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译文］
前人评论诗词，有所谓景语、情语的区别。他们不知道，所有的景语，实际上都是情语。
二
双声、叠韵之论，盛于六朝，唐人犹多用之。至宋以后，则渐不讲，并不知二者为何物。乾、嘉间，吾乡周公霭先生（春）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正千余年之误，可谓有功文苑者矣。其言曰：“两字同母谓之双声，两字同韵谓之叠韵。”[269]余按用今日各国文法通用之语表之，则两字同一子音者谓之双声。如《南史·羊元保传》之“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皆从k得声。《洛阳伽蓝记》之“狞奴慢骂”，“狞奴”两字，皆从n得声。“慢骂”两字，皆从m得声也。两字同一母音者，谓之叠韵。如梁武帝“后牖有朽柳”，“后牖有”三字，双声而兼叠韵。“有朽柳”三字，其母音皆为u。刘孝绰之“梁皇长康强”，“梁长强”三字，其母音皆为an也。[270]自李淑《诗苑》伪造沈约之说，以双声叠韵为诗中八病之二，[271]后是诗家多废而不讲，亦不复用之于词。余谓苟于词之荡漾处多用叠韵，促节处用双声，则其铿锵可诵，必有过于前人者。惜世之专讲音律者，尚未悟此也。
［译文］
双声、叠韵的说法，在六朝时非常兴盛，唐代还有很多人使用。到了宋朝以后，就逐渐没有人再提，也不知道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乾隆、嘉庆年间，我的同乡周春先生著《杜诗双声叠韵谱括略》，纠正了一千多年来的谬误，可称得上是有功于文坛。他的书中说：“两个字同母叫作‘双声’，两个字同韵叫作‘叠韵’。”我用现在各国语法通用的词语来表示，那么两个字子音相同叫作“双声”。如《南史·羊元保传》中的“官家恨狭，更广八分”，“官、家、更、广”四字，声母都是“g”。《洛阳伽蓝记》中的“狞奴慢骂”，“狞、奴”两字，声母都是“n”，“慢、骂”两字，声母都是“m”。两个字母音相同的，叫作“叠韵”。如梁武帝“后牖有朽柳”，双声而兼叠韵。“有、朽、柳”三字，母音都是“u”。刘孝绰的“梁皇康长强”，“梁、长、强”三字，母音都是“ian”。自从李淑《诗苑》伪造沈约的说法，把双声、叠韵当作诗中八病之二，后代的诗人就废而不讲，也不再把这种技巧用在词中。我认为如果在词感情荡漾的地方多用叠韵，紧张的地方多用双声，那么吟颂起来音韵铿锵，一定会超过前人。可惜当代专讲音律的学者，还没有明白这一点。
三
世人但知双声之不拘四声，不知叠韵亦不拘平、上、去三声。凡字之同母者，虽平仄有殊，皆叠韵也。
［译文］
世人只知道双声不拘泥于四声，不知道叠韵也不拘泥于平、上、去三声。凡是同母的字，即使平仄不一样，也都是叠韵。
四
和凝[272]《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沈树杪。梦断锦闱空悄悄。强起愁眉小。”此词前半，不减夏英公《喜迁莺》[273]也。
［译文］
和凝《长命女》词：“天欲晓。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冷霞寒侵帐额，残月光沈树杪。梦断锦闱空悄悄。强起愁眉小。”这首词上阕的意境，不在夏英公的《喜迁莺》之下。
五
《沧浪》[274]、《凤兮》[275]二歌，已开楚辞体格。然楚辞之最工者，推屈原、宋玉[276]，而后此之王褒、刘向[277]之词不与焉。五古之最工者，实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278]、陶渊明，而前此曹、刘[279]，后此陈子昂[280]、李太白不与焉。词之最工者，实推后主、正中、永叔、少游、美成，而后此南宋诸公不与焉[281]。
［译文］
《沧浪》《凤兮》两首歌，已经开创了楚辞体裁的先声。然而楚辞中最工致的，首推屈原、宋玉，而他们之后王褒、刘向的作品不在其中。五言古诗中最工致的，应推阮嗣宗、左太冲、郭景纯、陶渊明，而他们之前的三曹、七子，之后的陈子昂、李太白也不在其中。词作中最工致的，应推李后主、冯正中、欧阳永叔、秦少游、周美成，而他们之前的南宋诸词人的作品都算不上。
