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美国次贷（债）危机的因素很多，但离开美国政府的过度干预来谈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无异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美国政府超出自身财力的限制，对住宅市场实施过度的干预，是美国次贷（债）危机发生的最根本原因。相应地，解决美国次贷（债）危机，归根到底是要弥补美国政府过度干预产生的财政缺口。这个财政缺口不是由美国政府填平，就是由美国的市场主体来填平。
目前关于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原因的分析明显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2007年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离不开美国宏观调控的背景，即美国政府对住宅市场的过度干预才是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
一、目前关于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原因分析的不足
当前关于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监管不力论，以吴建环为代表；第二，委托代理链过长论，以陈志武为代表；第三，国际货币体系扭曲论，以王永利、杨公齐为代表；第四，过度消费论，以余永定、王小东、尤里·帕霍莫夫为代表；第五，政策诱致论，以许小年、肖本华、雷鸣、赵夫增为代表；第六，流动性过剩论，以韩振亚、黄纪宪、张超、张云为代表；第七，综合因素作用论，持这一观点的人较多，如刘峰、叶红光、马骥、张长青、廖湘岳、邱兆祥、粟勤、曹红辉、刘华钊、杜厚文、初春莉、裴平、李健旋等人。从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看，应该说这些解释对人们全面认识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原因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原因既有表面的，也有深层的，既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或者眉毛胡子一把抓，都不是分析问题的正确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上述解释存在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
首先是监管不力论。吴建环认为，随着金融创新工具的不断涌现，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行业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美国已有的分工监管模式逐渐失去了效力，这必然增加整个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因此政府的监管不力才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这里需要强调，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政府有效监管机制的建立也需要时间，这意味着不是有了金融创新，就有了系统性风险，有了系统性风险，就马上爆发金融危机。从金融发展的历史看，创新是推动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创新本身也包含对政府管制的规避，但创新从来没有和金融危机画等号。将监管不力看做是美国爆发次贷（债）危机的主导因素，是对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规律缺乏必要的了解。
其次是委托代理链过长论。陈志武认为，金融创新并不能有效解决资本市场的道德风险问题，随着抵押贷款层层证券化，委托代理链条也越来越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道德风险问题更加严重，从而为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确实，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会影响到委托代理的效率，增加道德风险，然而市场机制会通过风险和收益对等的途径解决这一问题。要么委托代理链条延长不下去，也不增加道德风险；要么委托代理链条延长下去，道德风险增加了，但承担额外道德风险的主体收益也相应增加了。所以将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作为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主导因素同样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再次是国际货币体系扭曲论。撇开别的不说，这一观点至少过于夸大外部因素的作用，将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归咎于外部环境，明显有为美国政府推脱责任之嫌。按照这种观点，只要国际货币体系继续扭曲，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就是必然的，美国政府既没有必要为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承担责任，也没有必要为次贷（债）危机的解决采取措施，而应听之任之。如果是这样，美国政府也就丧失存在的必要性了。因此，这一观点单从结论上看就不值一驳。
接着是过度消费论。过度消费论揭示的只是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直接或表面原因，缺乏对美国爆发次贷（债）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分析。从字面上，过度消费是消费大于储蓄，次贷（债）是不该借债消费的能够借债消费，实质也是过度消费，将过度消费作为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原因，是同义反复。况且，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过度消费是不可能出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与市场机制要求相背离的次贷（债），显然只能归咎于非市场因素或非市场主体，这才是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
最后是综合因素论。这一观点将所有导致次贷（债）危机的原因一一罗列，颇有和稀泥之嫌，因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与其他事物没有任何关联。综合因素论对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原因不分主次，不分表里，给人的感觉是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但等到要拿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时，却无从下手，因为它抓不住问题的关键和核心。
