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追着齐宣王不放，“您既然也觉得仁政好，为什么就不去做呢？”齐宣王把胸脯一挺，“我这人有个毛病，我贪财。”
“啊？！贪财还这么理直气壮的！”孟子一看，齐宣王也不知道真贪财还是给不行仁政找借口，不管了，兵来将挡，“贪财好啊！”
“嗯？”
“贪财就是好！从前，周朝的老祖宗公刘就出了名的贪财，他贪财的事都被人写到《诗经》里了：‘打好包，再入仓，储存起来好食粮。小袋盛，大袋装，吃饱了为国来争光。带上弓箭带上枪，大步流星奔小康。’”
齐宣王也被这激昂的节奏感染了，跟着RAP：“大步流星奔小康，实现小康看齐王！”
孟子和齐宣王合摆姿势，齐声收尾：“看！齐！王！”——姿势，定格。
孟子愣了愣神，“不对呀，我被您给带跑了，这说的不是公刘的事啊。您别打岔，我接着说。因为公刘贪财，所以他的那些小弟在家是家家有余粮，外出打仗也人人有干粮，这样大军开拔才没有后顾之忧。大王您如果也贪财，就和老百姓一起贪呗，这不就是仁政吗！”
齐宣王一听，原来贪财也能贪成仁政啊，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我还有个缺点，我好色。”
“好色好啊。”孟子顺口就应了一句。
“嗯？好色也好？”齐宣王一怔。
孟子说：“好，好色也好！周朝的先祖太王也出了名的好色，外号人称‘赛西门’。”
齐宣王：“啊？！”
孟子说：“这位太王对老婆真叫好啊！”
齐宣王：“怎么个好法？”
孟子说：“好，好，反正就是好！”
齐宣王一乐，“孟老师，你这是现编词儿了吧？”
孟子的脸微微一红，马上正色说：“我是有根据的。”
齐宣王：“那你倒是说说，太王对他老婆怎么个好法？”
孟子支支吾吾：“嗯，比如，跪搓衣板——”
“啊？！”
孟子突然眼睛一亮，“想起来了，《诗经》里说过：‘咱们太王买楼盘，要给老婆把家安。虽然买了烂尾楼，也花光了血汗钱。开发商，笑得奸，心说这楼没产权！’”
“嗯？”齐宣王一歪脖子，“我怎么没听明白，你这是在夸他还是在损他？”
孟子赶紧解释：“当然是夸他了！太王的时候，宫中没有大龄女青年，社会上
也没有单身汉。大王您要是好色，您也推己及人，让您统治下的这些老百姓都能顺利婚配，这不就是仁政吗！”
齐宣王说：“还是不行，我好赌。”
“好赌好啊！”
“啊？！好赌也好？”
孟子肯定地一点头，“好赌就是好！您推己及人，让老百姓都能有赌本儿，这就是仁政！”
齐宣王哼了一声，又说：“还是不行，我好打架。”
“好打架好啊，”孟子说，“推己及人，让老百姓都能吃饱饭，都能有打架的精神头儿，这就是仁政！”
齐宣王心说：“我还就不信了，怎么我说什么你都能给拐到仁政上去！”
齐宣王眼珠滴溜溜乱转，突然又说：“还是不行，我好玩电玩。”
“好玩电玩好啊，”孟子说，“推己及人，老百姓要是都能玩上电玩，这就是仁政！”
“那还是不行，我好——”齐宣王高声说，突然气一泄，“我什么都不好啦！”
齐宣王贪财好色这节，我把朱熹的注释拉过来给大家看看。朱熹最著名的那句“存天理，灭人欲”就在这儿哪，不过，原文可不是“灭人欲”，朱熹没那么狠，他是“遏人欲”，遏制而已。所以呢，谁要说“灭”，那可不负责任。
朱熹的“存天理，遏人欲”并不全像字面上看上去的意思，也自有其时代背景在。但无论如何，这两句话让人看着总是觉得别扭。朱熹的这段注释，把问题最后归结到“存天理，遏人欲”和“克己复礼”上，我很不好意思地说，我始终没能看懂，搞不清朱老师的逻辑关系。所以呢，我承认不懂，丢一回人好了，但是别把人丢大了，别不懂还接着说。那，我就把朱老师的话原封不动地放在这里好了，他这一段话，毕竟还是很重要的，谁要有兴趣，就自己琢磨吧——
愚谓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盖钟鼓、苑囿、游观之乐，与夫好勇、好货、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无者。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循理而公于天下者，圣贤之所以尽其性也；纵欲而私于一己者，众人之所以灭其天也。二者之间，不能以发，而其是非得失之归，相去远矣。故孟子因时君之问，而剖析于几微之际，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实密，其事似易而实难。学者以身体之，则有以识其非曲学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复礼之端矣。
和“存天理，遏人欲”相反，我认为，这里应该是齐宣王而非孟子大大地在历史上书写了一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又可以自豪一回了，自豪地说：“我们中国人早于西方学者两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公共选择理论的萌芽！”
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基础就是承认政府领导人也是一般人，也会贪财好色，也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别把他们想得多么高尚。所以，别指望领导人用他的“高尚”来行使管理职能，我们有的人性弱点他们也都有，一样不少。
当然了，布坎南的理论适用于现代社会，告诉我们当政府出现问题的时候，要从体制上着手去解决，使体制的合理结构能够去制约领导人的“人欲”，而不是希望他们通过提升自身的道德情操和修养来达到这个目的。
在古代社会，尤其是在大一统时代，人们对此就没什么办法了，上上下下全要讲道德情操的自我约束，那么，当权力只受到自我道德约束的时候，“人欲”会不会战胜“天理”就很难讲了。如果领导人出现问题，朱熹的办法大概会是“做做他的思想工作”什么的，但是，至少在我看来，我不大相信只靠加强思想品德教育就真能起到什么作用，嗯，虽然我不介意让自己高尚一些，但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我还是坚定地站在布坎南的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