱的范式私铸金银钱用于流通，但在墓葬中出土的仿铜钱样式的金银钱极为罕见，远无法与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相比，这说明当时仿制唐朝铜钱样式私铸金银币在民间并不普遍。唐律禁止私铸的对象主要是唐初政府允许在市面上流通的金银钱。
在中国货币史上，即使黄金通行的西汉也不铸造金钱，只是汉武帝时期一度杂铸银锡为白金，银始作为币材。王莽正式将银列为“货币六品”之一，当时银以“流”为单位，而未铸银钱。我国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其埋藏时间在南北朝至隋唐（唐前期）之间，相应地在南北朝时期金银钱也出现于文献记载。关于银钱最早的记载是北魏高祖孝文帝之子汝南王悦散银钱的故事。金钱最早的记载，则是南朝齐末或梁初，吕僧珍生子，宋季雅送金钱一千枚之事。之后金银钱也屡见记载。彭信威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金银钱是受外国货币影响而铸造出来的，但魏晋南北朝时各政府均无铸造金银币的记载，也无有关方面的实物出土。唐代虽然允许金银钱流通，并用银钱征收赋税，但同样唐政府无铸造金银钱的记载，更是禁止私铸金银钱作为货币流通。9世纪的阿拉伯旅行者就看到在中国不用金银来铸造硬币。这就是说，唐代允许合法流通的金银钱只能是外国传入的金银币。今天我们看到的埋藏于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金银币有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阿拉伯文金币、哒银币等，其中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分布最广，出土次数与数量也最多。尽管出土的这些金银币，许多是作为装饰物或冥钱、宝物埋入地下，窖藏数量较少，难以充分说明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中国曾是流通货币，但是，如果联系到唐前期既允许金银钱合法流通，特别是将银钱用于税收，政府却不铸造金银钱且禁止私铸金银钱流通的事实，那么，在我国境内流通的金银钱，西亚、中亚的强势货币——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应是主要的成分。
二东罗马金币与萨珊银币流通区域
中国出土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分布范围相当广泛。从报道的情况来看，东罗马金币在新疆（和田、叶城、吐鲁番）、青海（都兰）、甘肃（武威、天水、陇西）、宁夏（固原、原州）、陕西（西安、咸阳、定边）、内蒙古（呼和浩特、武川）、河南（洛阳）、河北（赞皇、磁县）、辽宁（朝阳）等地均有发现；萨珊银币见于新疆（高昌古城、乌恰山）、青海（西宁）、甘肃（张掖、天水、临夏、陇西）、宁夏（固原）、陕西（西安、长安、耀县、商洛、紫阳）、内蒙古（呼和浩特）、河南（洛阳、陕县）、河北（定县）、江苏（南京）、湖北（安陆）、广东（英德、曲江、遂溪）等地，远至长江流域。但是作为流通货币，曾在中国哪些区域使用，夏鼐首先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他的看法前后不一。例如上引《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一文中则认为北周时期，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河西诸郡被采用为该地区的流通货币，而他在《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文末强调萨珊银币只在西北地区的高昌曾流通使用，《赞皇李希宗墓出土的拜占庭金币》一文指出远在东方的赵郡是不会使用东罗马金币的。后来的研究虽不乏认同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我国曾用作流通货币，但在哪些地区流通往往避而不谈，仍有待于进一步探讨。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与南北朝隋唐时期所见金银钱均是由西向东流传的，作为流通货币，两者的流通区域具有重叠关系。以下在考察唐代金银钱流通区域的基础上，以明确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我国的流通范围。
