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意义上，由于美国政府尚不清楚或不愿承认本轮次贷（债）危机爆发的真正原因，因此美国政府出台的许多应对措施颇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特征，成效有限，副作用很大，但总体意图是先稳住经济大局再说。
一、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现有政策内容
伴随着货币政策紧缩效应的显现，在2005年住宅价格大幅上升的基础上，2006年美国住宅价格上升势头已明显趋缓并达到最高点，这引起了人们极大的恐慌。投机者首先抛售手中的住宅止损，住宅市场出现供过于求，作为经济增长龙头的房地产业明显开工不足，人们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下降与房贷偿还能力锐减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最终于2007年8月酿成了次贷（债）危机。由于次贷（债）当时仅占全部金融机构贷款的14%，因此人们并没有将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太当一回事。然而次贷（债）危机爆发以后，开始由实体经济领域向金融领域蔓延，人们逐步发现，不仅次级贷款问题严重，优质贷款的偿还能力也出现不足，整个经济和金融陷入混乱。到2008年秋天，美国股市大幅下挫、公司大批倒闭、市场恐慌蔓延，全面的金融危机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的布什政府以及后来的奥巴马政府不得不迅速承担起全面拯救美国经济和金融的责任。
纵观2007年8月以来，布什政府采取的救市措施主要分为三个大的方面，即行政救助、美联储的货币金融政策以及重建美国的金融体系。布什政府的行政救助措施主要有：（1）推动设立结构性投资工具SIV支持基金，其本质是由花旗银行、美洲银行、摩根大通等大的银行机构通过SIV回购资产，以稳定信贷市场；（2）提出次级房贷解困计划，通过冻结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协助面临还款困境的房贷者再度申请浮动利率贷款，以避免偿还更高额的欠款；（3）推出救生索计划，给予拖欠房贷的房主一定的缓冲期，协助房主制定更易负担的还款方案；（4）出台经济刺激方案，总额高达1 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将使1.17亿户美国家庭获得退税支持；（5）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避免美国房地产市场由于两房的空转陷入瘫痪；（6）通过金融纾困方案即保尔森7 000亿计划，购买金融机构的问题资产；（7）收购大型金融机构股票，通过购买金融机构的优先股以帮助银行继续向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8）扩大政府保险范围，不但临时性地为银行大多数新发行的债券提供保险，而且将联邦存款保险覆盖面扩大至所有无息账户，以帮助小企业满足日常运营需要；（9）暂停执行按市价入账的会计准则，避免放大金融机构的亏损；（10）推出救车方案，涉及联邦政府向汽车制造商提供短期贷款、汽车业重组和政府任命一名汽车沙皇行使监管权。美联储的货币金融政策主要采取了大幅降息和大规模注入流动性两大措施。（1）大幅放松货币政策，连续降息。从2007年9月开始到2008年10月底止，美联储连续9次降息，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从5.25%下调至1%。2008年12月16日，美联储又决定建立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并把联邦基金利率从1%下调至0%～0.25%，这是美联储有史以来的最低水平，标志着美联储进入零利率时代。（2）向非存款机构注资，促使投行转制进入美联储监管范围，从而将注资对象从商业银行扩大到其他机构。在美联储干预下，贝尔斯登、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等都获得了必要的信贷支持，后来，高盛、摩根又直接成为银行控股公司，美林、雷曼兄弟、贝尔斯登则或被收购，或破产。（3）向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美联储通过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希望通过提供额外的资金来源通道，有序缩小杠杆效应，改善金融市场功能。如创设新型贴现窗口定期拍卖便利、推出定期证券借贷工具、设立主交易商信贷平台、创设商业票据信贷便利、建立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增设货币市场投资基金便利、创新定期资产支持证券贷款便利等。（4）对法定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5）加强中央银行间的国际协调。重建美国的金融体系则主要包括堵塞漏洞、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和重塑金融监管体系三部分。
