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前，妈妈过世3周年那天，我到八宝山骨灰堂取回了妈妈的骨灰——按照当时的规定，3年期满，骨灰堂不再负保管的责任。
远在广州的父亲来信说，还是入土为安吧！
可是，哪里去买这一方土？
4年前那时候还不像现在，现在倒新辟了好几处安葬骨灰的墓地。那时，只有一个别无选择的，形同乱葬岗子的普通百姓的墓地。我去那里看过，普通百姓身后的居处和他们生前的住处一样拥挤。我辈本是蓬蒿人，把妈妈安葬在这里，并不委屈。然而，想到性喜清静的妈妈将挤在这喧嚣的、横七竖八的坟场上，又于心何忍？
对官居“司局级”方可升堂入室的“革命公墓”，我是不敢奢望的。假若妈妈是个处长，说不定我也会像无数处长的儿子一样，要求追封个“局级”，以便死者荣登龙门，荫及子孙。而我的妈妈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非分之想或许有过——为妈妈买骨灰盒的时候，不知深浅的我，要买一个最好的。我当即被告知：那必须出示“高干证明”。从那以后，我不敢再僭越。现在，妈妈躺在80元一个的骨灰盒里。躺在80元一个的骨灰盒里的妈妈，得找一个合乎名分的墓地。
最后，我把妈妈的骨灰，埋在我挖过煤的那座大山的山岗上。
那几天，我转悠遍了大半个北京城，终于买到了一个刚好容下骨灰盒的长方形玻璃缸。我又找到一家玻璃店，为这自制的“水晶棺”配上了一个盖。一位朋友开来了一辆“拉达”，把我送到距北京一百多里以外的那座山脚下。
那些曾经一块儿挖过煤的朋友，现在有的已经是矿长了，有的还是工人。不管是当了官的，还是没当官的，谁也没有忘记我的热情好客的妈妈对他们的情分。我们一起动手，把骨灰盒埋下，堆起了一座坟头，又一人搭了一膀子，把那巨大的汉白玉石碑由山脚下一步一步抬上山来。
石碑俯瞰着那条由北京蜿蜒西来的铁路。
我18岁那年，列车就是顺着这条铁路，把我送到这里当了一名采掘工人的。当年的我，身单力薄，体重不及百斤。我扛着一个裹在蓝塑料布里的巨大的行李卷儿，沿着高达360级的台阶，一步一步爬上山来。此后的10年间，我在这里抡锤打眼，开山凿洞，和窑哥们儿相濡以沫，相嘘以暖，也尝到了政治迫害的风霜。10年以后，28岁，当春风重新吹拂中国大地的时候，我揣着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又是顺着这条铁路，迤逦东去，寻回我少年时代便萦绕于心的文学之梦。
我没想到，妈妈的坟居然就正对着这条令人百感交集的铁路线。尽管是巧合，却不能不使人怦然心动。如果说，这是因为我想到了人生际遇的沉浮兴衰，想到了妈妈可以在这山岗上为她的儿子感到自豪和欣慰，那么，我也未免过于肤浅了。妈妈毕竟是妈妈，她当然自豪过，得意过，为儿子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为儿子出版的第一本书，为儿子获得的第一篇评论……然而，妈妈绝不是千千万万望子成龙的妈妈中的一个。我接触过不少望子成龙的妈妈们，她们所能给予自己子女的，只是一种出人头地的焦虑。除了这焦虑，子女们一无所得。我的妈妈绝不想让儿女们为自己挣回点什么，哪怕是一个面子。她从来也没跟我念叨过“争光”“争气”之类的话。她甚至告诉过我她并不望子成龙，她只希望自己的子女自立自强，自爱自重，度过充实的一生。我当工人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是不是还应该坚持每周一书？同是工人，我相信，有人活得很贫乏，有人活得很充实。别怨天，别怨地，也别怨生活对你是不是公正。你只能自问是不是虚掷了青春？”我当作家以后，妈妈对我说：“得意的时候，你别太拿这得意当回事，省得你倒霉的时候想不开。其实，只要自己心里有主意，倒霉了，也可以活得很好，知道吗？”……坦率地说，和许许多多儿子们一样，妈妈的话并不句句中听，自然也就不能声声入耳，特别是当儿子有点“出息”了以后。可是，当你在人生旅途上又走了一段以后，你忽然发现，妈妈这平实的劝诫中蕴藏的是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信念、自我完善的人格追求，焉知这不正是妈妈为儿子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
我当然不会忘记妈妈是怎样领我去叩文学之门的。我10岁的时候，她开始督促我写日记。我12岁的时候，她让我读《西游记》。同样是12岁那年，她教我“反叛”老师：“老师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吗？为什么不能写得和老师不一样？”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第一次“反叛”：用一首诗去完成了一篇作文。结果我得了2分。“如果我是你们老师，我就表扬你。你不是偷懒。按老师的思路一点儿不差地写，那才是偷懒呢！”——其实妈妈也是个老师。多少年后我才明白，敢让学生“反叛”老师的老师，才是最好的老师。妈妈的苦心在我考高中时得到了回报，那试卷的作文题是《我为什么要考高中》。我开始耍小聪明，玩邪的。对于今天的中学生来说，大概也真的不过是小聪明而已。可对于当时循规蹈矩的初中生来讲，确乎有点胆大包天了。富于戏剧性的是，妈妈恰恰是那次中考的阅卷老师之一。阅卷归来，她眉飞色舞地夸奖有那么一位考生如何聪明，用书信体写成了这篇作文，成为了全考区公认的一份富于独创性的试卷，为此被加了分。讲完了“别人”，开始数落自己的儿子如何如何不开窍。我等她唠叨够了，才不无得意地告诉妈妈：那位因封卷遮盖而使她不知姓名的答卷者，便是我。
