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问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把其奉为无上法宝，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结果步入发展误区。
1992年，中国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但并不表明计划经济一无是处，唯有市场经济是灵丹妙药。日本也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取得成功。从1955年编制第一个指导性经济计划至今至少13个，如20世纪60年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70年代日本列岛改造计划，经济增长、就业、稳定、物价主要目标都得到实现。美国学者沃格尔认为：“日本政府在建立同重要产业合作的体制方面，取得了比社会主义国家大得多的成就”。
日本注意通过政府权威协调经济的作用。政府制定中长期计划、年度计划、国土开发及地区开发计划，并且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产业政策，每个阶段都有明确目标，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换，使经济持续高速发展。
政府制定计划前，由首相向经济审议会咨询，并广泛吸收各界人士意见，让他们直接参与计划编制，集思广益。经济审议会的成员由企业集团代表、大学教授以及退休的政府高级官僚组成，对计划和重大经济政策是否可行进行调查论证，然后将意见交给经济企划厅，经济企划厅拟定计划草案，提交内阁会议通过后予以公布，从而保证了科学性和协调性，目标显得实事求是。历届首相也与财界首脑举行亲睦会，互相交流。法律法令和执法机构维持国家机构和各种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转，小至政府新设一个课室，增加一个人员，都有明确规定，首相也无权随意裁增。政府围绕经济转，即使出现政党分争、政府危机、权力真空等问题，政府部门、公务员也照常工作，经济照常运转，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1979年11月，自民党围绕众议院选举失败，展开激烈派系斗争，出现近一个月“政治空白”状态，也并未影响到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高校的经济学教师常听到国家领导人的经济问题报告，但后来知识贬值，经济学被视为“资产阶级思想”、“异端”而广受批判，对经验主义、极左路线却奉为至宝，忠谏者被迫害，实行政府机构包办的封闭式编制计划方法产生诸多弊端。改革开放后，经济由偏重于行政手段的直接管理，转到主要运用经济政策、经济杠杆、经济法规，进行间接调控，将计划制定实施过程变成综合研究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过程，以保证计划科学准确实施。
在实行市场经济国家中，口本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是对市场机制破坏程度最低的。政府通过行业协会等经济团体对国营企业发展进行调解和节制，扶植重点行业、民营企业，代表企业利益，充当企业和政府间的桥梁。经济计划只预测增长率、物价水平、国际收支，不规定企业生产的品种和数量。
中国长期资源配置方式按行政指令进行全社会指标、投资、物资生产项目的指定，协调了社会整体利益，但是“大政府小社会”，导致政企不分、政府机关庞大、官僚作风严重、权钱交易盛行，限制了经济活力。目前在市场经济中，也在运用市场机制、价值规律，合理拉开差距，以刺激效率。
日本政府对企业没有命令权，只当帮手不当家，企业居于制约和主导地位。政治家选举费用由企业募捐，因此当选后也能为企业服务。通产省推进企业合作、产业政策，组成巨大的“日本股份公司”。因此日本对微观层放得开，集中宏观调控，适应发达的市场经济需要。中国政府直接管理企业，企业无自主权，无法根据市场需要从事经营。
二战后初期，日本实行“倾斜生产方式”，把有限的原料、能源和资金投入到煤炭和钢铁两大产业，并扩大、带动电力、化肥、运输等产业，推动整个工矿业发展。
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采取贸易立国战略，出口中轻工业品占半数。日本逐步认识到落后国家也将生产出口同样的轻工业品，对日本构成威肋，因此日本就改变出口结构，集中生产高附加值的、只有日本才能制造的产品，并有优良的质量、式样、包装、售后服务，从而带动工业现代化和出口。
日本重工业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了物质基础，带动国民经济各部门迅速发展，从而形成了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和整个经济高速增长的机制。中国片面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却欲速则不达，造成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未能很好遵循各部门互相促进制约的规律，被交通和能源问题所困扰。
越南战争时期，日本利用美国深陷泥潭的大好时机，加大设备投资，实施技术革命，集中发展美国无暇顾及的钢铁、轿车、家电、石化。实现产业结构的重化工高加工化和经济服务化后，进入高技术知识密集型阶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而我国仍处于重化工业和高加工度化的初级阶段，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第三产业相对较小，没能实现有效的各产业协调。即使增加较快，也不能有效增长，积累率高抑制消费资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不高。
日本生产的产品超过国内需求量2倍，必然推行重商主义，偏离新古典经济学，促进出口，并在税收、贷款上优惠，给予补贴，以保护幼稚工业。因此，日本商品的矛往往能击穿任何坚固的市场制度。不可否认，日本市场限制过多，但是消费者最挑剔，对本国货绝对放心，不爱用外国货，出国也尽量买本国货，住日本人开设的旅店，因此日本市场最难打进，这是最大的贸易壁垒。
20世纪50年代末，池田勇人首相迎接美国客人，用落后狭小的日本车，美国人面有难色，池田说：“阁下如果嫌小，不妨乘你们的别克，恕我不能奉陪。我的车子虽差，坐着心里舒服；你的车子虽好，坐了反而难受。”直到1997年，日本人半夜排队买高价的本国米。日本企业还重视国家利益和民族精神，“富士通民族主义”流行一时。50年代末，富士通要与美国IBM合作，但被傲慢的对方拒绝，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富士通打起“纯国产计算机厂家”旗号，推销员对用户说：“请扶持一下国产计算机。”
耐人寻味的是，而今中国敦促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尽快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引起广泛关注。从中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并拒不实行市场经济，到需要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领域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也意味着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领域的的一大变革。
市场经济地位是一个经济学上的名词，它表示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的状况。按照一个国家市场经济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以及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一般可区分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和“非市场经济国家”。
中国像一个饱经世故的老者，不断反复和停滞。鸦片战争失败时，清朝认为自己仅在枪炮、机器、技术上落后，而纲常名教、政治体制、伦理观念仍然唯我独尊。甲午战争失败后，认识到政治体制稍逊，文化观念、思维方式尚可。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学习步入误区，并以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僵硬地划分敌我，把丑恶现象都贴上资本主义标签，好的善的都当作社会主义。
中国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计划经济时，难免步入发展误区。鲁迅称赞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他也说：“我们喝牛奶，只让它成为发展我们身体的营养，用不着担心自己会化作一头牛。”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而今中国终于把改革定性为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同意在15年内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也一直在努力争取国际贸易各国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至今仍没有正式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
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关乎产品在反倾销调查中能否得到公平对待。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就会减少贸易争端，中国的对外贸易就会得到公平的待遇；相反，如果一个国家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进口其产品的国家就会使用甚至滥用反倾销调查手段。同时，非市场经济地位也否认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成果和现状，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一方面享受着中美合作带来的成果，一方面又顾及多多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坦然地要求美国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是错失良机后的明智选择，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