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波浪挟着震耳的涛声和闪烁的浪花，在深不可测的大海上咆啸奔腾，历史是光线永远也映照不到深处的阴暗之海。在汹涌的大海之上，高踞着曾带来喧哗的人类，但正像大海深处所显示那样，沉默无际的暗流，才是历史的本质。
在历史进程中，大国争霸，如波涛汹涌，生生不息从过去延伸向未来。一个大国衰落后造成巨大的地缘真空，接着就是另一个大国填充而上。
布热津斯基曾在《大棋局》一书中，将欧亚大陆看成是一盘大棋局，谁控制了这盘大棋局，谁就能主宰世界。而棋盘阡陌纵横，呈格状分布，棋子以颜色不同相互对垒拼杀。棋盘与棋子都折射出欧亚格局的缩影。
在15世纪以前，世界一直处在东西方两极共管之下。相比较，在国际舞台上，担当主角的，并不是西方国家，而是东方诸国。历史上有数不清的先进文明，在被野蛮族群征服后，不是被灭绝，就是被洗劫一空，变成社会底层，最后语言及文化全部消失。西方古代文明以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最为典型，在这两个文明的崩溃的过程中，东方的游牧民族扮演了野蛮的入侵者的角色。
法国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对人类社会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的是长时段历史，即结构。例如地理环境、生态现实等等地球因素。一场战役、一次政治家的会晤、一篇重要的演说或一封关系重大的信件，诸如这些政治、军事、外交等事件在历史上只是转瞬即逝，它们是一种短时段，是一种“喧闹一时的新闻”时间，对历史真正的进程影响甚微。布罗代尔对短时段作这样一个比喻，他提到，在巴西的一个夜晚，四周燃起像萤火虫一般的烟火，这些明明灭灭的烟火就好比事件，它们闪烁了一下后，就倏怱而逝，四周依然漫无边际的黑暗。事件虽发出了微光，但这种光亮却不能穿过漆黑的夜晚。因此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把握和解释一切历史现象。
布罗代尔用海洋来比喻三个时段的关系：短时段历史，就如同“当前历史时刻”所写的一切不过是变幻莫测的海面。因此，一些社会事件的调查尽管详实可靠，但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层面”却像剃须刀那么薄，而历史学对总体形象的粗线条勾勒，却能展示社会发展的趋向。对于长时段所决定的这种趋向在历史上如何表现，布罗代尔认为可以在中时段里充分说明。这样，在10年、25年、50年（康德拉捷夫周期）乃至100年（即所谓“百年周期”）之间持续发生的历史现象，如1791－1817年欧洲物价趋向上升，1817－1852年逐渐下跌等“经济态势”或经济学家所说的“周期”，也就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历史撰述的范围。在这样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的将不再是一天或一年的事情，而是10年、50年甚至上百年的长画卷。
布罗代尔认为历史不只是人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诸如土地、气候、生态变动等等的历史。“历史创造了人，人承受了历史。”历史的主体已不是人，而是“其他”。不是人创造了历史，而是地理等塑造了人的历史。因此，被“碎片化了”。
虽然社会学家们试图从各自的角度去解释东西方文化与政治的差异性，但所谓人文因素绝非根本的原因。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更多源于地缘环境的差异。
如果仔细观察东亚史就会发现，东亚国家的历史民族名称异常庞杂，而民族这一概念是后来形成或定义的。蒙古人的民族概念更是不足800年，正如蒙古种人与蒙古族人的区别，前者指的是人种，后者指的是民族或国家。
