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乔生（1891—1929），号增桥，字春生，湖南省湘潭县淦田乡山峡村（今属株洲县）人，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生仅读了两年私塾。由于家境所迫，从小务农，后到本县一家铁匠铺当学徒学打铁，1909年转赴常宁水口山铅锌矿当吊车工。
水口山铅锌矿位于湘江上游东岸，常宁县东北，距衡阳市90里，是当时我国最大的铅锌矿产地，素有“铅都”之称。早在1000多年前，老百姓就在这里采挖矿石。1896年，清政府正式收归官办，成了当时规模较大的官僚资本企业。到1909年，全矿有3000多工人，大都是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
水口山铅锌矿是当时湖南最大的“利源”，也是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剥削工人的主要场所。矿工们每天在坑道里要工作12—14小时，每月仅得三五串铜钱，吃的是霉米饭。同时，由于采矿设备简陋，经常发生坍塌事故，很多工人死于非命。宋乔生虽是吊车工，但待遇很不好，原打算赚点钱养家糊口，没想到跳进火坑，跳入了人间地狱。中国工人阶级向来不甘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水口山铅锌矿也与全国的工厂企业一样，罢工抗争不断。
1922年夏，宋乔生进入由衡阳第三男子师范学校的党团员举办的水口山工人夜校学习，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向导》《新青年》《俄国革命纪实》《共产主义入门》等革命书刊，接受了新思想。宋乔生不但自己刻苦学习，还经常向工人群众宣传自己从革命书刊中和工人夜校里学来的革命道理。1922年10月，安源路矿工人成立俱乐部，进行罢工斗争的消息传到水口山矿，宋乔生和水口山矿工人深受鼓舞。这年冬，中共湘区委员会派共产党员蒋先云、谢怀德等来到水口山，开展工人运动，在水口山矿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建立了中共水口山小组，领导工人开展罢工斗争。这期间，宋乔生担任工人俱乐部的代表和纠察股委员，串联发动工人参加12月大罢工，参与保卫工人代表的工作。在罢工斗争中，当水口山矿局局长妄图以谈判为名，阴谋杀害工人代表蒋先云、刘东生时，宋乔生与工人纠察队长谢怀德等按照党组织的部署，组织了3000多人参加的水口山矿工大罢工，参与发动数千工人包围矿局办公楼，迫使矿当局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取得了罢工斗争的胜利。当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曾高度评价说：“水口山铅锌矿罢工其雄壮不亚于安源路矿。”
经过罢工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宋乔生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了，认识到工人不起来革命就不要想有好日子过。他常对工人们说：“没有压迫剥削的美好生活，我们看不到不要紧，只要我们的后代能看到。”鼓励工友们为争取美好生活而斗争。1923年5月，宋乔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同年6月，矿区建立中共水口山党团，他被选为水口山矿机械科党支部副书记。
1923年冬，当敌人以武力镇压工人运动时，宋乔生与蒋先云等一道，领导组织水口山工人又一次举行罢工。上级党组织派来水口山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工人运动的朱舜华(张琼)，在反动势力破坏的紧急情况下，她掩埋了党组织名单。朱舜华在敌人的威逼下，严守党的机密，坚决不肯交出工人俱乐部负责人和工人积极分子的名单，遭到敌人的毒打。敌人把朱舜华打倒在地，并在她腹部践踏而过，使朱舜华的第一个孩子胎死腹中。宋乔生当即组织工人纠察队员将她转移，并找医生医治。11月，为抗议矿当局勾结反动武装，强占工人俱乐部并枪杀工人纠察队员，宋乔生参与发动数千工人包围矿局办公楼，还代表全矿工人向矿局交涉，迫使矿局接受工人提出的九项条件。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宋乔生参与组织矿罢工执行委员会，负责组织工作，发动矿工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1926年夏北伐军进抵湖南时，他积极参与恢复水口山矿工人俱乐部，组建工人义勇队，发展工人运动。8月，他被选为中共水口山特别支部委员。随后，他一面参与组建水口山矿工会，领导矿工向矿局开展斗争；一面到矿区附近农村协助组建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全国上下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水口山，迅速布置宋乔生建立工农武装，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湖南“马日事变”后，宋乔生带领矿工人纠察队配合各地农军参加攻打衡阳和长沙的战斗。同年8月，宋乔生被任命为中共水口山特别区委书记。为了适应秘密活动的需要，宋乔生在水口山火车坪租了一栋民房，开设一家“合记酒店”，建立了党的秘密联络站，他亲自担任秘密联络站的领导工作。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水口山矿的工人在宋乔生、雷发徕等带领下，将隐蔽下来的30多条枪收拢，成立了一支工人武装，1927年11月奔赴衡南与耒阳交界的桐梓山坚持游击斗争。为利于今后开展对敌斗争，宋乔生还指派一些工人纠察队员打入矿警队从事地下工作。