比较接近答案的是政策诱致论和流动性过剩论，之所以将它们合并讨论是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策诱致论强调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是由美国政府不适当的政策导致的，流动性过剩论强调热钱大量涌入房地产行业，使房价泡沫越吹越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中国有句老话叫做，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在当代社会，流动性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政府，流动性指向何方也完全取决于政府。认为房地产行业泡沫由政府吹大，再由政府挤破，从而导致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是政策诱致论和流动性过剩论的共同之处。然而，政策诱致论和流动性过剩论关于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原因的探讨到此为止，并没有进一步深究下去，如政府为什么要吹大房地产泡沫，为什么又要再将其挤破，政府这么做的动机是什么。一旦把这些原因搞清楚，则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也就水落石出了。因此，寻找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还需从新的视角去探求。
二、2007年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宏观调控背景
2007年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是在美国政府不断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发生的，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政府干预色彩非常浓厚。
回顾1929～1933年大危机之前的美国住宅融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20世纪初以前，美国人的价值观与现在不同，他们宁可租房也不举债买房。因为当时市场住房贷款发放要求非常苛刻，一般需要买房者首付50%，而且利率较高，借款期限较短，通常必须5年内付清。在这种情况下，偿付能力欠佳的中低收入阶层不可能贷款买房，偿付能力突出的高收入阶层一般也不需要贷款买房，除非出现临时性的资金周转困难。相应地，因为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出现次贷（债）危机甚至优质贷款危机，几乎就成为不可能的事了。然而，1929～1933年大危机不仅改变了政府在国民经济活动中“守夜人”的地位，也改变了政府在住宅市场上自由放任不干预的角色。政府干预住宅市场不仅是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需要，也是契合大多数美国人口味的善举。
1932年，美国时任总统胡佛主持通过了《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法》，正式拉开了美国政府积极干预美国住宅市场的序幕。1933年，继任的罗斯福总统成立了房产主贷款公司，为失去住房的房主提供低息贷款。1934年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成立，专门负责审定房屋建筑标准，并推出25～30年期的低息贷款。1938年，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成立，向购房者提供抵押贷款支持。房利美的成立，是美国政府干预住宅市场的里程碑事件。房利美英文简称Fannie Mae，根据商务印书馆2007年出版的《英汉证券投资词典》对房利美的解释，房利美是联邦国民住房贷款协会（Federal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的昵称，是美国三大住房贷款证券化经营机构之一，其性质为社会公众拥有，美国政府资助，专门运作由联邦住房委员会或其他金融机构担保的住房抵押贷款，将这些住房抵押贷款按期限、利率进行组合，作为抵押或担保发行住房抵押债券，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再以回收资金向更多的人提供住房贷款。1944年，美国政府为从战场返乡的老兵提供慷慨的房贷补贴，配合政府的这一需要，房利美的权力不仅扩大到贷款担保，即为提供住房贷款的金融机构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品种进行担保，而且公司主要由退伍军人负责管理，房利美的政府色彩因此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尽管后来的1954年，房利美发展成股份制公司，1968年，拉宾（Raymond H。Lapin）成为房利美的总裁，他修改公司制度，使之成为一个私有股份制公司，1970年，房利美股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1984年，房利美首次在海外发行公司债券，从此公司业务进入国外金融市场，但所有这些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房利美承担的政府职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和社会学教授托马斯·苏格鲁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从1929年爆发的经济大萧条起，“山姆大叔”就成为美国住房市场的真正推手。
在美国政府的大力干预下，美国住宅市场自有住房率快速提升。1940年美国人自有住房率不足50%，1950年已经提升到55%。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统计局甚至将新屋开工数作为考察经济的首要指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先将房屋拥有权项目扩展到少数民族群体。为了提升房利美的运行效率，使其更好参与市场竞争，1970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紧急住房金融法》，又批准成立了房地美，其商业规模仅次于房利美而居于美国住宅融资市场的第二位。房地美英文简称Freddie Mac，是联邦住房抵押贷款公司（Federal Home Loan Mortgage Corp）的昵称，其性质与房利美一样，也是政府赞助的企业（Government Sponsored Enterprise）。这样，房利美、房地美与房利美私有化过程中分离出来的政府机构——吉利美（Ginnie Mae）一起构成美国住宅融资市场的三巨头。1977年颁布的《社区再投资法》又鼓励金融机构以安全与稳健的方式满足其所在社区特别是中低收入社区的信贷需求。它与1974年颁布的《平等信贷机会法》、1975年颁布的《住房抵押贷款披露法》一起，实质内容都是允许甚至鼓励向落后的社区、偿付能力不足的人群提供贷款，从而为次贷（债）的形成提供了法律依据。