2009年末，国际人类基因组组织(HUGO)泛亚太地区SNP联盟搜集覆盖东亚、南亚及东南亚各区域的七十多个人种，并对1700多例样本进行了全基因组基因分型，其中也包括此前从未在基因层面细致研究过的“小黑人”。通过SNP分析获得了亚洲人群SNP遗传多元化图谱，并初步得出亚洲人群的历史移民路线。这次研究首次分析出，在数万年前，亚洲人的祖先走出非洲，沿着印度洋沿岸迁徙，到达东南亚；并在距今3万到4万年前，开始由东南亚向北迁徙，之后遍布整个东亚，直至中亚地区，而日本族群是通过朝鲜半岛迁移到日本的。
根据分子生物学所研究的人类迁徙路线，目前存在于地球上的人类是由于突发性事件从数万年的冰河时期末期分批走出非洲已经是一个权威的结论。人类分批由低纬区域向高纬区域迁徙，这一场景如下，即从东部非洲出发，穿越亚洲阿拉伯半岛西南端与非洲大陆之间的红海曼德海峡，抵达阿拉伯半岛，这些人类在迁徙过程中途经亚洲西南部的高原地带——伊朗高原，其地理状况为阿拉伯版块与欧亚大陆版块碰撞之后形成的多摺山脉带地形。伊朗高原也成为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这里形成了原始黄白人种，即未分化成黄种人与白种人，之后又继续前行，向西与北方向前行的人类成为了白种人的族源；而向东前行的人类最终成为黄种人的族源。
这是一次浩大的迁徙，原始黄种人又分为了两支，北支经帕米尔高原，中亚地区，蒙古高原，在这里又分化出两部，一部到达中国的黄土高原西部，形成原始古羌族。另一部越过大兴安岭，进入东北地区。而另一支南支，经过印度，中南半岛，岭南地区，最终进入了长江流域，而进入长江流域后，这一支黄种人又分化为了两股，一支向西进入了长江中上游，另一支则继续北上在黄淮流域遇到了从东北方向下来的北支黄种人，形成了原始东夷族。原始西羌族属游牧族，而东夷人擅长渔猎与射箭。这一“西羌”与“东夷”概念与中国周朝以后所提出的“羌”与“夷”的概念不同。
古羌族是中国华夏民族的主要祖族之一，不仅孕育了包括“犬戎”、“白狗”、“白狼”等大部分西戎族，还孕育了汉族、党项、吐蕃、藏族等民族，而且古羌族流入蒙古草原的分支部族还参与了蒙古草原民族的形成。直到现在，许多汉字还带有华夏祖先羌人的游牧血统的印记。黄种人自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中国腹地，相对独立的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典型代表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最后从东西两个方向在中原汇合形成现有的华夏文化。在族群的融合中，西方族群联盟取得了胜利，因为最终形成的东亚核心部落被贴上了“华夏”的标签。
这种华夏文化烙印的形成，曾通过东西部族群联盟首领的“夏禹”整合，之后由同属于西方部落的周人扩散，扩展为“华夏”。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华夏条目为：“中国和汉族的古称，……‘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即中原之人。……公元前2100至前770年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他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辞海》华夏条为：“中国古称华夏。《左传．定公十年》（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原始东夷族群建立的商朝通过“先商”“早商”“晚商”三阶段，本来有机会最终形成“中央之国”，但西部黄种人族群周人的国家竞争模式胜于商，并更有政治远见，将子弟分封于各地，这即是“封建”一词的原始含义，以“封”土而“建”国，古文献中之“封建”即“分封制”，周人自上而下的开始了民族融合，并演绎出“华夷五方论”，在东亚各族群中强化了“华夏族”正统的烙印，以至于周边边缘族群即使逐鹿中原，也得为自己找到“华夏”身份。