与布什政府相比，奥巴马政府由于人气较旺，其救市计划规模更大，涉及范围更广泛。如果说布什政府立足于解决问题资产的话，奥巴马政府则立足于稳定金融市场，虽然两者颇多相似之处，但侧重点不一样。早在竞选期间，奥巴马就提出了自己的政见，其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减税与增税并举，让利中低收入阶层，缓和贫富矛盾。如中低收入家庭税率不变、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裕家庭增税、提高资本增值税和股息税、对石油公司增收暴利税并对纳税人给予能源补贴、削减小型企业资本利得税、消灭纳税漏洞避免某些富人通过特别方式合法偷税漏税等。第二，筹划新财政刺激方案，化解金融危机。如援助房屋购置者、帮助困难群体、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促进可持续发展、完善社会保障等。第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减少贸易逆差。如主张在自由贸易中突出关注劳工权益和环境问题、重新谈判美韩自贸协定确保韩在农业和制造业领域向美国开放更多市场、取消把业务转移到海外的公司的税务优惠并给予雇用美国人多的公司税务奖励、同意有限度开采近海石油以实现能源供给独立于中东和委内瑞拉、深化美中在经济和全球政策问题上的高层对话并加强两国环保和军事交流等。第四，支持强势美元政策，推动经济增长。奥巴马认为，只有经济恢复强劲增长，美元才能走强，经济恢复当前最需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力度、改革减税政策、结束伊拉克战争，使财政预算逐渐恢复平衡。奥巴马政府上任后，其竞选政见体现在2008年12月6日出台的“经济复兴计划”中，并具体化为五大内容：（1）大规模改造公共建筑物，开展政府节能运动，这不仅能使美国纳税人每年节约数十亿美元，而且能够使人们重新就业；（2）对国家基础设施进行最大规模投资改造，这将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建立高速公路网后最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会创造数百万个工作岗位；（3）对学校建筑物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包括修复学校破损建筑物、进行节能改造、在教室安装新电脑设备等；（4）升级信息高速公路，为增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图书馆、学校、医院都应该实现互联网连接；（5）实现医疗系统现代化，保证未来每个医生都将使用先进的医疗器械和电子医疗档案，这不仅能有效减少文牍主义，防止医疗事故，每年节省数十亿美元，而且可以创造工作机会。
与布什政府的救市政策相比，奥巴马政府似乎更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美国次贷（债）危机现有对策的成效与不足
客观上看，一方面，不管是布什政府，还是奥巴马政府，他们采取的措施还是有一定成效的，只不过成效的大小以他们采取措施的内容、时间和规模为转移。
首先，布什政府的救市政策体现为“问题资产援助计划”，侧重于解决问题资产，因而抓住了问题的核心，这是救市政策发挥成效的基本前提。美国爆发全面的金融危机和次贷（债）危机就是从次贷（债）开始的，解决美国的金融危机和次贷（债）危机当然也要从次贷（债）入手。布什政府主张收购不良的信贷资产，可以避免有毒资产拖垮金融机构；重新安排次贷（债）房主的债务，可以避免银行新的坏账的积累；接管房地美和房利美，可以确保住宅产业的发展继续得到政府的支持，避免房地产业陷入萧条；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还与美国经济衰退有关，因此经济刺激计划的出台同样有利于信贷市场的稳定。
其次，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政策体现为“经济复兴计划”，侧重于解决经济衰退问题，因而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这是救市政策发挥长远效益的重要条件。剔除丧失劳动能力或根本不愿就业从而只依赖房价上涨来支撑还贷的消费者，美国次贷（债）的出现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支付能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又是民众的就业机会不足。因此解决美国的经济和金融困境，仅仅缓解美国中低收入民众的暂时困难是不够的，还必须立足于长远，通过改善美国民众的就业环境，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才能最终解决他们的支付能力不足问题。为此，奥巴马政府希图通过减税直接让利中低收入阶层，增加他们的收入；以更大规模的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改善民众的就业环境；加强对外经济交流，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对外贸易的好处。其中，对公共建筑物、学校建筑物、国家基础设施、信息高速公路、医疗系统进行最大规模投资改造是奥巴马政府救市政策内容的重中之重。
