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老师骂张仪是妾妇，太会伺候人；他自己，则无疑更像是一位傲娇的女生：一会儿气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一会儿又挤对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于，两个人还能为谁应该去看谁这样的问题纠结不已。最终，闹得不想见面，就去找闺蜜。景丑老师劝和不劝离，是个好闺蜜啊。
（引子）
现今讲儒家的人，有个比较方便的地方。就是儒家关心历史，又把自己看作真正能影响历史的角色，所以他们留意身后名，对自身的行迹，记录也比较多。
不可靠的地方当然是有很多。不过戳穿谎言往往比填补空白要容易一些。
孔仲尼老师的生平大事，今天基本还历历可见。《孔子世家》虽然写得怪力乱神，但只要想想，释迦牟尼老师是啥年代的人，不同说法的分歧大到有几百年；耶稣老师是不是真有其人也还聚讼纷纭。由此，我们就知道，司马迁能写这样一篇传记，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孟子的履历，要模糊一些，但基本信息还是知道的。
他姓孟名轲，字是什么不清楚，有些书上说他字子车、子舆、子居，大概是求全附会之说。
孟老师是鲁国名族孟孙氏之后，但家道早已中落，他出生在邹国。邹国、鲁国靠得很近，属于同一个文化圈，用“邹鲁之士”作儒生的代名词，是很常见的情况。
《韩诗外传》《列女传》这些汉朝人的书里，都提到了孟子的妈妈是模范母亲，还讲了一些民间故事风格的小段子，至今教育小朋友的时候还用得到，比如不能撒谎，学习要持之以恒，还有要无论如何找学区房等等。
这些故事传播的结果，是导致人们普遍相信孟子的爸爸应该很早就去世了（据说是在孟子三岁时）。但有很多证据表明，这不是事实。孟父早死的传说，只说明了广大群众对单亲妈妈把独生子拉扯成才的故事有多么热爱。
司马迁说，孟子的老师是孔子孙子子思的某个不知名学生。所以在儒门他这一脉，人称“思孟学派”。但传着传着，就变成了孟子是子思本人的学生了。名师高徒，说起来更给力。至于这么一改，导致年代无法衔接，那是学者才会操心的问题。众所周知，全世界的民间故事，都是以缺乏时间观念着称的。
但孟子确实很推崇子思，至于孔子，他更是抬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孟子·公孙丑》）
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比得上孔子的。
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
孔子综合了所有圣人的品质，是永远符合时代精神的圣人。或者用鲁迅的翻译，叫“摩登圣人”。
这些话，当然是捧到极点了，但还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孤立地夸，火力再猛也没关系，就怕人比人。这就像做广告，你说你最牛，没关系，尽管说，但你不能点名道姓地说你比同行牛。
但孟子还真就点了，把孔子和伯夷比，和柳下惠比，和伊尹比，这些都也还罢了，最关键的是，他借宰我①之口说：
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
孔子自己，是向来不敢自居圣人的。不是自谦，倒是自知——按传统观念，古代的圣人都具备两大要素：一是有德，二是有权。或者说，圣人和圣王基本是同义词。孔老师一辈子没捞着过一个有实权的官，和圣人隔着十万八千里。
孔门弟子们捧老师是圣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结果都是贬低了权力的重要性。说道德积分突破上限的孔子，比道德和权力都是满分的尧、舜还要高，实际是在明白宣告，算不算圣人，道德是唯一指标；权力，随它去吧。
君究竟有多轻
说起来，孟老师其实也是个官迷。他说，做官是我们君子的光荣传统。并向人介绍说，孔子如果在一个国家三个月得不到任命，就有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会立刻离开这个国家，并随身携带给别国国君的见面礼。又说，按照老礼，一个士人如果三个月没当官，别人就会来慰问他。
搞得听他讲古的人也大吃一惊：三个月而已，至于吗？咱们魏国也是热衷做官的国家，可也没听说过猴急到这个地步的。
大概，正因为同是官迷，孟老师才愈发要和苏秦老师、张仪老师他们划清界线。他对国君，可就不会那么体贴了。
孟老师的生卒年，根据现存史料，只能大致推测，无法说准是哪一年。但他游历诸国，见过哪些国家领导人，宾主双方是亲切友好地交谈还是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有不少倒是可以确定的。①
公元前333-前330年，孟老师在祖国邹国当了官。然后，和国家领导人邹穆公有了这样的对话。
邹与鲁哄。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
邹穆公跟孟老师倾诉自己的郁闷：邹国和鲁国打了一仗，邹国官员死了三十三个，邹国人民就在一边干看着。这种让领导先死的作风，邹穆公当然无法容忍；但要处死围观群众，这么大的群体事件，恐怕就要把邹国这点可怜的人口都杀光了。