六
“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讥之。故知孔门而用词，则牛峤之“甘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等作[282]，必不在见删之数。
［译文］
“岂不尔思，室是远而”这样的诗句，孔子曾经给予批评。由此可知，如果孔门来选录词集，那么像牛峤“甘作一生拼，尽君今日欢”一类作品，一定不会被删。
七
“暮雨潇潇郎不归”[283]，当是古词，未必即白傅所作。故白诗云：“吴娘夜雨潇潇曲，自别苏州更不闻”[284]也。（案：此条原已删去）。
［译文］
“暮雨潇潇郎不归”一句应当是古人所作，不一定是白居易所写。所以白诗有“吴娘夜雨潇潇曲，自别苏州更不闻”这样的句子。
八
毛西河[285]《词话》谓：“赵德麟令畤[286]作《商调鼓子词》谱西厢传奇，为杂剧之祖。”然《乐府雅词》卷首所载秦少游、晁补之[287]、郑彦能[288]（名仅）《调笑转踏》首有致语，末有放队，每调之前有口号诗，甚似曲本体例。无名氏《九张机》亦然。至董颖《道宫薄媚》[289]大曲咏西子事，凡十只曲，皆平仄通押，竟是套曲。此可与《弦索西厢》[290]同为曲家之筚路[291]。曾氏置诸《雅词》[292]卷首，所以别之于词也。颖字仲达，绍兴初人，从汪彦章[293]、徐师川[294]游，彦章为作《字说》。见《书录解题》[295]。
［译文］
毛西河的《词话》认为：赵德麟所作《商调鼓子词》谱唱西厢记传奇，是元代杂剧鼻祖。然而曾慥《乐府雅词》卷首载有秦少游、晁补之、郑彦能的《调笑转踏》，开头有致语，结尾有放队，每一曲调之前有口号诗，很像元曲的体例。无名氏的《九张机》也是如此。到了董颖的《道宫薄媚》大曲咏唱西施的事，共十支曲子，都是平韵、仄韵通押，就已经是套曲的模样。这可以和董解元的《弦索西厢》共同看作元曲的开山。曾慥把秦少游、晁补之、郑彦能的《调笑转踏》放在《乐府雅词》的卷首，就是要把它和词相区分。董颖，字仲达，南宋绍兴初人，和汪彦章、徐师川交游，汪彦章曾为他写《字说》。见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九
宋人遇令节、朝贺、宴会、落成等事，有“致语”一种。宋子京、欧阳永叔、苏子瞻、陈后山、文宋瑞集中皆有之。《啸余谱》列之于词曲之间。其式：先“教坊致语”（四六文），次“口号”（诗），次“勾合曲”（四六文），次“勾小儿队”（四六文），次“队名”（诗二句），次“问小儿”、“小儿致语”，次“勾杂剧”（皆四六文），次“放队”（或诗或四六文）。若有女弟子队，则勾女弟子队如前[296]。其所歌之词曲与所演之剧，则自伶人定之。少游、补之之《调笑》乃并为之作词。元人杂剧乃以曲代之，曲中楔子、科白、上下场诗，犹是致语、口号、勾队、放队之遗也。此程明善[297]《啸余谱》所以列致语于词曲之间者也。
［译文］
宋朝人遇到良辰佳节、朝会庆贺、宴饮聚会、建筑落成等事，会有“致语”演出。宋祁、欧阳修、苏轼、陈师道、文天祥集子中都有这种体裁。《啸余谱》把它列在词与曲之间。格式是：首先是“教坊致语”（用四六文写成），其次是“口号”（诗），再次是“勾合曲”（四六文），再次“勾小儿队”（四六文），再次“队名”（两句诗），再次“问小儿”、“小儿致语”，再次“勾杂剧”（都是四六文），再次“放队”（或用诗，或用四六文）。如果有女弟子队，就把前面的“小儿”改为“女弟子”，其他形式相同。演出唱的词曲和演出的剧目，则由艺人自己决定。秦少游、晁补之的《调笑转踏》就一并为他们作词。元代的杂剧就用曲来代替词，曲中的楔子、科白、上下场诗，就是致语、口号、勾队、放队的发展。这是程明善《啸余谱》所以要把致语放在词与曲之间的原因。
一〇