唐代金银钱的流通区域，诸国内附蕃胡赋役令给我们提供了有关的线索。《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记载：“雍州萨保为视从七品”，“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旧唐书》卷四二《职官志一》又云：“初从萨宝府、亲王国官及三师、三公、开府、嗣郡王、上柱国已下，护军已上勋官职事官者府官等品。开元初，一切罢之。今唯萨宝、祆正二官而已。……开元初唯留萨宝，祆祝及府史，余亦罢之。”可知隋唐时期雍州等地设有管理中亚粟特人的萨保（宝）一职。他们在内迁中国境内初期，在生活方式未发生变化之前，作为诸国内附蕃胡的一种，理应是按赋役令的规定输纳课役。因此雍州等地区的中亚粟特移民是使用银钱的。
内附蕃胡赋役令武德七年已颁布，关于蕃胡的内涵，有人推测其中多为“商胡”，或主要是指“商胡”、“兴生胡”，但边远地区部落民族承担赋役之事历代有之，唐代重新颁布内附蕃胡赋役令是前代对少数民族征收有别于汉民族赋税的遗意，并非针对“商胡”这一特殊的群体制定的赋役制度，而是针对居于北方境内的各少数民族，其中包括为少数民族主体的游牧民族。因此内迁唐境内的北方民族也是按赋役令的规定输纳银钱的。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提供了可供分析的实例。云：“雍州诸县及诸州投化胡家。富者〔丁〕〔别〕每年请税银钱拾文，次者丁别伍文，全贫者请免。其所税银钱，每年九月一日以后，十月卅日以前，各请于大州输纳。”《度支奏抄》依据诸国内附蕃胡赋役令规定了“投化胡家”税银钱的时间与具体交纳地点。胡泛指北方民族，唐代又专指西域粟特人。《度支奏抄》中的纳银钱对象——投化胡家已不是专指中亚胡人。《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一》云：“四夷降户，附以宽乡，给复十年。”同事《通典》卷六《食货六》赋税下又云：“外蕃之人投化者，复十年。”唐代对不同形式内附的民族在赋税起征时间上给予优惠，如日本赋役令“没落外蕃”条集解引《古记》开元令云：“夷狄新招慰附户贯者，复三年。”毋庸置疑，给复十年的“外蕃之人投化者”就是“四夷降户”。“投化胡家”即“外蕃之人投化者”，也就是“四夷降户”。但是“四夷降户”看似泛指，实际上又是专指。《新唐书》是把四夷降户给复十年的规定附记于贞观赋役制度之中，这与贞观四年（630年）突厥灭亡后内迁有关。斯一三四四《唐开元户部格残卷》所存景云二年（711年）六月九日敕云：“左厢桑乾、定襄两都督府管内降户及党项等，至春听向夏州南界营田，秋收后勒还。”八州降户是指桑乾、定襄两都督府所辖突厥部落，他们在贞观四年后南下降唐，设府州以处之。党项在贞观中一些部落内附，“请同编户”。贞观后，离开原居地陆续内迁。其时同为内迁的部落，敕文将两都督府所辖八蕃州部落称为“降户”以区别于党项部落，可见“四夷降户”又是指突厥降户，即“投化胡家”、“外蕃之人投化者”是专指突厥降户。
《唐仪凤三年度支奏抄》规定“雍州诸县”与“诸州”投化胡家是向“大州”交纳银钱。这里“大州”不是唐代常见公文书当中的用语“本州”，而是指当时的正州，诸州是指当时的蕃州。这是说隶于雍州诸县与诸蕃州的突厥降户是向所隶正州交纳银钱。突厥灭亡后，“处其于河南、朔方之地，入居长安者近万家”。雍州之外，贞观四年之后关内道的夏州（内蒙古白城子）、单于都护府（内蒙古和林格儿西北土城子）、安北都护府（治所在今内蒙古、甘肃境内屡有迁移）置有突厥州十九。宥州宁朔郡本是以灵、夏境内突厥降户中的胡部六胡州所置。陇右道凉州（今甘肃武威县）置有突厥州三。那么上述地区也就是银钱流通的地区。
