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之“一六六”中，也对此事有过比较详细的回忆。通过他们的日常交往，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最终成功地动员了周氏兄弟加盟《新青年》。结果，周作人的译文《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发表在第五号。此外，即便是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交往也是相当频繁的。对于钱玄同在新文学运动中作出的巨大贡献，鲁迅给予高度赞扬：“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除汉字，用罗马字母代替，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得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其中虽然不乏戏谑的成分，但也可见在新文化运动发生初期他们的关系相当融洽。查看这一时期两人日记和书信，可以发现他们的联系相当密切，在书信中也多有幽默诙谐之语，且看鲁迅1918年7月致钱玄同的信：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鄙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其如此难过也。然即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龙，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蚊虫咬我，就此不写了。
而钱玄同，也总是在写给周氏兄弟的信中，袒露其幽默风趣的一面。例如下面这封，与鲁迅的信如出一辙，不仅反封建之思想内容一致，而且连文字风格都极为相似：写这信时，外面爆竹之声不绝于耳。顷从香厂洗澡回来，看见一家人家屋顶上火光炎炎，据说并非祝融氏来税驾。又见琉璃厂有两家门口在那里放火，不知烧什么东西。总而言之，真旧而已。国故万岁！昏蛋万岁！！KOSO万岁！！！……要睡了，不高兴多说废话了。然而“五四”之后，鲁迅与钱玄同的关系却日益恶化，甚至到了互相抨击的地步，实在令人惋惜。
关于鲁迅与钱玄同之间关系恶化的过程，周维强在其《扫雪斋主人——钱玄同传》中是这样描述的：“1929年5月，鲁迅回到北平省亲。有一天在孔德学校，偶然遇到钱玄同，两位章门弟子，新文化运动的战友，因为一张名片上的姓名问题发生争执，不欢而散。从此竟断了往来！”但从两位当事人留下的文字记述来看，他们在孔德学校只是话不投机，确切的证据是1929年5月25日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其中说道：“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原稿作“钱玄同”），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少顷，则朱山根（顾颉刚）叩门而入，见我即踟蹰不前，目光如鼠，终即退去，状极可笑也。”对此，钱玄同的说法是：“十八年五月，他到北平来过一次，因幼渔的介绍，他于是月二十六日到孔德学校访隅卿（隅卿那时是孔德的校务主任），要看孔德学校收藏的旧小说。我也在隅卿那边谈天，看见他的名片还是‘周树人’三字，因笑问他，‘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我意谓其不用‘鲁迅’也。他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他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是指‘疑古玄同’吧！我那时喜效古法，缀‘号’于‘名’上，朋友们往往要开玩笑，说我改姓‘疑古’，其实我也没有这四个字的名片。他自从说过这句话之后，就不再与我谈话了，我当时觉得有些古怪，就走了出去。”（见《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而作为他们共同朋友的沈尹默是这样描述的：“鲁迅从上海回北京，一次曾在他们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会见，为了一句话，两意不投，引起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问题在于，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后来发表了，也就等于将鲁迅对钱玄同的苛刻评价公之于世了，对此钱玄同自然气愤。还是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钱玄同这样反驳鲁迅：“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讨厌的大概是‘唠叨如故’吧。不错，我是爱‘唠叨’的，从二年秋天我来到北平，至十五年秋天他离开北平，这十三年之中，我与他见面总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确很爱‘唠叨’，但那时他似乎并不讨厌，因为我固‘唠叨’，而他亦‘唠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唠叨如故’，他就要讨厌而‘默不与谈’。但这实在算不了什么事，他既要讨厌，就让他讨厌吧。”由于毕竟是为鲁迅逝世而写的文字，钱玄同没有过分表示对鲁迅上述评价的反感，但字里行间的不以为然还是可以体会得到。
不过，尽管两人关系发生改变，在《两地书》出版前，鲁迅并没有像攻击“第三种人”那样公开抨击钱玄同，而多是私下议论。譬如1930年2月22日，鲁迅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钱玄同“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1933年12月27日，在致台静农的信中，鲁迅又说钱玄同“夸而懒，又高自位置。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而钱玄同也在此时日记中多次提及：“购得鲁迅之《三闲集》与《二心集》，躺床阅之，实在感到他的无聊、无赖、无耻”“购得新出版之鲁迅《准风月谈》，总是那一套，冷酷尖酸之拌嘴，骂街，有何意思”。当北师大学生邀请鲁迅讲演时，他更声明：“我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要是鲁迅到师大来讲演，我这个主任就不再当了”！对此鲁迅回应说：“钱玄同实在嚣张极了！仿佛只有他研究的那东西才是对的，别人都不对，都应该一齐扑灭！”可以说二人关系至此已彻底破裂。最后，由于《两地书》的出版，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被公之于众，他们的关系也就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鲁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高潮过后曾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这无疑是在对胡适、钱玄同等人“退隐”书斋、忙于“整理国故”表示不满。与此相对应，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钱玄同也对鲁迅的日益“向左转”不满，多次讽刺鲁迅是“左翼公”“左公”，并提出要针对鲁迅倡导的大众语运动实行“鸣金收兵”“坚壁清野”的措施，以示不予合作。
