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Introduction
中国经济有很多“硬伤”，每当我们想要更上一个台阶，都会感到它在给我们设置无形的障碍，让我们感到“力不从心”。其中一个最大的“硬伤”就是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问题。这种脆弱性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中国银行体系虽然进行了全面的股份制改革，但是，从偏重传统的商业信贷、靠有形资产抵押品“控制”信用风险、靠“息差”作为主要利润来源等运作模式来看，中国银行体系直到今天依然保持着计划经济和低效率市场经济国家所共有的一些落后特征。于是，国家采取的固定汇率制度、非市场化的利率设定机制等都是为了保护中国经济在对外依存的增长模式中所形成的银企之间的借贷关系不受利率风险和汇率风险的负面冲击。
但是，这种“过度保护”的政策体系，不仅影响了政府自身政策调控的有效性，而且也影响了中国银行业融入全球化所需要的核心竞争力的培育，更影响了它们平日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去强化业务创新和风险管理的意识以及积累宝贵经验的重要性。所以，一旦银行开始尝试开拓一个全新的业务领域，如消费者信贷、农业信贷、中小企业融资、跨行跨地区贷款、中间信托业务等，往往就会出现“走过头”的局面——只追求眼前日益增长的高收益却忘了采取有效的手段来控制日益积累的风险。另外，由于银行业规模过大、资源过于集中，也严重影响了直接融资发展的环境。那些不具备贷款条件而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与个人被排斥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之外，从而导致了中国金融业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活力无法与企业创新的活力以及个人的消费活力形成有效的互动机制。这也就是中国经济直到今天还无法摆脱自己处在一个“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矛盾体”之中的原因所在。
本书的第三部分收录了笔者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对中国金融业的“脆弱性”问题所作的一些观察和研究。它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反映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模式所带来的对金融业“过度保护”的问题；二是阐述中国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动与成熟市场国家相比，存在一个“形似而神不似”的特征；三是向读者揭示这种脆弱性是东亚增长模式中共同暴露出来的一个“软肋”。
这一部分的写作意图就是想传递给读者这样一个信息：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改变今天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结构，而增加能够有利于中小企业创新和发展的“直接金融”的比例！这个变革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我们的市场设计、工具创新等“硬件”建设，更取决于我们能否培养出一流的金融从业人员以及打造出完善的制度体系。如果没有这样的软环境作为“保障”，那么，中国就很容易出现泡沫膨胀而不是效率改善，而且每一次遇到问题就只会用过度的监管来加以控制。最终，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就无法获得实质性的改革成果，无法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有力助推器。
第一篇题为《中国式的“创业板”能走多远？》的文章，向读者指出了被银行体系边缘化的有活力的中小企业确实需要创业板这样一个创新的融资平台。但是，笔者同时强调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价格的合理与否、专业化投资团队的参与程度、“准入”和“退出”的机制建设、有关市场参与主体的信息披露质量、投资者教育的深化和市场监管的力度以及宏观经济面“新增长点”是否形成等因素都将直接决定“创业板”的未来发展空间。
第二篇题为《谁制造了“房奴”、“车奴”和“卡奴”？》的文章，向读者阐述了银行业开展消费者信贷创新业务要考虑中国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性。为此，开展消费者信贷业务的中国银行业不能一味地去扩张业务追求暂时的利润，而应该注意对消费者信用透支行为的适度教育，加强金融行业之间个人信用评价体系的共享程度。同时，国家也要加强对恶意透支行为的法律制裁，客观地评价消费者信贷业务对经济增长的“双刃剑”作用。
第三篇题为《谈当前农村金融“特殊性”》的文章，以农村金融这一新型的金融创新业务与传统商业信贷模式作比较，向读者揭示了其特殊的风险特征。如果银行业不注意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集资成本的昂贵问题、抵押产权不明晰的问题、扶持项目的差异化程度大的问题以及农村企业缺乏现代化公司管理的水平等因素贸然放款，就很容易“背上”新的不良资产。
第四篇题为《东亚国家为什么排斥金融创新？》的文章，向读者阐述了东亚国家都采用日本开创的制造业和出口立国的增长方式，为了保证企业有足够的激励机制从事制造业，各国政府都采取了“抑制”金融体系的资金成本和让机构之间互相竞争的措施。比如采取有竞争力的固定汇率制度，控制利率的水平，排斥互相之间的竞争以保证企业稳定的融资条件。但是，这就影响了重视资产价格自由变化的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一旦东亚国家开始尝试放开金融资产价格的管制，就很容易引起资产价格的波动，从而影响了企业的生存环境，最终导致没有实体经济繁荣支撑的资产泡沫破灭的后果。
第五篇题为《打造“信用评级”的“中国标准”意义何在？》的文章，向读者揭示了在美国次级绩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大海啸的问题上和“欧债”问题所引发的欧元外汇市场“过度反应”的问题上，全球垄断的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公司暴露出了它们在选择评估成果的“公开时机”上的严重问题。作为世界储蓄大国的中国，如果没有一家能和美国并驾齐驱的信用评级公司，那么我们的资产质量很有可能会被不恰当地评估或被在不恰当的时机公布其结果，引起全球市场的过度反应，直接危害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