再次，尽管奥巴马政府有意区别于布什政府，但他们的救市政策无意中在一定程度上有相当的互补作用。如果说，布什政府的救市政策因为任期的限制而侧重于短期效应，他不可能也不愿意为太远的将来做规划和打算，奥巴马政府则因为新上台且布什政府的救市成效不彰，既必须也愿意采取一些更根本、更长远的改革措施。如布什政府对次贷（债）的处理是可以暂缓偿还，并重新制定切实可行的偿还计划，应急特征非常明显；奥巴马政府在此基础上一改布什政府区区1 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不再零打碎敲，而以高达1万亿美元以上规模的经济复兴计划取而代之，长远意图不言自明。这样，布什政府的救市政策与奥巴马政府的救市政策相互结合，长短搭配，客观上有利于在现有制度框架下最大限度地解决美国次贷（债）和金融危机问题。
在布什和奥巴马前后两任政府的努力下，美国金融恶化和经济衰退的势头开始得到抑制。以房利美的业绩为例，受美国经济下滑和房价下跌影响，2007年第3季度房利美亏损14亿美元，2008年第2季度继续亏损23亿美元，次贷危机爆发被政府接管后的第3季度亏损大幅增加至290亿美元，第4季度仍亏损252亿美元，2009年第1季度开始减少至232亿美元，第2季度继续减少至148亿美元，第3季度亏损虽然反弹至189亿美元，但也比2008年同期降低35%，2010年第1季度，房利美亏损规模进一步缩减至131亿美元。至于房地美，业绩改善同样明显。2008年第2季度房地美亏损8.21亿美元，被政府接管后的第4季度亏损则扩大到239亿美元，2009年第1季度亏损迅速下降到99亿美元，第4季度继续下降到78亿美元，至2010年第1季度已经稳定在80亿美元。美国国际集团AIG自2007年第4季度亏损以来，终于在2009年第2季度实现盈利18.2亿美元，并一直保持到2010年第1季度的14.5亿美元，这与2008年的3季度亏损245亿美元简直有天壤之别。对于经济形势的判断，早在2009年11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就认为美国经济活动已经持续上升，美联储则认为美国家庭开支已经由逐渐稳定变成正在扩张，并宣布把购买机构债券计划的额度由2 000亿美元减少到1 750亿美元，原因是市场供给量有限，而非政府有意为之。总之，我们也许不能说，美国的次贷（债）危机和金融危机问题已经解决，但我们可以说，美国经济和金融恶化的势头已经大体止住了。
然而，从根本上说，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源于美国政府不顾自己的财力限制，对住宅市场过度干预，并让其他市场主体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由此导致美国经济的整体失衡，并触发次贷（债）危机和全面的金融危机。因此，解决美国次贷（债）危机，关键是要解决美国政府的历史旧账，将过去的赤字填平，并不再产生新的赤字。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过去的布什政府，还是现在的奥巴马政府，他们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充其量是缓解目前的艰难处境，但离摆脱次贷（债）危机、全面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还很遥远。
第一，美国政府的救市政策依然遵循旧有的思维，即刺激经济、刺激投资和消费，而不管本国有没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潜力。2008年9月24日，布什发表全国讲话，提出政府的经济援助计划，并解释了经济持续低迷的原因，但布什既没有解释美联储过去的通货膨胀政策（inflationary monetary policy），也没有涉及经济盛衰周期（boom-bust business cycle）的知识。事实上，布什也好，奥巴马也罢，他们救市政策的实际内容还是老一套，即刺激消费、刺激投资，把蛋糕做大，从而缓解经济困境。问题在于，当经济已经处于低谷的时候，这套救市政策确实是会有效的；当经济已经过度膨胀并处于正常收缩过程中的时候，这套救市政策效果则会非常有限。美国经济在网络泡沫破灭以后，一直没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不得不求助于房地产业而孤注一掷，现在的次贷（债）危机不过是美国经济得到矫正、走向正常的契机。在这种情况下，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单纯加大财政刺激和货币创造，诉诸更多的外债，结果只能是恶化事态。
第二，美国政府至今并不认为应该为次贷（债）危机的出现承担财政责任。以房利美与房地美为例。2008年11月，两房声明会出台计划帮助止赎房房客，援助的内容包括减免主要欠款、降低利率以及延长还款期限。如果屋主至少有90天的还贷违约、债务收入比很高、按揭业务归两房所有而且房子价值90%归屋主所有，则这些人就符合被两房援助的条件。这实际上是在间接资助失败者和大手大脚花钱的人。计划实施后，两房将会把每月的还款额降低到贷款者家庭收入的38%，但当按揭结束以及房子被卖出时，房主必须将大部分的欠款一次付清。因此，该计划既防止了止赎率的增加，又防止了屋主卖房，间接促进了房价上涨，对于如何还清消费者的历史旧账，两房并不关心。