在记录人类遗传信息的DNA中，有一个Y染色体不会出现重组，因此能将人类遗传信息记录下来，从地缘上说，华夏文明实际由东方与西方两部分文化融合而成。在进入农业社会以前，西北游牧，东部沿海渔猎，与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羌”与“夷”针对于各自的生存方式而贴上这一符号，东与西则代表了地理方向。由于黄土高原地处地理大陆核心地带，土质适合原始农业，因此“羌”与“夷”在争夺这一地区过程中融为一体，共同构成华夏族的祖先，并将东亚族群作为人种定格下来。原先走北支的黄种人并没有全部南下，成为了北亚黄种人，以蒙古人种为典型代表，而南支留在中南半岛的而成为了南亚黄种人。当然最后由于东亚黄种人占据了核心地区，势力不断的扩张，反过来向北与向南又形成了新的融合。
根据DNA的Y染色体上遗传记录，原始的西羌族和东夷族并非完全融合，西羌族一部自向西进入青藏高原形成了现在的藏族、羌族；而又一部分原始东夷一部分进入了长江中部流域，一部分退回了东北地区及朝鲜半岛。
历史学家王明轲认为，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的工具，族群个体因记忆被抹去而造成了族群边界和族群认同的变迁。族群间与族群内部的弱势阶层容易受到强势阶层的影响而接受后者的施加的影响，失去自身族源的诠释权。
2011年初，韩国著名语言学专家、仁济大学教授陈泰夏就曾在韩国媒体上发表文章，称“汉字并非中国文字，而是朝鲜人祖先东夷族创造的。”的论述。韩国学者高浚焕称，上古韩国人建立了“倍达国”，中国古书中的蚩尤就是该国的第14代国君。虽然这些说法无法佐证，但与华夏族群的血缘的密切程度却不容质疑。从族源上看，中国与朝鲜要比韩国更近一些。从原始由来看，朝鲜族文化可追溯到原始的东夷族，因此把东夷族的英雄“蚩尤”也有一定依据。而朝鲜半岛上的民族将自己当作原始东夷人仅存的文化继承者也有一定道理。
关于朝鲜半岛民族的起源说法很多，至今尚无定论。朝鲜半岛上至少早在距今约60万至40万年前就有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居住，平壤市祥原郡的黑隅里遗址、力浦地区大岘洞的“力浦人”遗骨、平安南道德川郡“胜利山人”遗址等都是朝鲜半岛有早期人类活动的迹象。根据遗传记录，这些旧石器时代人类同现在的朝鲜人之间毫无关系。
朝鲜文明与中华文明十分密切，在朝鲜半岛还流行檀君开国的神话。檀君神话最早记载于13世纪的朝鲜文献《三国遗事》中。相传在公元前2300多年的中国上古时期，天帝桓因的庶子桓雄喜爱人间世界，带3000随从降临于朝鲜半岛的太白山顶神檀树下，建立“神市”。他率领风伯、雨神、云师，还带领教臣民懂得农耕、医药、木工、纺织、捕鱼等360多种谋生之道和技艺的能工巧匠来到朝鲜半岛。檀君的王国内有一头熊与一只老虎同住一洞。它们向桓雄祈求，希望能变成人。桓雄给他们一把灵艾与20头大蒜，告诉它们，如果它们吃了大蒜和艾蒿后，在百天内不见阳光，就能变成人。老虎因缺乏毅力而失败，熊经受住了考验变成一个美女。熊女无人婚配，又在檀树下祈求怀孕。桓雄暂变成人与她婚配，生了儿子。这个孩子就是檀君王俭。檀君在公元前2333年10月3日，以平壤为都城建立了王国，定名为“朝鲜”。他后来隐居于阿斯达山，变成山神，一直活了1908岁。朝鲜人至今仍在开天节纪念檀君，并一度实行檀君纪年，可见这种关于民族起源传说历史悠久。
朝鲜半岛包括周围的3300多个岛屿，陆地总面积22.22万平方公里。历史上朝鲜半岛曾有过许多民族定居融合，形成现在的朝鲜民族。公元前11世纪，原居住中国北方的一部分殷商族人迁徙至朝鲜半岛，箕子东走在中国史籍上就有反映。据中国史书记载，商朝末年，商纣王叔父箕子，不忍见殷商被灭，乃率五千族人迁入今天的朝鲜半岛立国建邦，并与当地的秽人相互结合。西周初年，周武王封箕子为王，建都平壤，称箕氏朝鲜。是时开始，朝鲜半岛纳入了中国宗藩政治体系，对于箕子东走的真实性朝鲜学者尚有争议。
所谓秽人，主要指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3世纪生活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北部的东夷族群。中国西周的中后期，中国北方的貊系部族渐渐向东、向南迁徙。约在春秋初年，其中的一支南迁进入朝鲜半岛，在朝鲜半岛的北部及中国东北与当地居民秽人融合形成沃沮、秽貊两个新民族，同时在半岛南部与当地的秽人融合形成马韩。此外，中国秦代一些逃避徭役的汉人向半岛的东南部不断逃亡，与当地的韩种族结合，形成了辰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