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玄同由同门而成为好友，最终却关系破裂，如今思来确实令人叹息。不过，钱玄同与周作人的交往却一直很密切。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钱玄同对周氏兄弟采取了不同的交往态度？是否是周氏兄弟的不同个性使然？
周作人与钱玄同结识于他们留学日本时期。同为章门弟子，钱玄同因爱讲话和爱动而被同窗们送以“话匣子”“爬来爬去”的绰号，而周作人则给人以“甚是高傲，像只鹤似的”印象。仅此一点，似乎两人不能成为好友，但事实上他们却保持长达数十年的友谊，直到钱玄同去世。相对于和鲁迅，钱玄同似乎更愿意和周作人来往。钱理群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钱玄同和周作人不仅在很多社会及文化问题的认识上心有灵犀，而且在私人情趣上也保持了高度的契合。他们相识的三十余年中，信函往来不断，可称挚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文人都因到日本留学，而迷恋日本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周氏兄弟就是如此。尽管理智上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行径给予强烈的批判，但在情感上却又为日本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特别是周作人，他一踏上日本国土便为日本的风土人情所陶醉，一些在当时中国早已消失的汉唐古风，他竟然还能在日本找到，使他有“一半是异域，一半是古昔，而这古昔乃是健全地活在异域的，所以不是梦幻似的空假”的感觉。毫无疑问，这种怀古之感对于文人的影响往往是致命的。此外，他的老师章太炎所宣扬的复古情绪，也促使他更热衷于各种所谓的“复古”试验。例如此时他和鲁迅一起翻译《域外小说集》，就故意使用很多古字，还曾尝试使用非常古奥的古文来翻译《圣经》和《伊索寓言》，这种做法与钱玄同可谓异曲同工。
也因此，同样热衷复古的钱玄同之言行，自然就会引起周作人的共鸣。例如钱玄同不仅有“我以为保有国粹底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后，当将满清底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愈古愈好”的说法，而且更有日后身穿自己设计之汉服上班让同事笑话的“喜剧经历”。
按说，当时周氏兄弟同在日本留学且生活在一起，他们和钱玄同的关系应一样密切。不过，在日本时周作人和钱玄同的关系似乎不如鲁迅与钱玄同亲密，这大概和鲁迅是兄长而周作人此时多以大哥的意见为是有关。钱玄同在回忆留学日本这段时期时说：“周氏兄弟那时正译《域外小说集》，志在灌输俄罗斯、波兰等国之崇高人道主义，以药我国人卑劣阴险自私等龌龊之心理。他们思想超卓，文章渊懿，取材谨严，翻译忠实，故造句遣辞，十分矜慎，然犹不自满足，欲从师了解故训，以期用字妥帖，不仅文字雅驯，且多古言古字，与林纾所译之小说绝异。”
从日本回国后，周作人和钱玄同在1917年前后来到北京。同年4月12日周作人日记中有“见钱玄同君”的记载，此后其日记中，“钱玄同（君）来”就成为常见的字眼。此时，章太炎的众多弟子，有的在教育部工作，有的进入北大等高校任教，更有如鲁迅这样的兼任者。诚如周作人后来回忆：“那时章太炎的学生，一部分到了杭州，在沈衡山（沈钧儒）领导下做两级师范的教员，随后又来做教育司的司员，一部分在北京当教员，后来汇合起来，成为各大学的中国文字学教学的源泉。”到京后的周作人与钱玄同再度成为同事，共同服务于北大及后来的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从这时期起周作人与钱玄同的关系逐渐升温，在周氏兄弟居住的绍兴会馆中，就常常可以听到钱玄同的笑声了。有意思的是，当时周氏兄弟常常做东请客或邀同门到会馆来吃饭聊天，发出邀请的居然不是做哥哥的鲁迅，而是周作人，这一点颇耐人寻味。
1920年，因为钱玄同的趋于沉默，引起陈独秀的担忧，还曾经让周作人转达他的意见，即希望钱玄同能和周氏兄弟一样，继续多写一些战斗性很强的随想录一类的文字。有趣的是陈独秀也没有通过鲁迅而同样是让周作人代传信息的。也许在《新青年》同人看来，周氏兄弟两人，还是弟弟比哥哥更给人以容易打交道的感觉罢。