突厥降户之外，居于太原地区的铁勒部族可能也是以输羊、纳银钱的形式完成赋税的。《旧唐书》卷九七《张说传》记载宇文融等奏弹张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时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吏范尧臣并倚说势，诈假纳赂，又私度王庆则往来与说占卜吉凶。”此事《新唐书》卷一二五《张说传》记载较详，云：“（说）引术士王庆则夜祠祷解，而奏表其闾，引僧道岸窥洞时事，冒署右职；所亲吏张观、范尧臣依据说势，市权招赂，擅给太原九姓羊、钱千万。”所谓张说受赃，乃是所亲吏属以权招贿，贪赃太原九姓羊钱之事。太原九姓为开元四年（716年）归降，置于大武军的铁勒五部。张说吏属贪赃的羊钱，虽未说明是输羊与银钱，但从其形式看，当是铁勒五部按蕃胡赋役令输纳的羊与银钱。唐前期的太原地区也是银钱流通地区。
以上仅根据税银钱的规定对唐代使用银钱的地区作了初步考察，长安、太原、夏州、宥州，乃至凉州地区是使用银钱的。金银钱在我国的流通是中西交通的产物，因此两者的传入路线与流通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金银钱一直是我国西北某些地区的流通货币。在新疆地区，高昌“赋税则计输银钱”。唐灭高昌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表明该地区交易税收当中仍使用银钱。龟兹，“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和田奴隶交易也用金钱完成。《大唐西域记》也记载了唐初我国新疆地区使用金钱的情况。由于中西交通贸易的持续发展，使用金银钱的地区出现东移。4世纪时，粟特商人以敦煌、武威、金城为据点，持金币到中国内地西安、洛阳、蓟州等地采购丝绸，贩往中亚。北魏末年，瓜州地区就出现用银钱布施三宝的情况。敦煌文书斯四五二八《佛说仁王般若罗蜜经》题记云：
大代建明二年四月十五日，佛弟子元荣，既居末劫，生死是累，离乡已久，归慕常心。是以身及妻子奴婢六畜，悉用为毗沙门天王布施三宝，以银钱千文赎。钱一千文赎身及妻子，一千文赎奴婢，一千文赎六畜。入法之钱即用造经。愿天王成佛。弟子家眷奴婢六畜滋益长命，及至菩提，悉蒙还阙，所愿如是。
题记中佛弟子元荣即北魏宗室东阳王元太荣，时任瓜州刺史，所施大量银钱自是凭借瓜州位于中西交通咽喉要地之便聚集而来。元太荣所施银钱样式不明，但在内地用萨珊朝银币布施寺院并不稀见。河北定县塔基出土的北魏石函中的波斯萨珊朝银币，即为施舍之钱。陕西长安县曾出土埋藏于唐天宝以前残舍利塔内白瓷钵中的萨珊朝银币，陕西耀县舍利塔基也曾发现贮于隋代石函中的隋五铢、萨珊朝银币，这些银币亦为布施所得。
到了北周时期，河西当地居民用金银钱交易已是常见之事。据载：“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桑原骘藏认为这种现象是当时此地区众多的西域商贾往来通商的结果。此论甚是，但北方游牧民族对西域金银钱东传的作用却不可轻视。隋裴矩撰《西域图记》序记载，从敦煌至西海有三条通道，其中北道从伊吾出发，“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铁勒、突厥等游牧民族直接处于通向东罗马（拂菻国）、波斯的交通要道上。突厥与波斯、拜占庭之间，波斯史料记载了两国间的丝绸贸易谈判，拜占庭史料中记载了两国间的遣使。柔然、突厥、铁勒等游牧民族政权强大时，往往役属西域一些国家，控制着中西交通贸易。如麴氏高昌时期，伯雅先臣属铁勒，铁勒常遣重臣在高昌，“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高昌境内对商胡往往以银钱的方式征收商税，在对游牧民族政权进献时，银钱不可避免会进入这些地区。同时中亚粟特人与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有着密切的商业关系，文献资料与石刻图像资料都表明，突厥、吐谷浑等游牧民族充当着粟特商人东来西去长途贩运的保护者，粟特人在这些地区频繁的商业活动，也会导致金银钱流入草原地区。近代考古发现证实了这一点。苏联考古学家吉谢列夫《南西伯利亚古代史》所记发现的突厥墓葬中即有东罗马金币、波斯萨珊银币和汉地的铜币在其境内通行。在东西交通中，突厥社会迅速走向文明，商品货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贞观四年以后突厥等北方民族归降，主要聚居于河东道太原以北地区、关内道北部及雍州、陇右道，向这些民族征收银钱，显然是考虑到西北地区固有货币流通的实际情况及他们的民族特点，但由于这些民族的内迁，银钱的流通相应东扩至雍州、太原地区。