第三，美国金融机构仍在为美国政府培育的次贷（债）危机买单。没有美国政府的鼓励，没有美联储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两房的直接推动，美国金融机构不会轻轻松松放宽它们严格的信贷标准。例如，2004年，布什要求联邦住房管理局免除15万美元新近买房者的首付款，他声明：“为了建造一个所有权社会，我们会尽全力帮助更多民众买房，能够承担按揭的家庭就不要将钱存起来。”众所周知，首付的作用是将拖欠贷款的现象降到最低，但布什将其废除，自然所有反传统的贷款标准都会得到布什的默许。另一方面，被政府接管的两房现在仍要求美国银行、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和花旗集团等贷款商在2010年回购总额210亿美元的住房贷款，而2009年，四大银行因此已经承担的损失大约是50亿美元。目前，两房正寻求让银行回购更多的有毒贷款，原因是自2007年以来，它们已经蒙受了2 020亿美元的损失，与此同时，银行可能不得不与两房合作，因为两房目前所购买的新增抵押贷款在总额中所占比例至少为70%。
第四，巨额的年度财政赤字和累积财政赤字使得美国政府不可能考虑偿付历史欠账。次贷（债）危机爆发前，美国财政部门是支多收少，次贷（债）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更是急剧扩大。2008年，美国的财政赤字是4 450亿美元，2009年则达到创纪录的1.4万亿美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高，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9%。白宫预测，未来10年，美国财政赤字总额可能高达9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自顾不暇，捉襟见肘，根本不可能去考虑偿付往届政府的历史欠账。特别是只要经济得到提升，美国民众的收入得到提高，偿付能力增强，足以应付眼前难关，则历史旧账完全可以先挂着。所以，如何振兴美国经济，才是美国政府考虑问题的重点。债多不愁，虱多不痒，美国政府如此，美国民众也是如此。
三、美国次贷（债）危机现有对策的理论依据
在次贷（债）危机爆发以及美国政府推出救市计划的过程中，美国社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声音。这些声音所反映的观点或大同小异，或尖锐对立，有的涉及次贷（债）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的涉及政府救市计划的对错。对这些观点进行必要的梳理，有利于更好地对美国政府救市计划的成效作出判断，并对今后的跟进措施进行科学的预测。
首先是市场机制的效率问题。2008年下半年，当次贷（债）危机爆发时，人们纷纷炮轰自由市场经济，声称自由市场经济已经失败。在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一片失望声中，布什政府的救市计划出台，政府开始对经济实施大规模的干预。2008年12月，奥巴马政府准备采取措施将按揭利率降至4.5%，以使更多人能够负担住宅费用，伯南克更是几乎将利率降至0，都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这里，需要人们对市场机制的效率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关于市场机制优越于计划机制，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这里无需赘述。这里只针对人们所列举的关于市场机制失效的几个案例进行剖析，一是金融机构肆意放松信贷标准，二是评级机构存在道德风险，三是市场主体过于贪婪。
关于金融机构肆意放松信贷标准的指控，至少有三个理由让其站不住脚。（1）仅仅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就足以使信贷标准降低。银行会将新发行的货币贷给以前从不考虑的价值不大的客户，因为在价格上涨和经济繁荣时期，要区分健全项目和泡沫项目，即在经济平稳运行时期也能够正常运作的项目和只有人为廉价信用出现的时候才能够存活的项目，是很难的。（2）金融机构的信贷标准不能不受政府机构的影响。1999年，房利美降低了它从银行购买的抵押贷款的信用要求，动机是鼓励银行为那些信用度低的人们提供住房贷款。不仅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也曾一度对房利美施压，让其为信用度差、偿债能力低的人提供贷款。（3）在当时的制度安排下，金融机构的放贷标准完全是可以信得过的。以至于在次贷（债）危机爆发前，针对人们的担心，本·伯南克（Ben Bernanke）曾表示，“我们的监管者指出，当前的贷款标准非常健全，完全不同于引发20年前金融问题的那种标准，而且更重要的是房地产评估规范已经有所提高。”由于次贷（债）的产生不能不影响到优质贷款的发放标准，低信用标准于是遍布所有贷款领域。证据表明，房屋止赎活动在次级贷款市场和一级贷款市场中同时发生，所以一级市场并不是受到了次级市场的影响。事实上，从2006～2007年，止赎活动在一级市场的增加率要比次级市场高，由于从总体数量上看，次级市场中的止赎率要比一级市场多，所以次级贷款的利率要比一级市场高。不过这并不能得出，金融机构应该为较低的信贷标准承担责任。相应地，将次贷（债）危机的爆发归咎于金融机构肆意放松信贷标准，基本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