此时的钱玄同已经在“反省”自己的战斗业绩，对过去那些过激言辞和与刘半农一起“唱双簧”的行为表示出否定之意。在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他就这样认为：“……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很）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它们的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我——钱玄同——个人的态度，则两年来早已变成‘中外古今派’了……”实事求是而言，钱玄同的这种看法其实更为深刻和全面，对过去进行反思也是有益的，但这在更为激进的陈独秀看来却是一种退步，所以他才会担忧，而让周作人传递信息。此外，陈独秀可能也已知道，表面通达平和的周作人，内心深处其实是不通达也不平和的吧。
按照钱理群先生的说法，周作人与钱玄同“五四”之后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分歧，主要表现为在《语丝》上的两次论战。第一次论战发生在周作人、刘半农和钱玄同之间。其开端是1924年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等说法，强调“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这些观点得到刘半农的赞同，而且刘半农不仅指出林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功绩不容抹杀，甚至为自己当年攻击林纾而感到后悔。但钱玄同对周作人和刘半农的观点却坚决反对，钱玄同不仅赞同鲁迅的“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的观点，而且提出他所爱的中国就是“欧化的中国”等。他们之间的这次论争虽然没有继续深入，但因涉及如何评价新文化运动以及如何看待东西文化的问题，而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考虑到当时学术界正在进行东西文化论战这个大背景，他们的分歧和论争就更加值得被关注——因为他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直接领导者和参与者，由他们之间或微妙或明显的差异，自可看出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学术之争和政治之争。尽管在关于“国粹与欧化”的讨论中，钱玄同与周作人观点相左，但在坚持五四时期民主、科学传统的观点上，他们还是一致的。此外，在1925年的北京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和钱玄同与鲁迅等站在一起，对杨荫榆侮辱学生的行为大加“讨伐”，也值得赞美。
也是在1925年，周作人与钱玄同之间又发生了关于“国民文学”的论争。这一年的3月，《京报副刊》上发表了周作人、穆木天、郑伯奇等人的通信，讨论的主题就是要发扬民族主义，建立“国民文学”，显示出一种在反对帝国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复古”情绪。不过，周作人的意见比较全面，他一方面认为“国民文学的呼声可以说是这种堕落民族的一针兴奋剂”，一方面又提醒人们注意防止封建复古主义的乘机复活。对此，钱玄同依然坚持“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拔去”，而将现代世界的新文化“全盘承受”。此时的钱玄同还是坚信“进化”论，认为既然社会是进化的，文化是不断发展的，那么不管哪个国家的旧文化，就都应该予以抛弃。显然两人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方面还是有着分歧，只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私人交往。
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很多朋友都劝仍在北平的周作人一起南下，但他却不愿离开。当时钱玄同因患病不得不滞留北平，而周作人则是由于贪图安逸，此为二人的关键差异。在对待日本侵略的态度上，两人也开始出现重大分歧。1938年2月，周作人出席了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出面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此举立即招致中国文化界很多人的严厉斥责。而同样留京的钱玄同却表现出坚决不与日寇合作的态度。1938年春，钱玄同恢复旧名“钱夏”，以示自己心向故国决不变夏为夷之志。此外他还多次写信给友人，表示决不做汉奸。钱玄同的态度对周作人自然有很大影响，1938年“座谈会事件”之后，周作人拒绝了数次敌伪的邀请与任命，尽管所用方式是“婉辞”。孰知人算不如天算，之后的周作人遇刺事件，成为二人分道扬镳的导火索。
