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不愿考大学的。之所以考了北大，是我妈给逼的。
妈妈不是一个望子成龙的人，她只希望她的儿子活得明白、自信、充实，而要如此，她认定了非得送我去读大学不可。“五世业儒书有种，一生任运仕无媒”，我妈受陆放翁之毒颇深，她说我家是“书香门第”，能不能当官，那是命，甚至于能不能找一份好工作，她都无所谓，可绝了“书种”，她会愧对先人，死不瞑目。我妈还说，“四人帮”时代，她绝不逼我，谁让咱家不是“工农兵”呢，现在党又让咱考了，咱还不考？我妈啰唆得很，我怕她啰嗦，同意考北大。
那是1977年深秋时节，“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第一年。
那年我28岁。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也应该和今天的高中生们一样，18岁就进考场了。18岁那年，我却卷起铺盖，到京西的木城涧煤矿当了一名岩石掘进工。那时候的我又瘦又小，体重不过百十斤，扛起和我一般沉的风锤，晃晃悠悠，龇牙咧嘴。我最拿手的活儿是跟车——叼着哨子，在飞驰的矿车间蹿上蹿下，摘钩、挂钩、甩车、追车……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又欢实得像一只出溜出溜四处乱钻的老鼠。
一干就是10年。
28岁了，居然又得进考场。
说实在的，那10年里，我做过大学之梦。1973年，我满以为自己会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工农兵学员”。因为班组里的师傅们都推荐了我，而我，又刚刚在《北京文艺》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那是一首歌颂“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物”的诗歌……我没有想到，无论是实实在在地干活儿，还是不实实在在地拍“文化革命”的马屁，都帮不了我——因为我有一个“臭老九”加“特嫌”的父亲，也因为我有所谓的“反动言论”，最终还是被拒之门外。
我坚决不再进考场，怄的就是这口气。我自负得很，自以为已经迈出了当作家的第一步。当作家一定要上大学吗？高尔基、杰克·伦敦、马克·吐温……我一边挖煤，一边读书，虽说是“文革”时期，除了《毛选》和马列，几乎无书可读，可我还是读了不少——其中的大多数，就是我妈利用她负责北大附中教师资料室之便，偷偷拿来给我读的。就这样，我读了10年，算起来上两个大学都毕业了！自以为已经读了不少书的我，认为自己的当务之急是写小说，当作家，让那些当年把我拒之门外的人目瞪口呆。
除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有一点见不得人的胆怯：文史之类我倒不怵，数学几何我已经10年没摸了。翻开一本初中的数学书，何为“最大公约数”？何为“最小公倍数”？竟如坠五里雾中。就这样去考，数学岂不要吃零蛋！
怄气也好，肝儿颤也好，到底还是拗不过妈妈的啰唆。回北京探家后又回到了矿山，拿着妈妈给准备好的一套高中课本，昏天黑地地背将起来。和我同在一个宿舍的黄博文，也是和我一起到矿上挖煤的“老三届”，他考的是数学专业，现在大概已经是数学教授了。当时的我们岂不是最好的一对应考搭档！黄博文对我说，他最怵作文的开头，请问如何才能开好那个“头”？这问题实在有一点临急抱佛脚的味道。我说，我教你一招儿：你看看作文的题目能不能写成书信体，如果能写成书信体，你就照着一封信去写就成，又新鲜，又直截，那开头儿不就解决了？黄博文说妙哉，天天祈祷着能让他用上“书信体”。我背数学公式背到烦时，向黄博文抱怨说：“极大值公式”太复杂啦，我是无论如何也背不下来了。黄莞尔一笑，说，我也教你一招儿：你用“导数”来求，就简单得多！随后教了我一个“导数”的公式，告诉我只需把某数放这儿，某数放那儿，用公式一套，极大值自然出来，“你就听我的，没错儿，你也别问什么是导数，就照着这公式套吧！既省得背那么复杂的极大值公式了，还透着你有学问哪！”我也说妙哉，也天天祈祷着数学试卷里多几道“极大值”的题，好让我的“导数公式”一显身手。
一个凄清而寒冷的早晨，我、黄博文，还有其他二十几条汉子们在微微的晨光中爬到了一辆卡车上。卡车在暴土扬烟的公路上疾驰，碎石渣噼噼啪啪乱响，山路弯来绕去，我们时而撞向左边，时而拥到右边……考场在十几公里以外的色树坟中学，那是一所简陋的山区学校，我们就在那里续上了10年前的大学之梦。
考完了语文，第一个冲出来拥抱我的，是黄博文。哈，作文的题目居然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我教他的“书信体”，可不派上了用场！考完了数学，拥抱他的，就是我了——最难的，居然就是两道求极大值极小值的题，我得意扬扬，有多大学问似的，先写了“导数公式”：“=……”——尽管我到底也没明白，这公式是啥意思！
考场是因为妈妈的啰唆才进去的，考好了，却也是挺开心的一件事，是吗？
几个月以后，我怀揣录取通知书走进了北大的校园。面对那些学风严谨、学识过人的教授们，面对一个浩若烟海的学问的世界，我才意识到，当初的自负是多么的可笑。
妈妈的啰唆，真是伟大的啰唆。
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