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里克都希望把东姑拉进我们的赛马合伙关系里来，可是怎么做呢？
东姑远不是那么富有。事实上，数年前，有个朋友把这位非常诚实的人描述为在物质条件方面最贫穷的首相。当东姑说要买“狂想”的1/3份额时，我不得不回答说：“谁能给已经赢得过澳大利亚最大赛事的赛马的未来定价呢？”我其实是在说：“东姑，你买不起。”
在进一步叙述这个故事及其圆满结局之前，我必须反驳巴特的一个观点。他在《丝绸》杂志上说，我和里克通过将“狂想”的1/3份额租借给东姑，做出了“一个良好的体育和商业姿态”，因为我“从那以后得到了一些关照”。我郑重地说，到1975年我们做了这种安排的时候，东姑是马来西亚政治界一个温和的反对派。我并不是说自己拥有哪怕是一丁点儿勇气来邀请东姑参与，但是我的确要说——正如坦尼森（Tennyson）所做的那样——当局遗忘了国王。这个决定对于我来说，至多算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一种洗涤。
所以说，我和里克起初决定提出租借给东姑（“东姑”一词也就是“王子”的意思）“王子之王”（Prince of All）的1/3的份额。东姑知道这匹马曾经赢过南澳大利亚赛马会（South Australian Derby）和Adelaide Guineas，但他对我说：“我还是希望得到‘狂想’的一个份额。”
“东姑，”我回答说：“它已经取得了墨尔本杯的胜利，它会带着这种赛马负担参赛，没有什么机会重新取得好成绩。”事实上，在1974年取得53公斤级胜利的“狂想”，到了1975年的比赛时，降到了58.5公斤级。
东姑看了看我，说：“出于某种原因，我有一种感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这匹马会再次取胜。”
我只能说：“这是你的决定，但是‘王子之王’的提议仍然对你有效。”
“不，”他很平静地说，“就把‘狂想’的一个份额给我吧，那样我就高兴了。而且不仅如此，我还会南下去墨尔本看他取胜。”他说到做到。
我应该懂得不去跟东姑的正确直觉争辩。他那擦得亮闪闪的1975年奖杯如今还待在吉隆坡的一家博物馆里，可爱的标签上写着“墨尔本杯”。但是在当时，我们觉得“狂想”势必要倒霉的——它在墨尔本杯开赛当天由11匹马参赛的Mackinnon Stakes跑了第10名之后，看来更是如此。有一位作家称跑道是“一个泥泞而坑坑洼洼的沼泽地”，这是我们的马所憎恨的。更糟糕的是，星期一也就是比赛前的一天，一场大风暴袭击了墨尔本。里克退了出来，把赌押在了巴特的另外一匹赛马“假日战车”（Holiday Waggon）身上。我也跟他一样，虽然我此前还在赔率为8：1和12：1时（而不是最后的33：1赔率）赌过“狂想”。我们两人都没有听骑师哈里·怀特（Harry White）的话——他说，跑道虽然潮湿，但已不泥泞。事实上，跑道跟“狂想”在头一年取胜的时候并没有不同。
1975年我荣获了“墨尔本杯”
东姑呢？他没有受我们这些专家的意见干扰，带着圣人般坚定的信念，静静地把50元赌注押在了“狂想”身上！
接着，发生了两个小笑话，都发生在我身上。
第一个笑话涉及东姑。当“畅想”在距离起点400米处开始发力、超出其他赛马3/4的跑距离而赢得激动人心的比赛时，东姑欣喜若狂。我和里克把赛后在弗莱明敦马场接受金灿灿的奖杯的荣誉让给了他。“我简直想不起来，”东姑写道，“我是怎么被人领到麦克风前的。”他事先准备了一些话，跟参加任何赛马活动一样精心打扮了一番：身穿黑色晨燕尾服，黑色条纹裤，银灰色领结，西服翻领上插了一朵大大的白色康乃馨，头上戴一顶马来人的椭圆形无边帽（songkok）。在麦克风前，他的出名之处是把自己要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只是迷迷糊糊地说：“感谢上帝，取得了这次胜利。”就这样结束了讲话。
那天晚上，在南克鲁斯酒店（Southern Cross Hotel）的胜利舞厅（Victory Ball），我絮叨东姑为什么不多说几句，并告诉他这是我在我们两人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听到的他最差劲的讲话。话音未落，现已去世的罗马天主教牧师丹尼斯·马迪根（Dennis Madigan）神父插了进来。“在你取得胜利的时刻，”他告诉东姑，“你说，‘我感谢上帝’，那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讲话。”
我做的第二件该挨骂的事是关于为朋友下赌的老故事。我代表他们在8：1赔率中下赌2000澳元，可是赔率一路上升，如前所述到了33：1.我们后来以16：1结算。
1975年墨尔本杯取胜的最后结果，在数年之后才显现出来。马来西亚第一任首相的侄子东姑阿默后来告诉我，墨尔本杯的胜利对于他的叔叔来说，是“一个真正荣耀的时刻”。
“振南，”东姑阿默说：“多年来，你们两人之间的情义不断加深，但是对于东姑来说，巅峰时刻就是跟你一起赢得了墨尔本杯。那件事好像对所有事情都下了定论。”
有鉴于对一种伟大友谊“下了定论”的赛马，我在1975年11月第一个星期二那天，在墨尔本赢得的不仅仅是一个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