明顾梧芳刻《尊前集》二卷，自为之引。并云：明嘉禾顾梧芳编次。毛子晋刻《词苑英华》疑为梧芳所辑。朱竹垞跋称：吴下得吴宽手钞本，取顾本勘之，靡有不同，因定为宋初人编辑。《提要》两存其说。案：《古今词话》云：“赵崇祚《花间集》载温飞卿《菩萨蛮》甚多，合之吕鹏《尊前集》不下二十阕。”今考顾刻所载飞卿《菩萨蛮》五首，除“咏泪”一首外，皆《花间》所有，知顾刻虽非自编，亦非复吕鹏之所编之旧矣。《提要》又云：“张炎《乐府指迷》虽云唐人有《尊前》《花间》集，然《乐府指迷》真出张炎与否，盖未可定。陈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注曰：此近世倚声填词之祖。而无《尊前集》之名。不应张炎见之而陈振孙不见。”然《书录解题》“阳春集”条下引高邮崔公度语曰：“《尊前》《花间》往往谬其姓氏。”公度公祐[298]间人，《宋史》有传。北宋固有，则此书不过直斋未见耳。又案：黄昇《花庵词选》李白《清平乐》下注云：“翰林应制。”又云：“案：唐吕鹏《遏云集》载应制词四首，以后二首无清逸气韵，疑非太白所作”云云。今《尊前集》所载太白《清平乐》有五首，岂《尊前集》一名《遏云集》，而四首五首之不同，乃花庵所见之本略异欤？又，欧阳炯[299]《花间集序》谓：“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清平乐》四首。”则唐末时只有四首，岂末一首为梧芳所羼入，非吕鹏之旧欤？
［译文］
明代顾梧芳刻印《尊前集》两卷，自己为书作序。并且说：明代嘉禾顾梧芳编辑。毛子晋刻印《文苑英华》，也认为可能是梧芳所编辑。朱竹垞在跋语中说：我在吴下得到吴宽的手抄本，拿来和顾本校勘，没有不一样的地方，因此定《尊前集》为宋初人所编辑。《四库提要》这两种说法并存。案：《古今词话》说：“赵崇祚《花间集》收录温飞卿《菩萨蛮》很多，与吕鹏《尊前集》收录的合在一起，不下二十首。”现在考订顾刻所收飞卿《菩萨蛮》五首，除去“咏泪”一首以外，都是《花间集》里所有的，就知道顾刻即使不是自己编辑，也不再是吕鹏编辑的《尊前集》的旧貌。《提要》又说：“张炎《乐府指迷》虽然说唐人有《尊前集》《花间集》，然而《乐府指迷》是否真是张炎所写，还不能确定。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歌词类’以《花间集》为首，注释说：这是近代倚声填词的鼻祖。而没有《尊前集》的记载。不应该张炎能见到而陈振孙却见不到。”然而《书录解题》“阳春录”条下引用高邮崔公度的话说：“《尊前集》《花间集》中作者姓名多有错误。”公度是北宋元祐年间人，《宋史》中有传。北宋已经有了，那么，这本书不过是陈直斋没有见到罢了。又案：黄昇《花庵词选》所收李白《清平乐》下面注释说：“李翰林应制所作。”又说：“案：唐朝吕鹏《遏云集》记载应制词四首，因为后面两首没有清新飘逸的气韵，怀疑不是李太白所作”等等。现在的《尊前集》所收录的太白《清平乐》有五首，难道《尊前集》又叫《遏云集》，而或四首、或五首不同，是黄昇看到的版本略有不同吗？又：欧阳炯在《花间集序》中说：“唐明皇朝有李太白应制词《清平乐》四首。”那么，唐朝末年时只有四首，难道最后一首是顾梧芳加入的，已经不是吕鹏本的原样了吗？
一一
楚辞之体，非屈子所创也。《沧浪》《凤兮》之歌已与三百篇异，然至屈子而最工。五七律始于齐、梁而盛于唐。词源于唐而大成于北宋。故最工之文学，非徒善创，亦且善因。
［译文］
楚辞这种体裁，并非屈原所创立。《沧浪》《凤兮》这两首歌已经和《诗三百》不同，然而这种体裁到了屈原最为工致。五言、七言律诗起源于南朝齐、梁，到了唐朝才繁盛。词起源于唐朝，到了宋朝才成熟。所以最为工致的文学，不只要善于开创，而且要善于继承。
一二
金朗甫作《〈词选〉后序》，分词为“淫词”、“鄙词”、“游词”三种[300]。词之弊尽是矣。五代、北宋之词，其失也淫；辛、刘之词，其失也鄙；姜、张之词，其失也游。
［译文］
金应圭写《〈词选〉后序》，认为词有“淫词”、“鄙词”、“游词”三种。填词的弊病包罗无遗。五代、北宋的词，不足在于“淫”；辛弃疾、刘过的词，不足在于“鄙”；姜夔、张炎的词，不足在于“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