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宁静祥和的半岛，国家以儒家文明“偏安”一隅，生活的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种古典文化场景正是古代朝鲜王朝的写照。在历史上，朝鲜又因此号称“隐遁王国”。
在东亚，朝鲜自古以继承来自中国的儒家文化而自豪并自称“小中华”，奉中国为“大中华”，与中国一直保持着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古代朝鲜人为了学习汉语，而发明的朝鲜版的“汉语拼音”。由于明、清王朝的稳定，也使朝鲜三百年刀枪入库，歌舞升平，这种对“小中华”深切认同的价值正是基于东亚秩序伦理法则的最终认定上。因此，对“中华”的伤害与侮辱，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东亚文明的挑战。
殖民战争及之后的一系列碰击之后，自以为窥到东方文明真谛的朝鲜人，这一虚幻的文明之梦在惨烈的现实面前支离破碎。朝鲜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以“小中华”自居的荣耀，被日本铁蹄践踏的面目全非，并形成强烈的自卑与自恋夹杂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便是甲午战争大的时代背景。
对于中国近代史来说，甲午战争是一个分界线，在这之前，亚洲第一海军的头衔撑着中国这个大国的门面，李鸿章持续的做着“修补匠”工作。早在1863年，中国皇帝咸丰发给当时的美国总统阿不拉罕·林肯的一封信中还夸大自信地写道：我中华之帝国奉天承运,兼统世界其他国家，普天之下实为一体。这封信发出时，中国已经输掉了两场与英国的战争。但是甲午战争的一场风雨太大，房屋彻底塌了，不能继续靠“洋务运动”来维修，必须更加根本的修理！于是就有了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及新中国的崛起。
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拐点，中国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妄想的。美国著名政治家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曾指出，从汉朝开始，中国一代又一代由黄河流域向外拓展，将邻近民族社会纳入中华文化圈。中国过去的科学技术成就远超欧洲，印度和阿拉伯。不只是人口和领土远远超过欧洲，直到工业革命时，中国还是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事实上，中国当时占世界GDP的比重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过去的十八个世纪产量的总和还多。甚至在1820年，中国占世界GDP的30%，超过欧洲与美国的总和。当时西方人士对中国的物品繁荣感到相当吃惊。1736年一个法国人写道：中国各省都富有特产，而运输通过四通八达的运河快捷地抵达各地，使得帝国内的贸易非常流畅，这是欧洲无法比的。三十年后，还有一个法国人写道：无人否认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口最多的和最繁荣的王国。像中国这样的帝国相当于欧洲的全体，如果欧洲主权归一的话。
基辛格认为，中国的真正实力还体现于文化，这一传统的中国宇宙论经受了几千年自然灾害与内乱外患的考验。即使中国在孱弱和分割的状态下也被认为是合理的政治中心。内部的或外来的豪强占据了她，建都统治她，却从不否认中国是天下的“中央之国”。任何人要想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外交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作用就必须先了解中国这一历史承传。一个皇朝倒下，又一个皇朝出现，往复不断，好像遵循某种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每当新的帝王统一了中国，即按照黄帝的先例，号称恢复中华泱泱大国。
中国走进近代时，她已有了千年形成的完整的王朝体系。中国从来没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另一个国家长期保持接触关系，其原因很简单，她从来没有碰见到过一个与其规模相当的外来文化。皇帝坐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的塔顶变成一种自然规律。中国处理国际事务方式最显著的特色是它不是以纪念碑来凸显一时的胜利而是长期运用战略性的智慧。在中国的历史上，沿着漫长的不断推移的边界居住着无数的游牧民族，他们机动性很强并且经常武装得更好。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是一些半游牧民族，他们的骑兵可以轻而易举地跨过边境线直指中原农业腹地。而中国的反击却会遭遇地形的阻碍和漫长补给线的困难。面对中国的南部和东部是一些国家，他们通常承认中国心论，并且也骁勇善战，其中最坚韧不拔的是越南。
由于条件关系，中国也知道周边国家的存在，例如朝鲜，越南，泰国，缅甸等，但在中国人的概念里中国是世界中心，而这些国家是次等社会。在中国人眼里的宇宙自然秩序是中国为大而次等社会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并进贡表达谢恩。中国不可能征服她的所有邻国。中国劝服邻族人按中国中心的规范方式生活，同时彰示令人敬畏的中国威严。其目的不是征服蛮夷而是“放松缰绳驰马”。对那些不听话的蛮夷，中国会采用离间计将其他们分化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以夷制夷”方略。这一方略的目标实质上也是防御，即防止中国边境的蛮夷联合在一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边界与其说是政治和领土的界线毋宁说是文化的分水岭。
英国国家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士，著名的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曾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GDP占世界GDP的比例进行了描述，中国的西汉，北宋，明朝，清朝的GDP占世界GDP的比例依次为：西汉（公元1年）为26.2%，北宋（公元1000年）为22.7%，明朝（公元1500年）为25.0%，明朝（公元1600年）为29.2%，清朝（公元1700年）为22.3%，清朝（公元1820年）为32.9%，清朝（公元1870年）为17.2%。
以1600年为界，向前10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率为55.4％，占世界GDP合计的29.1％，比美国现在的水平还要高；向后100年，中国GDP累计增长率为－13.75％，世界GDP累计增长率降至12.74％。15世纪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只有15万人口，而在广州，仅外国人口数字就达到了20万，其中有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也有非洲人和土耳其人。1840年，上海口岸的贸易额超过了伦敦。直到18世纪，欧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都是“微不足道”的。直到19世纪中期，欧洲的经济水平才逐渐超过中国。
美国著名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明具有根深蒂固的儒家等级观。与西方文化着重把握眼前利益的思维方式相比较，儒家文化区把长远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考虑。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即“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而“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这种看法，在历史上受到了中国长期的影响。”
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学者布兰特·沃玛克认为，“中心性”是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参数，而不仅仅是一个战略，因为它植根于中国地缘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人口分布上，中国人一直没有发现中国的边缘地区对自己有吸引力，因此不愿意在这一界限之外去寻找生存空间。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都自称为“天下”，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或是值得关注的那部分宇宙的中心，这个态度是东西两个文明至为关键的特点。但是，由于现实世界的制约，从自我意识参照物而产生的自大，从而导致各种错误与机遇失去，这两方面共同决定了东西两个文明不同的历史轨迹。
打开一张世界地图，东亚与西方间最简单的一个对比是，东亚有一个中央帝国，而西方有一个中央之海，即地中海。欧美势力在近代崛起后，北大西洋成为新的地中海，东西方势力的主要角色与经济、战争技术都发生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