下面，就让我们共同去了解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表现，并思考如何尽快打造我国成为“金融强国”的办法。
中国式的“创业板”能走多远？
2009年3月底，人们终于等来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创业板的认可。虽然，它已经向海内外公布了将在2009年5月1日起实施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但是，“创业板”还是引来了人们赞扬和质疑的两种不同声音。如何将它积极的一面充分发挥，以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就业能力的提高，同时如何抑制它可能带来的消极效果——即可能导致重演劣质企业圈钱的行为和缺失财富价值创造的能力而被大众边缘化的问题，都将决定中国的金融体系能否健康发展，甚至中国经济能否做大做强。
以下，笔者将从创业板应该发挥的六大基本功能（价格发现、流动性保障、风险分散、信息生产、公司治理和价值创造等）的角度来指出今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从而保证我们的创业板不仅仅与成熟市场在“外形”上相似，而且在“内核”方面也神似。
第一，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应该是具有未来增长能力强的企业，是引领中国经济进行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主力军。所以，首次公开募股的条件既要能让一路扶持企业过来的风险投资家、私募基金经理、慈善基金家都能够通过上市来实现补偿前期投资成本和风险的高收益，同时也要给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留下足够的财富创造空间。否则，劣质企业的混入必然会导致非常糟糕的示范效应——更多的劣质企业会来浑水摸鱼，结果，市场的投融资环境就会一天天恶化下去，再次出现主板市场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保证一个公平有效的首次公开募股价格是维持市场繁荣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关键。
第二，创业板面临的一个最大考验是市场的流动性。由于处于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上市公司的数量十分有限，如果人们还是以在主板市场打新股的“投资理念”来追求投资的超常收益，那么市场很可能会出现暴涨暴跌。这不仅不会给中小企业带来良好的融资环境，而且还会严重影响到投资者的合理预期的形成，无法对有成长性的企业作长期的价值投资。结果，在创业板上市的企业因为自身抗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就会选择急功近利的项目投资，有些企业甚至为了获得相对稳定的融资环境，铤而走险，做假账来欺骗大众。所以，如何在保证高质量的门槛条件的同时发展壮大这一市场，并且提高创业板市场投资者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风险管理能力，这将是包括中小企业、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在内共同需要努力解决的问题。
第三，由于创业板流动性本身并不如主板市场，要保持这个市场鲜活的创新能力，就必须不断地进行“换水操作”，让优质的中小企业能够充分进入这个市场，让劣质的企业不断退出市场。当然，向主板市场提供更多优质企业也是创业板应该肩负的神圣使命。只有不断地“换水”，投资者的市场风险才能加以克服。在这方面，监管部门要负起义不容辞的“换水”的责任，这是创业板市场履行风险分散功能所需要的政府支持。当然，这也需要有更多的风险投资家、私募基金和家族企业能够向政府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水源，否则，流动性的缺失也会冲销靠“换水”降低风险的效果。
第四，信息披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创业板市场能否繁荣健康地发展下去。由于这个市场的企业信息积累的时间很短，信息披露的难度就很大。但是，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充分挖掘这类企业的信息。这是保证更多投资者加盟这个市场，以及更多的企业愿意进入这个市场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创造的关键所在。我们可以放低企业进入创业板市场的业绩门槛条件，但是，我们不能怠慢及时披露信息的要求。这种苛刻的义务既能够促使中小企业发挥自己创新的能力和创造价值的水平，同时也能保证投资者长久地留在这个市场，支持和分享这类企业所带来的更大的财富效应。
第五，创业板交易的规则和准入条件不仅要针对企业，而且也要针对投资者，要避免出现不公平的交易方式和因人而异的“退市”标准。一定要制约利用创业板市场流动性小波动大的特点来牟取暴利的过度投机行为，也要监管那些利用创业板市场门槛低的准入条件而恶意圈钱的行为。而且，问题要尽量及早发现、及早处理，不能像主板市场那样把问题搁置到后来无法解决的地步。为了不让这个市场再被边缘化或畸形发展，我们一定要痛下决心，同时监管部门也要时时告诫自己“长痛不如短痛”，把问题控制在它形成的初始阶段。
第六，创业板应该是最能反映企业的价值创造的地方。我们要培育更多专业化和责任感强的风险投资家和私募基金，让他们积极参与到向这个市场输送优秀企业的行列中来，并且要通过他们对企业决策层的渗透和抑制作用，来充分展示这些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从而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多元化和多层次化建设创造出更多的投资渠道，并通过企业财富创造水平的提高来带动我国全民族整体创新的意识和能力的改善。这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探索的强国之路。如今，危机当头，中国也在探索摆脱危机的各种方法，但要从源头上提高国家的竞争力，我们还需要培养更多的能够打造中国品牌、中国技术专利和中国标准的现代化企业。从这个意义上讲，创业板应该更加注重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和投资者的财富积累。
谁制造了“房奴”、“车奴”和“卡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