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1994年9月5日凌晨，先父因脑溢血突发病逝于张家界的一家宾馆。父亲那时已从北京调到广州工作，是为出席湖南籍已故经济学家卓炯的学术研讨会而去那里的。上午，接到噩耗，我先是飞往广州，又和父亲单位的领导以及几位亲属一起飞往长沙。多亏湖南省有关方面鼎力相助，派车送我们赶赴湘西，料理丧事。
“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张家界，自从被吴冠中先生推崇，后又经摄影家陈复礼等人传扬，到了1990年代，已是名满天下了。我对她当然也心仪久矣。然而谁能想到，自己竟以这样一种方式到了那里。
自此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提张家界，不愿提武陵源，不愿提索溪峪。
那是我的伤心哀痛之地。
再往前数10年，1984年，我失去了母亲。10年后我又失去了父亲。令人不胜唏嘘的是，父母的离去都如此突然，连抢救时的焦虑都不容儿女们承担。母亲离去时我在南京，那是到《钟山》杂志讨论《找乐》的定稿事宜。离京前一天我还回到家里去看她，没想到第二天飞机还没在南京落地，《钟山》便已得到我母亲因心脏病突发而逝的消息。而父亲，竟是在异乡终老。这种方式恰如父母的一贯作风，他们一生不愿给任何人添麻烦，包括自己的子女。
父母的一生并没有多少传奇性。父亲唯一令我吃惊的事迹，至今我还将信将疑：1949年，我妈怀上我不久，他就离开家乡北海，远赴广州求学。据说那一次远行很有些惊心动魄——几天以后他只剩一条短裤，狼狈不堪地回到家里。他说船至雷州半岛附近遇到了台风，船被打翻，他抓住一块船板，凭借过人的水性而逃生。“你知道台风来时那海浪有多高？足有四五层楼高呀！”这故事是他教我游泳时说的。我当时就质疑他讲这故事，只是为了给我励志。那时我还不到8岁，可见就已经不是“省油的灯”。当然，那一年，我爸最终还是从北海来到了广州。不久，广州就成为叶剑英治下“明朗的天”，他顺风顺水被吸纳进新中国培养人才的洪流，进入了南方大学。而后，他又被送到北京，在人民大学读研，最后留在那里任教。我爸离开北海不久，北海也解放了。我妈也和全中国的热血青年一样，被时代潮流裹挟进来，先是在北海三小做副教导主任，随后也获得到桂林读书的机会。她毕业于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1957年，父母应该是在北京团圆了。夏天，父亲回家乡接祖母和儿女上北京，我才第一次见到父亲，那时我已经跟着祖母长到8岁。“留守儿童”忽然发现，时时被祖母挂在嘴边的“爸爸”回来了！其实此前我已无数次看过父亲的照片，并向同龄人炫耀。在那照片里，爸爸穿着黑呢子大衣，头戴皮帽，站在雪地上，一副英气逼人的模样。就是为了找这个人，我曾经求赶牛车的搭我，沿着泥泞的小路，吱扭吱扭地走了一下午。天傍晚时，扛不住好奇的赶车佬问我：细崽，你坐到哪里才下？我说，离北京还有多远？我到北京找我爸呀……那赶车佬吓了一跳。他说他也不知道北京有多远，但坐这样的牛车肯定是到不了啦，“细崽，天黑啦，野鬼要出来捉人啦，赶快回家啦！”……那时我才明白，坐牛车是找不到爸爸的。
而忽然有那么一天，一个人，一手拿着一只装满了花花绿绿糖球的玻璃小汽车，张开胳膊把姐姐和我搂到了怀里。这就是爸爸呀！络绎不绝的亲友提着活鸡活鸭和海味，来看望“从北京回来的阿宝”；过去曾牵着父母的手耀武扬威的玩伴儿们，趴在院子的栅栏墙外观看……从此我寸步不离地尾随在我爸的身后，直到一顿痛打把我扔到了可怜巴巴的地方。
离开少年北海半个世纪之后，当我以花甲之身回到故乡的时候，在我的姨表弟阿鸣家，看到了当年我爸爸用他带回的相机为他们拍摄的“全家福”——四姨和四姨父站在中间，左右站着他们家的五个孩子。四姨和四姨夫已然过世，表姐妹和表弟同我一样，当年不过垂髫总角，今亦老矣。谈笑间大家说这是我和他们仅存的童年照——因为就在作为背景的公园凉亭里，我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画面，远远地骑在栏杆上，肢体语言里散发着不平。这就是当年我时时刻刻要独霸父亲的“眼球”，不准任何人染指的铁证。然而也正是这独霸的心思，招来了平生挨的第一顿，也是唯一的一顿痛揍。
回想那次，我实在没有理由为自己开脱——起因是我爸那天中午和我的四姨父一起到我家附近的酒楼吃饭。这是何其简单而自然的事情！可一直“监视”着爸爸去向的我，为我爸不带我去而气恼。我居然跟踪他们到酒楼门口，“坐实”了父亲的“罪证”，随即回家向祖母告状，要祖母“御驾亲征”。祖母固然不会糊涂至此，却也顺着孙儿指天咒地，甚至言之凿凿地许诺，待这儿子回来定痛打无疑……谁知这都无法平息我的骄蛮。父亲和四姨父吃完了饭，回到家，看到了正在院子里撒泼打滚的我。
估计自从回到故乡，我爸已经忍了我几天了，一直想找个机会践行“棍棒”与“孝子”的古训。他先让四姨父离开，又把蹲在身边哄我劝我的祖母拽回屋里，反锁了屋门。听到祖母在屋里又哭又喊，我还不知道大祸临头。直到我爸提着一根竹棍冲到跟前，我才恍然大悟。我被按在当院，当着篱笆墙外围观的街坊邻居的面，连哭带号，饱饱地挨了一顿。
到今天还在思忖，是不是自此我就变成了一个敏感、内向的人？