总之，东罗马金币、萨珊朝银币在我国出土分布虽广，作为流通货币不会超出唐前期常见使用金银钱的区域。主要限于雍州、太原一线以西至新疆等地，其中新疆地区及西北内迁民族当中使用较多，但流通数量非常有限，东罗马金币更甚，有明显的地域性货币特征，在其他地区则主要用作其他用途。其流通时间主要在南北朝至唐前期。虽然唐代由于陆路中西交通空前发达，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的流通区域有向东扩展的势头，但由于中国内地经济的繁荣与唐货币体系的建立，也在开始削弱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中国流通领域的影响力。如高昌地区，7世纪中叶以后，铜钱在货币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上升，7世纪末，吐鲁番地区已是铜钱与银钱并用，银钱在高昌为主要货币的局面已不存在。唐后期由于中西交通陆路受阻，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中国的使用渐趋消亡。《通典》卷九《食货九》钱币下在后周之初河西诸郡使用西域金银钱句下小注云：“《汉书·西域传》罽宾国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幕即漫也。乌弋山离国之钱，与罽宾国同，文为人头，幕为骑马，加金银饰其仄。安息国亦以银为钱，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即更铸。”《通典》成书在贞元十七年（801年），距天宝不过半世纪，以杜佑之博识，犹以西汉时西域的流通货币，来解释6世纪河西诸郡流通的西域金银钱，可见唐后期东罗马金币、萨珊朝银币已罕有流传，不易为人所知。
三关于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的仿制品
中国境内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都有仿制品发现。有关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早年夏鼐先生对1956年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的那枚希拉克略仿制品，根据阿拉伯国家兴起后的政治形势推测，仿制于公元7世纪中叶，大概是中亚细亚国家所仿制。近年来，法国学者F。蒂埃里、C。莫里森对我国境内发现的东罗马金币作了系统的研究，以为6世纪至7世纪之间，中国与东罗马帝国之间相互联系，由于路途遥远，有可能在中亚某个地区铸造东罗马金币的仿制品用于商品交易，金币在交易中充当了重要角色。关于萨珊银币仿制品，罗丰以为由于贸易的需要，公元5世纪初粟特人在粟特地区开始仿造银币。同时他还推测粟特人在粟特地区仿制东罗马金币流入中国境内。后来他又强调了这种认识。我们认为，东罗马金币与萨珊银币的仿制品，何人、何地所仿造，实际情况远比以上论述复杂。
我们先说东罗马金币仿制品。
东罗马金币仿制品应该区分为中国境内仿制品与境外仿制品两种情况。蒂埃里、莫里森文中收录了36枚东罗马金币（陈志强最新统计为53枚），其中17枚为原型金币，其他均可能为仿制品或带有仿制的标记。以下在蒂埃里、莫里森统计的基础上，参照刊布的东罗马金币，将境内仿制品按省份编号统计。
1.1905年斯文·赫定于和田发现，单面铸造，币正面有皇帝半身像，但何帝不可辨，可能538年后铸造。
2.1905年斯文·赫定于和田发现，不知何帝，单面铸造，币面铸有胜利女神像，可能是522年后铸造，铭文VIC……ADVCCCON。
3.1915年斯坦因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现，不知何帝，单面铸造，正面为皇帝身穿盔甲半身像，墓中墓志有632年的日期，墓葬编号Ast。Ⅰ5.