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经过艰难的调整，逐步迈入长足发展的轨道。伴随着美国经济的不断膨胀，美国一般民众的偿付能力水涨船高，在原有房地产融资法律制度的内在刺激之下，美国民众的住宅融资热情逐步高涨，住宅融资规模逐步扩大，住房自有率逐步提升。1994年，美国住房自有率为64.2%，2001年这一比率上升到68%。然而好景不长，2001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下半年更发生震惊世界的“9·11”事件，美国经济面临大衰退的危险。为了维持美国固有的经济繁荣，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不惜在住宅市场上孤注一掷，以前所未有的宏观调控力度刺激美国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让民众拥有住房几乎是次贷危机爆发前几任美国总统共同的施政要点。从2001年1月～2003年6月，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为美国46年来的新低。宽松的货币政策、庞大的现金流无情地吹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当美国的住宅市场供过于求时，美国房地产业的膨胀也就达到了顶点。2004年6月～2006年6月的两年间，美联储又被迫连续17次升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由1%提升至5.5%。急剧收紧的货币政策和融资规模加大了美国房地产市场调整的阵痛。当美国经济2006年开始减速的时候，人们的收入开始滑落，住房的抵押价值明显缩水，美国各地偿付能力不足的问题立即凸现出来，终于酿成2007年的次贷（债）危机。目前美国共有1.306亿套住房，其中7 500万套为自有住房，3 670万套为出租房，1 890万套闲置，换句话说，即使现在美国经济结束探底开始回升，美国住宅市场也至少有14%的无效供给，即有意愿需求但无支付能力的供给，11%的住宅提供给了偿付能力不足的人群。考虑到美国经济至今欲振乏力，1 890万套住宅闲置和3 670万套住宅出租可能还是非常保守的估计。
从美国次贷（债）危机形成的过程看，我们不能不说美国政府对住宅市场的过度干预才是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
三、政府过度干预是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
当然，次贷（债）危机在美国爆发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爆发，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美国梦为代表的住宅刚性需求在美国得到了充分的张扬。住宅需求是每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因而刚性极强。不管个人收入水平高低，住宅需求都必须得到满足，当然住宅满足的方式可以不一样。然而由于美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住宅需求得到满足，并且以获得所有权的方式得到满足，成为美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明“美国梦”一词的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1931年在其发表的《美国史诗》中就认为，美国梦不仅仅意味着物质产品的堆积，住房也应当成为一个家和一个生活的所在地。如何让个人的住宅需求在所有权上得到满足，是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老百姓始终关注的中心议题。也正因为如此，2009年1月30日，面对1月份高达60万个工作机会的消失，面对2008年第4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3.8%的现实，面对大批人即将居无定所，面对30年来美国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新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不得不宣称，对于美国劳动者家庭来说，次贷（债）危机以及随后的金融危机是持续的灾难，这场灾难不啻美国梦的破灭。
第二，住宅产业本身对国民经济的拉动能力极强，从而成为宏观调控的极佳选择目标。住宅产业是典型的生产要素密集型行业，需要耗费大量的经济资源，从不需加工的原料到运用高科技的材料，从死的建筑机械到活的劳动力，需要的量都很大。加上住宅一旦建成出售，其引致需求同样诱人，从家具到家电，从产品消费到劳务消费，其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都不可小觑。正因为如此，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强化，他们刺激内需都将刺激房地产需求作为最后一招和看家本领。然而在美国，住宅产业之所以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还与人们的住宅超前消费意识有关。长期的经济增长以及宏观调控极可能延迟经济衰退的到来，不仅麻痹了美国政府自己，也麻痹了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长袖善舞的金融机构和消费者个人。金融机构相信消费者的偿付能力不仅稳定，而且越来越强，因而乐意以越来越低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信贷；消费者自身则在债务的支撑下，不断攀比，超前消费，正如大卫·坎普（David Kamp）所指出的，他们不仅将理想的居所面积确定为7 000平方英尺，甚至会因为门前的指路牌受法律限制太小而大光其火。我们很难说美国民众对住宅的超前消费与美国政府主要依赖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谁是本原的，谁是派生的，唯一可以肯定的，美国民众对住宅的超前消费确实吹大了美国住宅市场的泡沫，增加了美国经济的矫正难度。