其次，除了思想分歧之外，二人的人际交往原则不同和交际圈子不同也是他们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1929年6月1日，鲁迅第一次到北平探亲时曾写信给许广平，其中就有这样的评论：“南北统一后，‘正人君子’们树倒猢狲散，离开北平，而他们的衣钵却没有带走，被先前和他们战斗的有些人给拾去了，未改其原来面目者，据我所见，殆惟幼渔、兼士而已。”1932年他第二次北游探亲时不忘同门情谊，拜访了马幼渔、沈兼士等人。事实上马、沈等人当时都已远离政治成为纯粹学者，但这并未妨碍鲁迅与他们来往。由此可见，鲁迅之所以与钱玄同有分歧，并不是因为钱玄同政治上趋于保守和专心学术，而更多是由于二人在交际圈子和待人接物方面的差异。具体而言，就是钱玄同一直与某些“正人君子”保持友好往来，而这些人却是鲁迅最反感的文人。
所谓“正人君子”指的就是胡适、陈源等人，钱玄同与他们关系很好，自然会使鲁迅不快。对此，钱玄同曾评价鲁迅多疑，“他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客观看来，钱氏此言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鲁迅性格中真实的一面。而鲁迅对钱氏也是早生不满。早在1924年，鲁迅便写文章说：“风闻有我的老同学玄同其人者，往往背地里褒贬我，褒固无妨，而又有贬，则岂不可气呢？”这显然是怀疑钱玄同在“正人君子”面前议论他。
此外，两人对顾颉刚的态度是导致其关系破裂的直接原因。鲁迅对顾氏向无好感，不仅写文讽刺顾氏，甚至要诉诸公堂。而钱玄同则极为赞同顾颉刚的“疑古”之说，对顾氏的学术研究评价极高，为此他甚至还改名为“疑古玄同”，这自然也会影响他与鲁迅的关系。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非常重要，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钱玄同仍然和周作人继续交往，这当然也会引起鲁迅的不满。这种不满在周作人1934年五十岁时发表所谓的《五秩自寿诗》时达到顶点，因为很多人都写诗唱和，其中就有钱玄同。
周作人的诗当时由林语堂发表在《人间世》杂志创刊号上，共有两首：其一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分明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著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吃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苦茶。
其诗一出，和者众多，其中钱玄同的和诗如下：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教没袈裟。
腐心桐选诛邪鬼，切齿纲伦打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宵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显而易见，已经和周作人失和的鲁迅看到众人如此热捧周作人，心理上自然会不平衡。而鲁迅对所谓“看客”的憎恶程度一向是超过对“杀人凶手”的，所以就此事而言，与其说鲁迅反感的是周作人，还不如说是那些唱和者。他在当年4月3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之后，鲁迅在5月6日给杨霁云的信中再次谈到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以及所引起的风波：“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晦瞒，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加以吹擂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鲁迅的深刻在于，他认为周作人之诗“诚有讽世之意”，是“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其实并不是像当时上海某些左翼批评家所说的“堕落”“颓废”。鲁迅认为其实诗本身倒无大碍，关键是“群公相和”，大都“吹擂太过”“多近于肉麻”。此外，鲁迅认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刻，要当心有人会利用这场“风波”，将“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应该说，鲁迅对其弟弟的理解之深远超他人，所以当周作人日后从《鲁迅书简》中读到这两封信时，觉得鲁迅“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蒂芥，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看来兄弟之情虽然淡去，但他们之间相互了解之深，仍是旁人无法达到的。
回过来再说钱玄同，鲁迅对他也没有完全否定。1935年，鲁迅在《五论“文人相轻”——明术》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即是对钱玄同当年提出这一口号之功绩的肯定。自然，钱玄同也没有因鲁迅对他的反感而诋毁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他的《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也极力称赞鲁迅的《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的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龌龊之心理。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选辞，十分矜慎，……不仅文字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并夸奖鲁迅在《河南》杂志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斥那时浅薄新党之俗论，极多胜义”。此外，钱玄同还高度评价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说：“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第）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最后，他还总结说：“他治学最为谨严，无论校勘古书或翻译外籍，都以求真为职志，……这种精神，极可钦佩，青年们是应该效法他的。……豫才治学，只是他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