关于评级机构存在道德风险的指控，站不住脚的理由同样有三点。（1）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不仅取决于市场主体自身的素质，也取决于市场主体所处的环境。企业盈利能力是企业评级结果高低的最主要决定因素。企业盈利能力首先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素质，企业素质越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一般越强；企业的素质越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一般越弱。企业的盈利能力还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环境。同样一个企业，所处的外在环境越好，其盈利能力越强；所处的外在环境越差，其盈利能力越弱。所以，单纯因为一个市场主体的内在素质或外在环境就确定该市场主体的信用级别，而不是将两者结合起来，是片面的，也是不科学的。（2）评级机构的评级标准不仅取决于看得见的现在，还取决于缥缈的将来。现在是确定的，不管是企业的素质还是企业的外在环境，评级机构因此确定的信用级别也是完全经得起检验的，不过那只反映过去。未来是不确定的，不管是企业的素质还是企业的外在环境，评级机构因此确定的信用级别很可能跟事实完全相反，不过它却是投资者最关心的、最需要的。评级机构评级的这一局限性注定了外人不能以评级结果一时的对错来判定评级机构本身工作的努力程度。评级结果证明是正确的，也许是纯属巧合；评级结果证明是错的，也许评级结构付出了最艰辛的劳动。（3）在得到两房担保的前提下，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是比较客观的。两房是政府资助企业，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人们并没有发现两房与政府机构在功能上有什么区别。两房秉承政府意图敦促金融机构降低信贷标准，并通过提供担保的方式将风险转移到自己身上，是替代政府承担社会职能。在这种情况下，评级机构不因为次贷（债）房主欠缺偿付能力而建议拒贷，而因为两房担保、政府鼓励给予金融机构明确的放贷信号，本身并没有错。错的是政府害怕承担责任，在次贷（债）危机爆发前，将两房功劳据为己有，在次贷（债）危机爆发后，将两房责任推得不是一干二净，也是遮遮掩掩。所以，简单指责评级机构存在道德风险，是不了解事实真相的结果。
至于指责市场主体过于贪婪，则属于荒唐之举了。市场机制的核心是利益机制，市场主体不追求自身利益，市场机制就无法运行，政府的宏观调控更无从谈起，这是资本主义发展数百年来只有白痴才不知道的常识。次贷（债）危机爆发后，有人指责美国民众过度消费，在住宅问题上贪大求洋，有人指责投机商利用可调利率贷款投机房地产导致房屋止赎率上升，却不追究政府推波助澜的责任，不追究在国会主导下制定的种种漏洞百出的规章制度，明显是一种障眼之举，不值一驳。可以肯定地说，过度风险（excess risk）、金融杠杆（leverage）、负债（debt）、房地产泡沫（housing bubble）、过度风险偏好（excessive risk-taking），即便不是市场经济的固有现象，也是特定市场环境派生的必然结果。也因此，有人形象地指出，将金融危机归咎于贪婪就像将空难归咎于地心引力一样荒谬。
其次是政府干预的必要性问题。政府干预宏观经济的必要性早在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期间就已经解决。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完全否定政府干预没有必要，完全肯定政府干预同样没有必要。以本次次贷（债）危机为例。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的理由主要有：（1）面对大幅滑落的经济，政府的一举一动都在意料之中，毫无新意；（2）政府或是美联储对当前的形势无能为力，他们能做的只是延长这场可怕的危机；（3）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A。Hayek）为首的奥地利经济学派早就警示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并预测到此轮房地产金融危机，还明确指出危机的罪魁祸首就是美联储；（4）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也认为，美国政府部门应至少降低对房地产市场的参与程度，并称政府对该产业的干预已经过多。亨利·赫兹利特（Henry Hazlitt）特别指出，政府干预产生的这些人为泡沫必然导致大危机和大萧条，但更糟糕的是民众将会误以为经济萧条并非先前通货膨胀所致，而是资本主义固有缺陷所致。然而，同样是本轮次贷危机，我们同样能找出政府必须干预房地产业的充足理由：（1）两房在2008年9月被监管机构有效国有化后，它们在市场中的作用才开始增加。2009年，两房不仅担保了所有房贷的70%，还管理着奥巴马政府750亿美元贷款改造计划。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彼得·沃里森（Peter Wallison）明确表示：“最优先的事情是我们必须继续融资房屋，而没有房利美和房地美则无法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应对目前的现实。”