4.1915年斯坦因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现，查士丁尼一世（527—565）索得里仿制品，单面铸造，正面为皇帝身穿盔甲半身像，铭文PTELOLOL，可能538年铸造，墓葬编号Ast。Ⅰ6.
5.1976年吐鲁番哈拉和卓105号唐墓出土，单面铸造，直径1.7厘米，重0.4克。发掘报告《吐鲁番哈拉和卓105号唐墓》载《新疆钱币》1995年第1期。此枚蒂埃里、莫里森文未收。
6.1986年于宁夏固原史铁棒墓中出土，埋藏时间在唐咸亨元年（670年）。单面花纹，正面上端有一穿孔，穿孔有打磨过的痕迹，中为皇帝侧面肖像，头戴王冠，身着铠甲，项佩项圈。周有一圈铭文，但字母大多不可识。直径2.5厘米，重7克。
7.1982年在宁夏固原史索岩墓中出土，埋藏时间在唐麟德元年（664年）。单面花纹，上下均有一穿孔，正面为皇帝头戴盔、身着铠甲、肩扛短矛的半身肖像。铭文大都不可识。直径1.9厘米，重0.8克，已被剪边。
8.1986年在宁夏固原史诃耽墓中出土，埋藏时间唐咸亨元年（670年）。单面打印花纹，正中为皇帝头戴盔、身着铠甲、肩扛短矛的半身肖像。有铭文一周，铭文大多已变形，除个别字母外，大多难以辨识。直径2.3厘米，重2克。
9.1981年在西安市枣园公社曹家堡唐墓中发现，圆形，薄如纸，剪轮，直径2厘米，重0.97克，上面有一模压而成的深目高鼻、高颧骨、大胡子的胡人头像，额上有一圈连珠纹。夏鼐回信，拓片正背面相同，仅一面凸出，一面凹入，不是货币，当是饰物。此枚蒂埃里、莫里森文未收。
10.1989年在西安市东郊唐墓发现，圆形略扁，剪轮，薄如纸，上下径2厘米，左右2.15厘米，重0.8克，两面图案相同，也是模压而成，一面外凸，一面内凹，铭文为DN-DAN……VS……AVG。蒂埃里、莫里森以为是阿纳斯塔修斯一世（491—518）金币的仿制品。次枚金币与曹家堡唐墓出土那枚也同样是单面打印花纹。
从形制上看，标准的东罗马金币均为双面花纹，正面为侧面头像，背面为罗马诸神或皇帝全身像。上述10枚仿制品为单面铸造花纹。从重量上看，君士坦丁堡一世改革币制后，标准金币索里德（5o1idus）约重4.4克，同时发行相当于索里德一半的塞米西斯（Semissis）约重2.2克，相当于索里德三分之一的翠米西斯（Tremissis）约重1.45克。上述10枚仿制品当中，1—4重量不详。6重达7克，远超出标准索里德的重量。8与标准塞米西斯相差0.2克。5、7、9、10重量均不足1克，其中5不足翠米西斯重量的三分之一。总的来说，这10枚金币东罗马原型金币的外形特征均不完备，可知重量与原型金币相差甚远，只具备黄金本身的价值。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在交易中起不到与东罗马原型金币等同价值的作用。况且有的薄如纸片，易于破损，不便于长途运输。中亚地区或粟特地区人，没有理由因为贸易的缘故铸造这种很不完备，不易被人接受的金币带到中国。