为这个得意的杨朔散文式的结尾，我的下巴颏足足扬了一个夏天。
不过，对于我来说，最为铭心刻骨的，还是文学以外的事情。
我的学生时代，家境并不宽裕。父亲虽然在大学教书，却也不过是个讲师。父母除了抚养姐姐、妹妹和我以外，还要赡养祖母、外祖母。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给年龄尚小的妹妹买来苹果增加营养，我和姐姐只能等在一旁，吃削下来的苹果皮。我的裤子穿短了，总是由妈妈给接上一节。当接上两三节的时候，妈妈就笑着对我说：“看，你这模样简直像个少数民族了！”比起那些地处边远，温饱难继的人们，这当然也算不得什么，可是我读书的学校，是一个高干子女集中的地方。那些政治地位优越、衣食无愁的同学们，每逢假日，坐着“华沙”“胜利”翩然来去。新学年返校，这个谈北戴河度假，那个谈中南海作客，我辈寒士子嗣，自尊心岂有不被伤害之理？我永远忘不了班上一个高傲的女同学，穿着一件蓝灯芯绒面的羔羊皮大衣，雍容华贵，使我不敢直视。每当看见那件皮大衣的时候，我就要想起自己的妈妈穿的那件旧皮袄。那是妈妈从南方调来北京和爸爸团圆时，为了抵御北方的寒风，在旧货店买的。那是一件由无数块一寸见方的碎皮子拼成的皮袄，每年冬天，我都看见妈妈小心翼翼地在那些碎皮子间穿针走线。我常常伤心地想，我妈妈穿的衣服，都不如这些女同学们啊！这感受，被写进了我的日记，它是不可能不被妈妈看见的，因为她每周都要对我的日记作一次评点。
“你怎么这么自卑？你想一想，自己什么都不如人家吗？”妈妈问。
我想了想，我说当然不是，我的书读得比他们多，作文也写得比他们好。
妈妈说，她也想过，除了让姐弟俩吃苹果皮，穿补丁衣服使她有点难过以外，她也不是一个事事都不如人的妈妈。比如，她可以告诉我们该读些什么书，怎样写好作文。
我哭了。妈妈也哭了。
我告诉妈妈，我错了，我不跟他们比这些。
“那你觉得怎么想才是对？”
“比读书，比学习。”我说。
妈妈笑了，说：“这当然不坏。不过，慢慢你就明白了，读书、学习也不是怄气的事，干吗老想着‘比’？你得学会把读书、学习、思考、创造，都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这话你大概理解不了，以后再说吧！”
我当时的确是似懂非懂，只有当我18岁以后，一个人借着矿区宿舍一盏自制的床头灯，偷偷读《红楼梦》《战争与和平》，又偷偷开始写一点什么的时候，才渐渐领会了妈妈这段话的深意。那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而我，不仅从事着最艰苦的职业，而且政治上也屡经坎坷。连我自己都颇觉奇妙，十年光阴何以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尽管迷茫，却不空虚，尽管苦闷，却不消沉。我把一颗心完全沉浸在写作和读书里。书，大部分是妈妈利用分管图书馆之便，偷偷借给我的。坦率地说，也有一部分是我溜进矿上列为“四旧”的书库，偷出来的。“读书人的事，能叫偷吗？”孔乙己的这句话，常常被我引以自嘲。
当你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会觉得活得那样忙碌而充实。你不再怨天尤人，也不再度日如年。你渐渐地理解了，你的妈妈不可能留给你万贯家财，她甚至也不大关心你是否能吃上文学这碗饭——我猜想其中不乏余悸和苦衷。你的妈妈最关心的，是她的儿女是否能选择到一种有意义的活法儿。这活法儿使他们即便身处卑微，也不会失去自立于同类的尊严感，不会失去享受充实的人生的自信。
妈妈病故的时候，年仅55岁。
我已经忘记是哪一位作者在哪一篇文章里讲过自己过生日的惯例了：那一天他绝不张灯结彩，也绝不大快朵颐。他把生日那天作为“母难日”，他说因为自己的出生给母亲带来了太大的痛苦。
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最适宜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孝心。不过，这“母难日”三个字，总使我难免动容。因为我不仅是在出生那天给母亲带来痛苦的儿子，而且是给母亲带来了终生灾难的儿子。因我的出生，使妈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而母亲如此过早地亡故，恰恰是由于心脏病的发作。
我没有更多的话好说。
好好活着。充实，自信，宠辱不惊。像妈妈期望的那样。
妈妈还在山岗上。山岗是普通的。妈妈也是普通的。
每年清明，我都去看望山岗上的妈妈。
妈妈去世后，我们三个子女各自拿了一件遗物作纪念，我拿的，是那件用无数块碎皮子拼成的皮袄。
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