此后我爸再也没打过我，甚至连粗声的训斥都没有。我相信父亲也一直在为那次暴打而后悔着，虽然其错在我。我感到他的一生都在弥补。比如他每一次到外地讲课回来，都会给我买一件玩具。那些玩具中有训练动手能力的拼装模型，有带有小小马达的电器组合。如今想起来，相比我并不富裕的家境，那些玩具的价格，都令我大感吃惊。后来，父亲又给我买了《少年电工》《少年无线电》，而由此衍生的各种电工器械、无线电元件的开销，更是巨大。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到地处新街口的半导体元件店，为我买下的那个半导体高频管的型号是3AG14，其价为6元1角6分，而那时父亲的月薪，仅仅是89元。我至今还记得，那店员用电表帮我们测试三极管的时候四周的电子迷们那艳羡的目光。而我，从挨打以后，似乎已经“洗心革面”，成为了一个“乖乖崽”，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唯命是从。我虽不再骄纵，却也从此和父亲生分。只要面对他，我永远会感到游弋于我们之间的一种隐隐的痛。至今想起自己在少年时代那永远不卑不亢的沉默，让我为自己羞愧，更为父亲心痛。难道我是个记仇的孩子吗？我为什么再也没有在他面前展露过作为儿子的天真与无忌——哪怕是得到一件玩具后的欣喜，跑过一趟腿儿回来复命的得意？
不过后来我又怀疑，也许，我们之间隔膜的起因，并不像这样富于戏剧性。作为一个父亲，待孩子长到8岁时才出现，无论你再想怎么亲，大都无济于事了吧。
直到他去世，我也没有找到机会，把我们之间的隔膜做个了断。
当然我是爱他的。我又何尝不知道他也爱我们？
回想起来，其实从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为我谋划为生之路了。我甚至看出来了，是学“理”还是学“文”，父母有着不同的梦想。我妈之所以要我做文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因为她当年就是个文学的“脑残粉”。我少年时代偷看过她的日记，走异路寻他乡的理想，破牢笼换新天的激情，洋溢其间，后来便明白其源盖出于鲁迅和巴金。父亲并不和母亲争辩，但他不愿我“子承父业”，从事文科类的工作，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对自己的“工业经济”专业，甚至不比做木工电工水暖工兴致更高。他对我妈隔三岔五就“点赞”我的作文也从来不予置评，只是每当他修理电闸、安装灯泡的时候，都把我叫过去扶凳子，递改锥。他还教我拆过家里的一个闹钟，又教我把它复原。我的未来，似乎做个修表工更令他欣喜。
年齿日增我才渐渐地理解了，父亲似乎对过往“意识形态领域”不断的“运动”更为敏感。而最终使我恍然大悟的，是他原来和我一样，很久以来就隐隐地感到，头顶上一直笼罩着一团人生的阴影。
“阴影”应该是在我全家移居北京两年以后砸下来的。那时候知识界有一场“向党交心”的运动，父亲真正由衷地向党交了心：解放前夕他大学毕业时，为了不致失业，曾经求助过一个同窗，据说那同窗的父亲是一个有来头的人物，亦即今人所言之“官二代”吧。随后我父亲发现，那“官”是一个国民党的“中统”。为此他狼狈逃窜，再也没有登门求助。
父亲这种完全彻底的“交心”之举，来自于那个时代青年的赤诚，也薪传于“忠厚传家”的“祖训”，就像高血压脑溢血，属于我们家人祖传的病患一样。而父亲终生的遗憾，就是这“忠厚”竟使他成为一个“特嫌”。那时候他还不到30岁，全然没料到这样的后果。直到“文革”中两派组织打仗，争相比赛揪“叛徒”、抓“特务”，他被“揪”了出来，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已入了“另册”！他这才明白，为什么争取了几十年，入党的梦想永难实现？为什么兢兢业业、勤勉有加，也永远不能得到重用？而我，当然也如梦方醒，明白了自己何以不能入团，不能参军，不能成为“红卫兵”而被称之为“狗崽子”……被高音喇叭宣布“揪出来”的那天凌晨，父亲把我和姐姐、妹妹叫了起来，坦诚地把向“组织”交过的心又给儿女们“交”了一遍。他请我们相信他，他不是特务，绝不是！
我记得听他讲完了，姐姐和妹妹都在看我。
我当然相信他，但我只是点点头，“唔”了一声。我早已不会在他面前表达感情。
又10年，他终于得到了“解除特务嫌疑”的结论。
那时候我还在煤矿当工人，已经快干满10年了。我妈来信催我温书考大学，还告诉我，父亲被“解脱了”。我记得母亲的笔调仍然激情洋溢，她赞颂了高考的恢复、政策的落实，还赞颂了南下北上、调查取证的“组织”。
然而由矿区回到家里，听母亲说父亲还是决计南调广州。
我理解。
其实，在人民大学，比他冤的人就有的是。比起那些蒙冤者，这点委屈又算得了啥？但对于他，这就是一生。他若继续留在“人大”，那个笼罩了他近30年的心理阴影或将挥之难去。
父亲平反南调后，据说终于入了党，先是参与了中山大学管理系的筹建，最后做到广东管理干部学院的副院长。在别人看来，他晚景辉煌。我却觉得，“辉煌”之谓，言之过矣，但他在广东，疗治了中年时代留下的心灵创伤。作为儿子，聊可慰藉吧。
我们之间的隔膜，却只能是永远的遗憾了。
我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待我的孩子。
当然，更期待，这世界，小心翼翼地待每一个人。
201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