（2）即便在次贷（债）危机爆发以前，国会民主党人还害怕过于严格的遵循市场要求的监管将使这两个公司减少对低收入者的经费供给，以及对经济适用房的投资，从而反对过于市场化的监管。尽管格林斯潘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名誉扫地，被指是次贷（债）危机的直接策划者，但其曾经享有的救市先生的美誉却是和政府的屡屡成功干预分不开的。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1987年上任以来，格林斯潘不仅成功应对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Mexican peso），1998年降息挽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ong 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对冲基金，“9·11”恐怖袭击之后对美国的经济救援更是其巅峰之作。从这个角度说，经济不存在需不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只存在政府怎样干预的问题，也就是说，政府的干预必须讲求效率。
美国的次贷（债）危机表明，政府干预的效率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一方面，政府干预符合政治需要，涉及到政治立场是否正确的问题；另一方面，政府干预受到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制约，它纯粹是一个技术和科学问题。如何在政治和科学之间实行平衡，在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比较棘手。在本轮次贷（债）危机中，贷方完全按照联邦政府和中央银行的指示办事，降低信贷标准，放任次贷（债）的形成和壮大。从政府角度看，这是政治需要，因为更多以及风险更大的贷款正是政府想要的，人们对此改变也欢呼雀跃，所以说政府在这一领域疏于监管是无稽之谈，从金融机构角度看，由于传统的贷款标准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风险更大的标准，明显不符合金融机构的安全稳健的运营原则，这是典型的一对矛盾。又如有人认为，止赎活动并不是次级抵押贷款造成的，罪魁祸首是艾伦·格林斯潘的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adjustable interest rate mortgages）。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以被称作引诱利率的前期优惠率开始，它使抵押贷款更具吸引力，格林斯潘鼓励使用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导致拖欠贷款不断增加，因此可调利率抵押贷款是经济危机的根源。事实上，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正是遵循市场经济原则与政治行动准则的折中产物。市场机制要求利率随资金市场的供求变化随时调整，完全浮动的利率是市场化最彻底的利率；政治原则要求利率不要变化，而且利率水平越低越好，因为利率水平越低，人们的利息负担越轻，利率越固定，人们的利息负担越有可预见性。格林斯潘作为当时美联储的代表，不得不将两者调和，没想到刚推出时作为一项金融创新得到无数欢呼，等到次贷（债）危机爆发时它已经成为让格林斯潘斯文扫地的重要原因了。即使撇开政府干预所遵循的原则调和难题，政府干预还有一个传导效率问题，即政府受制于信息不透明，政府干预目标与政府干预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反差。例如，2001年“9·11”事件后，为了拯救美国经济，美联储不得不在房地产业上孤注一掷，格林斯潘总认为凭借自己高超的调控技巧，可以最大限度地将房地产泡沫控制在美国经济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2003年格林斯潘指出，房价上涨并不一定代表会产生泡沫，当然他不希望房价快速上涨的状态一直持续，格林斯潘甚至断言，“泡沫破灭和整体房价跌落这种全国现象在我看来是不可能发生的。”2007年美国次贷（债）危机的爆发证明，即使当初被敬为神明的格林斯潘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美国一度流行这样的观点，“房产投资是最佳的投资方式，因为它永远不会贬值，去除首付将有利于建立一个产权社会（ownership society），房产投资是赚大钱的绝佳方式。房价上涨不是泡沫，所以它绝对不会破灭。房地产过热是局部现象，所以不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降价。”现实当然对这种观点给予无情的嘲讽，不过同时也说明，政府干预目标与政府干预结果之间不一致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政府干预应该追求效率，但政府干预不见得一定有效率。政府干预有时没有效率当然不能作为取消所有政府干预的理由。我们应有的态度是，研究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确保政府的干预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