经过几年斗争实践，宋乔生逐渐成熟，深得矿工的拥戴，已成了水口山矿区的工人领袖。1928年初，为策动工人起来暴动，策应湘南暴动，根据中共湘南特委书记陈佑魁的布置，宋乔生以总指挥名义，于1月26日率领水口山地下党员和矿工举行武装起义，指挥工人起义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矿警队，顺利解决敌人，夺得枪支弹药，组成了800多工人参加的队伍。水口山工人起义，是这一时期发生在湖南境内唯一的一次声势较大的工人独立的武装起义，它对城市、工矿的工人武装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后，水口山起义队伍在宋乔生带领下，离开水口山开赴桐梓山。桐梓山位于衡南、耒阳、常宁交界处，绵亘几座山岭，方圆数十里，树木稠密，人烟稀少。在桐梓山，水口山起义队伍与谢翰文指挥的工农武装合编，成立了桐梓山工农游击队，宋乔生任队长，李玉荣任党代表（后为谢翰文）。不久，工农游击队根据朱德的指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独立第三团，团长宋乔生，副团长谭道登，谢翰文任党代表，下辖三个营。团部驻扎在桐梓山村，其余分别驻扎在狮堂尾、芋麻艰、天神坳等地。独立第三团在宋乔生的带领下，一方面配合当地农军领导附近农民进行秘密活动，一方面继续和水口山工人保持密切联系，领导水口山工人的地下斗争。同时还运用游击战术，常出没于常宁城乡，打击和牵制从衡阳方向进犯的敌军，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驻守在常宁县城的挨户团几度欲包围游击队，均未得逞。朱德、陈毅策动湘南暴动之后，游击队四出活动，打击敌人。
3月下旬，水口山矿务局局长余焕东，花费不少银元请常宁肖宜春带领1000余人马，进驻水口山，气势汹汹地捕杀参加抢枪暴动的工人及其家属。4月1日清早，肖宜春领着挨户团在水口山枪杀工农130多人，放火烧毁了工厂，并抓去几十名工人，酿成震惊湘南的惨案。
惨案发生以后，宋乔生闻讯，立即召开骨干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桐梓山离水口山矿只有二三十里路，肖宜春不打桐梓山，而在水口山胡作非为，是企图引我下山，以其优势兵力一举将我消灭。会议决定将计就计，他们把肖宜春的水口山矿警队引过河来，一举歼灭，并处决了罪大恶极的矿局局长余焕东，捣毁了矿局办公大楼，烧了松柏火车站及停泊在松柏河里的汽船，给反动派一个重重的打击。十里矿区，一片欢腾。当部队离开水口山矿区时，又有200多名矿工参加了独立第三团的队伍。
随后，宋乔生按照朱德关于桐梓山活动区域太小，不宜长期坚持下去，要尽快转移的指示，率独立第三团离开桐梓山，经坛下向耒阳城推进，进入耒阳城与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会合，编为湘南游击总队，宋乔生任总队长。不久，宋乔生率湘南游击总队随朱德一道踏上了上井冈山的征途。
1928年4月下旬，宋乔生率湘南游击总队上了井冈山。5月4日，在宁冈龙市举行两军胜利会师和四军成立大会上，湘南游击总队正式编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红四军）军部特务营，宋乔生任军委委员兼特务营营长，并作为工人代表在会上发言。
1928年5月20日，宋乔生出席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5月底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时负责工农运动委员会工作。8月后，宋乔生被任命为红四军军械处处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专长，带领军械处工人们忘我劳动，积极为部队修理轻重武器。同时他们还扩大生产项目，试造土枪土炮。开始，几番试验都失败了。但宋乔生等毫不气馁，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造成了一门土炮。在宋乔生的领导下，军械处的工人师傅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经过反复试验，终于能造“来火枪”“单响枪”了。
红四军军械处的创办，为部队及地方武装修造枪支武器，提高军队战斗力，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成为我军最早的“兵工厂”。他们还挤出时间为根据地群众修理农具，受到根据地军民的一致高度赞扬。
11月，重新组织井冈山前敌委员会，宋乔生因为工作出色，作为工人代表被选为前委委员，参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执行。他成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的领导人之一。
1929年1月14日，宋乔生随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他负责宣传和后勤工作，沿途组织人员宣传红军宗旨，帮助部队筹粮、筹款。红四军进入大余县后，在南平坳战斗中，宋乔生冲锋陷阵，头部、颈部、胸部连中数弹，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对宋乔生的不幸牺牲，毛泽东一直念念不忘。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曾在与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朱舜华（张琼）谈话时高度评价宋乔生说：“宋乔生组织能力很强，带了许多人上井冈山，很有功。”
(撰稿魏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