所以他左右为难。
孟老师的答复则很干脆：官员们死得活该。
孟老师说，闹灾荒的年份，邹国人民流离失所，而国家粮食、资金储备很雄厚，有关部门却不汇报灾情。曾参老师说得好：“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就怎么对待你。”所以国君您就甭抱怨了。
这算是当面让国君下不来台。顺便贡献了一个成语：“出尔反尔”。
公元前330-前324年，孟老师在齐国找机会。
当时齐国国君还是齐威王，一般认为他是齐国历史上最英明有为的领袖，特别欢迎别人给他提意见，导致来提意见的人太多，齐国王宫热闹得跟市场一样，人称“门庭若市”。
但孟老师跟他交流不多，反正《孟子》书里没提孟老师跟齐威王都说过啥。大概这种处境让孟老师很失望，所以他离开了齐国。
公元前324-前320年，孟老师在泗水流域的那串小国溜达。
这期间，孟老师收获了自己的头号大粉丝滕文公。滕文公还在当接班人的时候，就专程去拜访过孟老师，结果孟老师言必称尧舜，大谈只要发掘出人性之善，就可以有神奇的功效。把滕文公迷得神魂颠倒，“于心终不忘”。后来滕文公的父亲去世，滕文公顶住来自家族长辈、国家元老的压力，遵循孟老师的指示，把爸爸的丧事按传说中的西周老规矩给办了。
当了国君后，他跟孟老师说话，基本也是恭谨地执弟子礼。
公元前320-前319年，孟老师到了魏国。
魏国和之前那些小国可不一样，滕国领土不过五十里，比一个村儿大点儿。魏国却是战国初期的超级大国，自诩“天下莫强焉”，虽然最近吃了不少亏，但还是第一世界的心态。到魏国遭际如何，对已经步入老年的孟老师也算是人生的一次大考。
因为魏国当时已经迁都大梁，所以魏国国君也叫梁王。
《孟子》开篇第一章，就是孟老师见梁惠王。梁惠王说：
“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易中天老师在百家讲坛讲孟子，把“叟”翻译成老头。在公众性的讲坛上，追求表达效果，这么讲当然是可以的。不过严格说来，这么翻译不准确。朱熹注：“叟，长老之称。”也就是说，梁惠王虽然问得有点太猴急不含蓄，但称呼上还是挺客气的。
不客气的是孟老师。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这句话引出“义利之辨”的大问题，这里暂不讨论。总之，不接对方的话茬，一句话给顶回去。啥叫“说大人，则藐之”，这就是现身说法了。
孟老师在魏国的运气不大好，游说刚有点效果，梁惠王就死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即位。
魏国这位新国君，在《孟子》里只算打酱油的。仅出现一次，孟子对他的那句评价倒是很有名。
“望之不似人君。”
只远远看了一眼，孟老师就否定了这位的统治资格。
照这样子，孟子在魏国是待不下去了。好在，不重视他的齐威王，不久前也很凑趣地死了。
公元前319-前312年，孟老师又到了齐国。
这个时候，孟老师在国际间的名声已经很大。实际上，孟老师要见齐王的心理固然很迫切，但刚即位的齐宣王对孟老师的好奇心更旺盛。两人见面之前，齐宣王竟然派人去偷窥了孟子一回。知道自己被偷窥了，孟老师豪爽亲切地说：“看什么看，尧舜也是人啊！”
两人见面，孟子照例是一开口就把人家的话给顶回去。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
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
齐宣王打听齐桓公、晋文公的业绩，实际上就是想问孟子该怎样称霸。孟子睁着眼睛说瞎话，咱们孔子的传人，没有谈齐桓、晋文的——《论语》里对齐桓公评价不算低，对晋文公也捎带提过一次。所以顾颉刚先生说，当时要是齐宣王从身边拿出卷《论语》来，场面只怕要尴尬。
当然，孟老师敢这么说，也是拿准齐宣王不好意思这么跟自己过不去。他就是要表明态度：霸道，咱不爱提；我不答你的问题，而你要顺着我的思路走。
《孟子》书里，孟老师和齐宣王的对话特别多，这其中，最着名的宣言无疑是：
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
这句很好懂，不翻译了，也实在是翻译不出原文的气势来。
此外，孟老师放钩子下绊子打棍子，什么招都使过。如果说苏秦张仪是妾妇，孟老师却常常也不像大丈夫，而是像最会折腾男朋友的女生，有时气得齐宣王“勃然变乎色”，有时又挤对得齐宣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于，两个人还能为了谁应该去看谁这样的问题纠结不已。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
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明日，出吊于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
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
王使人问疾，医来。
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于朝，我不识能至否乎？”
使数人要于路，曰：“请必无归，而造于朝！”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