第三，民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也使政府有充分的动力刺激住宅市场的繁荣。一方面美国民众有对住宅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也想增加对住宅产业的投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国家的住宅产业想不繁荣都难。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和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使得美国住宅市场的繁荣过犹不及。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制国家，民意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国家的政治生活，美国民众对住宅的所有权需求必然也会反映到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那里。与市场经济尊重货币投票权不同，政治生活尊重公民投票权，一个团体人数越多，该团体的发言权越大，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尽管偿付能力明显不足，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仍争相向美国的中低收入阶层、落后地区献媚，或直接给他们提供贷款，或给他们的贷款提供担保。与其他国家不同，美国房地产市场过度繁荣还与美国重视传统价值观有关。冷战结束以后，为了占领道德高地，美国政府不遗余力重建传统价值观，并将传统价值观与拥有自己的住宅联系起来，从而将美国住宅赋予太多的政治色彩。千方百计促进住宅市场的繁荣，满足美国民众拥有自己住宅的需求，已经成为历届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的不能承受之重。克林顿总统在1995年宣布全国房屋所有权日时，把自有住房与公民责任联系起来，呼吁巩固美国的家庭价值观，鼓励双亲家庭，鼓励让人们待在家里。布什总统上任后则承诺建设一个住房拥有者社会，他宣称将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美国人有能力打开房门，欢迎客人。即使在次贷（债）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3月，奥巴马政府依然公布了最高耗资可达2 750亿美元的、名为“让住房负担得起”的住房救援计划，该计划主要有三项措施，一是通过降低房贷月供、允许再融资，使400万～500万户陷入困境的房主缓解房贷压力；二是设立750亿美元的房主稳定基金，帮助约300万～4 000万户房贷严重违约者保住即将失去的住房；三是美国财政部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融资额度增加1倍，即每家2 000亿美元。由此可见，拥有住宅在美国有多么深厚的政治基础。
第四，市场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使消费者的偿付能力也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这既是房地产金融危机产生的内在根源，也是美国梦形成的重要外部因素。美国民众对住宅的需求，更多的是一种意愿需求，要将之转化为有效需求或市场需求，有赖于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有赖于美国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即使金融机构出于政治或经济的原因，以很低的成本向消费者提供贷款，这笔贷款最终也是要偿还的，而且贷款的偿还必须按期按量，即在规定的时间偿还规定的资金数量，否则就构成违约。从这种意义上说，住宅的有效需求必须与个人的收入现金流挂钩，然而市场经济本身所具有的内在波动特征，又使得这种挂钩根本不可能。经济上升时，个人收入上升，个人支付能力上升，个人的住宅消费欲望膨胀，个人的支付义务增加并维持在最高点，然而经济上升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它终有掉头向下的时候，一旦经济衰退，收入下降，个人的支付缺口就会出现，发放贷款的金融机构就会出现呆账、坏账，并且经济衰退程度越严重，金融机构被拖垮的可能性越大。住宅市场个人收支现金流的错配，既是个人偏爱拥有自己住房而不愿租房的一大原因，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房地产金融危机屡屡发生的主要原因。
第五，土地私有使住宅自有率提高的成本极大，极易超出住宅市场的均衡点形成次贷（债）。住宅价格是土地成本和建筑成本的总和，降低住宅价格既可以降低土地成本，也可以降低建筑成本。降低土地成本，损害土地所有者的权益；降低建筑成本，损害建筑商的权益。现代社会为了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往往是通过将土地所有权或开发权收归国有，从而将土地价格降低，最终降低住宅总价的途径实现的。美国是一个高度崇尚个人自由的国家，也是一个土地私有最彻底的国家。土地所有权和开发权归个人所有意味着，美国任何住宅的价格在市场上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国家在降低土地价格或地租从而在降低总房价的问题上无能为力。与土地国有化或开发权国有化的国家相比，美国住宅的价格更高，美国住宅自有率提高的成本更大。在居民收入和融资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住宅市场的均衡点更容易遭到破坏，美国居民个人更容易因为贷款金额超出自己的偿还能力而形成次贷（债）。
第六，赤字财政的长期存在迫使美国政府绑架市场主体，共同承担政府干预的成本。美国历史上曾经是一个非常强调财政收支平衡的国家，“二战”以后，出于宏观调控的需要，美国财政经常出现赤字。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以致90年代上台的民主党克林顿政府非常强调压缩政府开支，非常强调财政的收支平衡问题。获益于新经济的兴起，1995～2001年美国财政终于保持了盈余，然而即便是2001年，美国政府的财政盈余也仅仅是区区1 272亿美元。问题更严重的是，好景不长，受反恐的影响，2002年开始美国财政收支再次持续出现赤字，2002年是1 590亿美元，2003年是2 870亿美元，2004年是4 130亿美元，2005年是4 270亿美元，2006年是2 477亿美元，2007年是1 628亿美元，昙花一现的美国财政盈余在美国巨额财政赤字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在政府持续出现财政赤字的情况下，指望政府拿出足够的财力解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一方面中低收入居民要解决住房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唯一的途径就是由政府主导吹大住宅市场的泡沫，通过房价的持续上升来解决居民支付能力不足的难题。只要金融机构和居民都相信房价会持续上升，则即使一个人没有任何支付能力，他购房行为本身也足以应付购房的相关开支，这实际上是让金融机构为政府的宏观调控买单。可悲的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主体政府本身竟然也最终相信自己的宏观调控能力，认为美国经济的实际规模可以始终高于潜在产出，美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可以始终高于自然增长率。当经济不受政府的操控自行调整时，盲目相信政府的金融机构和居民只能自己为曾经的过度消费掏腰包了。
因此，尽管美国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原因有千条万条，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美国政府对住宅市场的过度干预。美国政府在自身缺乏必要财力的情况下，通过宏观调控让不具备购房能力的消费者获得了住房，让金融机构为中低收入消费者埋单，一旦宏观调控失效，必然引发次贷（债）危机。所以与其说房利美、房地美是美国次贷（债）危机的元凶，不如说美国政府才是次贷（债）危机的元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