唐初法律规定：“若私铸金银等钱，不通时用者不坐。”这条材料向来没有引起研究金银币仿制品的学者的重视。它告诉我们，在中国境内私铸金银钱由来已久，并且很普遍，政府不得不从法律上禁止。但同时又规定只要私铸的金银钱不作为通货在市面上流通，不在禁止之列。不用于流通的金银钱作何用途呢？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往往被用来作为葬仪品或珍贵的装饰品。表明除用作通货以外，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在我国还有另外一种用途。来自异域的金银钱作为葬俗或饰物，与当时来自异域的胡服、器物等一样成为时尚，竞相模仿。由于金银币在中国的流量均不大，东罗马金币流量就更小。为了满足时尚的需求，便捷的手段则是仿制。单面、减重铸造金币，不能简单视为缺乏东罗马金币样本所致，而是对铸造者来说既可满足习俗的需求，又可避免私铸金币流通之嫌。因此，上述10枚金币不是为了流通的目的而仿铸的，而是用作葬仪品或装饰品在中国境内铸造的仿制品。
近年在西安北周史君墓中又发现东罗马金币仿制品一枚，直径1.7厘米，厚0.05厘米，重1.75克。金币虽是双面打印，两面图案相异，却不能明确分辨出正背面，两面均似为两种不同东罗马金币的背面图案。这枚金币并不具备交易货币的特征，也不能排除因葬俗的需要而在中国境内仿制。
境外流入仿制品是1956年西安土门村唐墓中发现的一枚（0092地D2中出土），直径2.15厘米，重4.1克。正面没有铭文，仅有半身像，图像和拜占庭的希拉克略（610—641）所铸金币相同，继夏鼐之后，徐平芳进一步确定它是7世纪由阿拉伯人所仿制。这种仿制品是因交易的缘故而流入中国境内。
萨珊式银币仿制品与东罗马金币仿制品情况类似，也有中国境内仿制品与境外仿制品两种之分。1955年在西安市南郊隋唐墓30号墓室中发现，直径3.7厘米，重4.6克，单面打印花纹，花纹不是两面由不同的印模压印出阳文，而是正面压锤阴文，花纹便在背面凸出来。花纹粗陋，是一侧面王者半身像，无铭文。夏鼐推断它是根据库思老二世或更晚的萨珊朝银币原型仿制的，最早不超过7世纪前半期。夏鼐没有明确它系何人铸造，罗丰误以为夏鼐认为它是阿拉伯人仿制。标准萨珊银币双面打印花纹，正面为王者图像，王像两侧由右而左铸印钵罗婆文字，背面中央铸有拜火教祭坛，祭坛两侧各有祭司一人。这枚仿币并不具备萨珊银币的形制特征，且重量超过出土的原型银币重量，显然不是阿拉伯人因为交易的目的仿制的，它应是中国境内作为饰物或葬品而仿制的。
萨珊式银币境外仿制品，迄今已辨识出来的则是政府行为。1928年在新疆库车苏巴什旧城发现一枚银币，直径2.3厘米，剪边，重1.8克，仅及萨珊朝“德拉克麦”银币一半。它是阿拉伯翁米亚王朝时，太伯里斯坦仿库思老二世样式铸造的银币。新疆乌恰县出土的947枚银币中，有281枚压印阿拉伯文的翁米亚朝代的库思老二世样式银币。这种萨珊式银币本来就是政府发行的通货，意在代替原型萨珊银币的货币功能，由于贸易的缘故，辗转流入中国境内，再而成为葬仪品。
综上所述，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仿制品系何人、何地仿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就以上列举的金银币而言，有境外与境内仿制两种情况。东罗马金币、萨珊银币既在我国曾用作流通货币，境内难免因为交易的目的而仿铸，出土金银币当中是否有这类货币，有待于进一步辨别，但本文论及的境内仿制品，显然是因为葬俗或时尚的需要在中国境内仿制的，是胡风胡俗影响的结果。并非如论者所说，是因为贸易的目的在中亚地区仿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