（《孟子·公孙丑》）
孟子本来已经准备好去见齐宣王，偏生齐宣王派了个人来跟孟子说，本来应该是我来看您的，但是感冒了，吹不得风。不过要是您过来，我还能支撑着上朝，不知道可不可以让我有机会见到您？
于是孟子改变计划：“不幸得很，我也病了。”
第二天，孟子要到别人家去吊丧。学生劝阻：“昨天您刚说有病，今天又招摇过市，这不太好吧？”
孟子很干脆：“昨天生病，今天好了不行吗？”
齐宣王对孟子的身体倒是很关心，派人来慰问孟子，医生也带来了。孟子的学生赶紧跟来人敷衍打圆场：“昨天是真病了，真不能上朝廷去；今天病刚好了点，就小步快走着去了。但能不能撑到终点，我说不准。”
同时他派人去给孟子带信：“无论如何不要回家，赶快上朝去！”
于是孟子被学生逼得有家不能回，上朝又实在不想去，换作是女人，这时候最自然的反应，大概只能是去找闺蜜。
——孟老师也确实是住到一个叫景丑的朋友家去了。
孟老师有名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句话的政治内涵我们先放着，反正，至少在他老人家面前，君王的分量，确实显得不大重。
仁政：孟子的不二法门
当然，孔、孟以至刘向的界说都只能当作“理想典型”来看待。事实上真能合乎这种标准的士终属于少数。但是自从诸子百家竞起，各“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情形来看，这些少数的士无疑在当时的历史潮流中是处于主导的地位的，他们正是汤因比所谓的“创造少数”。
——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
孟老师跟闺蜜交心，谈了自己不见齐王的理由：
“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夫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
“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恒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
“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
他先引用本门前辈曾参老师的话：晋国、楚国的财富，没有谁比得上。但是，他们有富贵，咱家有仁义，面对他们，我也不气短。
然后孟老师比较自己和齐王各自的优势。
天下最尊贵的东西有三样：爵位算一个，岁数算一个，道德算一个。朝廷上，爵位最尊；日常生活中，岁数最尊；至于辅助君主治理百姓，德行最尊。
齐王只有爵位这一个优势；我老孟占着俩，而且这俩当中，德行应该算双倍积分。
孟老师宣称，对大有作为的君主来说，一定有他不能召唤的大臣，有事儿，得你亲自上门去找他。
于是孟老师又引史为证。商汤面对伊尹，桓公面对管仲，都首先是学生，然后才是君主。这二位之所以能够称王称霸①靠的就是这种正确的态度。而当今天下，之所以会形成国际均势，不是因为大家都很强，恰恰相反，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大家都太弱。因为各国君主都好为人师，所以哪国都搞不好。
最后孟老师愤愤然地说：“管仲都不可以被召唤，更何况连管仲都瞧不上的人呢？”
在其他场合，孟老师还讲过一些类似的故事。强调不是我傲娇，而是我们儒家向来就是这么傲娇。
鲁国掌权的阳货想让孔子来拜见自己，孔老师就不去。阳货就派人给孔老师送礼——因为照规矩，你得亲自来给我回礼，那不就见着了？结果孔老师有意挑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礼。虽然最后两人还是见了面，但那纯属意外，小概率事件下不为例。①
孔老师的孙子，小孔老师子思先生也是这个脾气。小孔老师和鲁穆公的关系是这样：
缪公亟见于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悦也，岂不曰：“以位，则子，君也；我，臣也；何敢与君友也？以德，则子事我者也，奚可以与我友？”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与……（《孟子·万章》）
鲁穆公多次去见小孔老师，问古代千乘之国的国君，是怎样和士人做朋友的呢？——意思是，让我们交往吧。
小孔老师的反应是不高兴。“按古人的观点，国君应该给士人当学生，而不是当朋友。”
孟老师又解释小孔老师的意思：按地位，您是君我是臣，我不配跟您当朋友；论德行，我是老师你是学生，你哪配跟我当朋友；想当我朋友都不行，召见我当然更不行。
从上面引的话很容易看出来，儒门这股子傲气，是源于这样一种自负：比道德，我们是最好的。
为什么我们的道德能这么好呢？孟老师说，人的天性之中，都包含着一些美好的品质，主要是以下四种：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但是，这些美好的品质，大多数人培养得并不好，被恶劣的环境给毁了。就像绿树茏葱的山丘，生生被砍成了秃岭。但是我们孔门高手不一样，这四大美德，从小都发育得特别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