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钱玄同获知消息后先派长子钱秉雄去周家探视，之后又抱病亲自看望。他本打算借此机会劝诫周作人不要“下水”，可惜因周作人家里客人不断，他们没有能够深入交流。于是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接受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之聘，正式“下水”。得知此事的钱玄同，在1月15日即去世前两日再次写信给周作人，可惜此信今已不见。不过周作人在其《知堂回想录》中讲：“信中间略去两节，觉得很是可惜，因为这里讲到我和他自己的关于生计的私事，虽然很有价值有意思，却也就不能发表。”由此可以推测，钱玄同对于老友的立场转变，肯定表示了不满。令人遗憾的是，两天之后钱玄同就因脑溢血突然去世，失去“畏友”的周作人大概觉得不用再顾忌老友的监督，于是“下水”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虽然历史无法假设，但我们还是要问：如果钱玄同没有过早去世，周作人能继续保持清白，坚持不“下水”么？
其实，钱玄同之死应该说也与周作人遇刺有一定关系。按照周作人的说法，钱氏本来血压就高，且有些神经过敏，所以很有可能是受周作人遇刺之刺激而导致了病发。此外，周作人还讲了一件非常巧合的事情。钱玄同本不相信命运，但恰好在去世前一年时，从其旧书中发现一张批好的“八字”。虽不知是何年何月发生之事，他自己也早已忘记，但偏偏在此时又被看到，而上面所写恰恰是说他只能活到52岁，正好是他去世时的年龄。周作人认为，无论钱玄同怎样不相信迷信，这多少还是在其心理上留下了一些阴影。
在审美趣味和治学趣味方面，周作人和钱玄同也确实有很相近之处。如对于周作人的散文，很多人以为有特色，但却很难进入其境界。特别是周作人写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后期散文，差不多就是等同于“抄书”，他自己亦以《夜读抄》名其集。这在很多人看来有些无法接受，但钱玄同却能体会到其妙处，并能从文体创新的角度给予赞扬。他在给周作人的信中写道：“研究院式的作品固觉无意思，但鄙意老兄近数年来之作风颇觉可爱，即所谓《文抄》是也。”这里所说的“文抄”，即是指“一篇之中主要是大段抄引古书的文体，所谓‘文抄公’的文体”。最多中间加上一两句说明议论文字。这类“文抄公”的文体，人们一般认为不是自己的创见，所以评价不高，周作人的老友林语堂就批评他“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但周作人却对此自视甚高，认为抄书实际上比自己写还要辛苦难得，因为要从古人浩如烟海的文字中找到符合自己想法和心情的文字，其难度绝对超过自己写作。他说：“不佞之抄却亦不易，夫天下之书多矣，不能一一抄之，则自然只能选取其一二，又从而录取其一二。”所以，他直到晚年，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起此事仍流露不满，以为林语堂之“眼光也只是皮毛”。在周作人看来，“抄书”即是“寻友”，如同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即一方面用自己的思路和眼界去“发现”古人，另一面又通过这种发现反过来肯定充实自己。“抄书”的过程，就是“物我回响交流”的过程，就是通过与古人（即想象的友人）的“结缘”，实现古今沟通，最终获得精神愉悦与思想深化的过程。其实，在周作人的这类文章中，他所抄引的古人文字与自己的评点议论，都已融为一体，完全可以当作周作人自己的文字来读，而不可简单地视为“抄书”之作。自然，这类文章如果把握不好，容易流于泛泛之谈甚至堕落为抄袭之作，没有足够的积累和胸襟，不可轻易写作此类文章。所以，周作人曾经告诫后学说：“学我者病，来者方多。”不妨看他此类抄书体的一则例文：一岁货声从友人处借来闲步庵所藏一册抄本，名曰《一岁货声》，有光绪丙午（一九○六）年序，盖近人所编，记录一年中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词句与声音，共分十八节，首列除夕与元旦，次为二月至十二月，次为通年与不时，末为商贩工艺铺肆。序文自署“闲园鞠农偶志于延秋山馆”，其文亦颇有意思，今录于后：“虫鸣于秋，鸟鸣于春，发其天籁，不择好音，耳遇之而成声，非有所爱憎于人也。而闻鹊则喜，闻鸦则唾，各适其适，于物何有，是人之聪明日凿而自多其好恶者也。朝逐于名利之场，暮夺于声色之境，智昏气馁，而每好择好音自居，是其去天之愈远而不知也。嗟乎，雨怪风盲，惊心溅泪，诗亡而礼坏，亦何处寻些天籁耶？然而天籁亦未尝无也，而观夫以其所蕴，陡然而发，自成音节，不及其他，而犹能少存乎古意者，其一岁之货声乎。可以辨乡味，知勤苦，纪风土，存节令，自食乎其力，而益人于常行日用间者固非浅鲜也。朋来亦乐，雁过留声，以供夫后来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