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年底，“房奴”、“车奴”和“卡奴”等新词汇开始悄悄地流行起来，它们形象地反映了当今的人们在现代消费信贷生活中所出现的支付压力难以承受的社会现象。而一项权威机构的调查表明，近八成中国公民买房的贷款在40万元以上，其中，大约有30%以上的家庭，按揭贷款支付占月收入的比重已经超过了50%；而且，高达98.09%背有房贷的人，心理上都会产生焦虑情绪，甚至有些情绪已经上升到精神抑郁、错乱和寻求短见的严重程度。另外一项对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学生的购房调查却显示，九成的受访学生表示“不清楚”信用卡的循环利息，75%的学生算不出银行贷款利息金额。那么，今天消费信贷生活中“负翁”群体的出现是否就是因为这些当事者的“无知”所致？还是因为中国缺乏保证超前消费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健全的信贷文化和信贷体系？甚至是否还存在更进一步的深层次的经济原因？
以下，笔者将从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上述疑问，同时还将进一步展望信贷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所面临的挑战。
一、超前消费无可厚非，但消费的“度”不应该超越。
每次，在金融学课程的第一讲中，我总喜欢拿出那则曾经风靡一时、深入人心的美国老太太与中国老太太在天堂的对话，来讲解现代金融学所探讨的最本质的问题。虽然，中国老太太花了大半生的时间为买房而积蓄，自己享受新房的快乐时间看上去远远不如美国老太太那种年轻时向银行借钱而提前购房的超前消费模式，但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和幸福”观的选择，我们无法判断哪一种方式最优。
因为，中国老太太的快乐可能来自于能够事前验证为购房所付出的每一次有意义的劳动以及每一笔劳动收入，可能来自于让自己的孩子共同享受改善居住条件所带来的家庭快乐，也可能来自于没有对未来收入变化的那份恐惧。只要中国老太太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满意、感到快乐，那我们就无法指责这种消费方式落伍！对于超前消费而言，也是如此。美国老太太的选择可能来自于自己能够尽早感受到不需要父母的呵护而独立生活所带来的快乐，也可能是因为有偿债的压力而使自己未来的生活和工作更具有挑战性。总之，这种选择只要对当事人来说是快乐、合理的，那就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原因。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当今中国社会，尤其在年轻人之中为什么要把超前消费当做“时尚”，却去取笑和鄙视中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尤其可悲的是，没有美国老太太的价值观和社会环境而一味去模仿美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结果，“超前消费”的流行词不知不觉就被“房奴”、“车奴”和“卡奴”这类悲哀的词汇所替代了。
因此，从消费者层面上来说，为了不使自己为“超前消费”付出惨重的代价，首先就必须事前对“超前消费”模式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金融学理论无论是对中国老太太的储蓄型消费还是美国老太太的负债型消费都强调了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们一生的消费支出不能超过其一生所能获得的收入！但是，对这个“度”的把握和认识从上述调查的结果中也能看出是很成问题的。有很多人只想到“超前消费”，想出各种法子来实现超前消费，结果当事后银行的“催款单”堆积起来的时候，他们才开始意识到“度”的存在，才被“度”的无情和惩罚的力量压得喘不过气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超前消费的风险教育应该在全民中普及和强化。
其次，必须加强超前消费“度”的管理。在科学的个人信用评价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之前，国家应该加大力度约束超前消费的行为。目前有几个社会现象尤其值得引起大家的重视：一是很多年轻人把自己目前的收入水平和工作环境看成是永久不变的，这种“货币错觉”问题就很容易导致超前消费规模增大而没有“度”的约束。二是许多人被消费信贷的便利性所麻痹。尤其是在信用卡管理和个人信用评级还不健全的情况下，消费的快乐和超支的惩罚是不同步发生的，甚至强度也是不对称的。这就会滋长很多人带着“投机”心理进行超前消费。结果当这种问题形成社会合力而爆发时，它所造成的社会损失就是不可估量的。2003年年底爆发的韩国信用卡危机应该成为我们最好的反面教材。
三是超前消费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称使得“度”的约束变得更加困难。比如，买房人为了讨好住房人的欢心想尽办法高档消费，而住房人只考虑自己是否拥有这个财产的一部分所有权而放松对买房人超前消费的“度”的约束，结果这种满足虚荣心的超前消费行为让买房人自己沦落为“房奴”。四是把房地产的繁荣景象认为是永久持续的现象，超过自己财富能力地进行房地产投资，结果因为宏观调控或者景气周期的变化，又或者房地产投资监管的实施而使自己背上了沉重的负债包袱。五是认为超前消费已经是社会风潮，未来收入的风险不是个人的风险，而是社会整体的风险，所以一旦出问题，国家肯定不会袖手旁观。于是，随大流的超前消费比比皆是。如今这种道德风险行为已经开始损害到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良好的社会诚信意识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二、消费信贷业务给中国银行业带来的机会和挑战。
自2001年12月11日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强劲增长期。根据国际银行卡产业权威杂志《尼尔森报告》的相关研究，当一国或地区的人均收入达到1900美元时，居民就达到了信用消费的收入临界点。而世界银行2003年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中国当时至少已经有16个城市和1个省份约1.56亿人口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2000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讲，在这些城市中不应该出现“房奴”、“车奴”和“卡奴”的现象，除非是不必要的精神压力以及与自身社会价值观的冲突所带来的烦恼。
事实上，从1997年以来，我国个人信贷业务就得到了快速发展，其总量规模不断得到扩大。截至2004年年底，中国个人贷款规模已从1997年的180亿元增长到2004年年底的22093亿元，7年间增长了120多倍，平均增长速度也在90%以上。不仅如此，我国个人信贷规模占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总额的比例逐年递增，从1997年的0.23%增加到2004年的10.64%。而且，在这7年间，我国的住房贷款占消费信贷的平均比重都超过了75%。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信用卡贷款也不甘示弱，如今信用卡消费越来越受到推崇。由于信用卡信贷余额数量难以精确统计，只能通过发卡数量来进行分析。2004年年底，我国银行卡市场总发卡数量超过8亿张，同比增长率为25%，其中可循环信用卡超过1000万张，同比增长率为100%。虽然信用卡的消费金额很小，但据国际著名投资银行高盛预测，2006年中国信用卡信贷余额能达到700亿~800亿元，利息收入将达到140亿元。
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会同时关注和重视消费者信贷业务呢？主要的理由在于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经济正在转型过程中，未来不确定的因素还很多，再加上银行正在努力改善自身的财务状况，所以，除了保住大企业和国有企业这类“安全”的优质客户外，银行没有动力再去开拓新的企业信贷业务；第二，中国经济出现了投资过热、对外经济依存度过高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企业业绩也因为过度竞争和外部环境的恶化而下降，再加上宏观紧缩政策，所以，银行也没有动力去增加对企业的贷款规模；第三，目前银行内部流动性过剩，为了平衡资产负债的水准，银行必须开拓新的资产运营业务，相对规模较大的企业信贷而言，消费者信贷风险较小，而潜在市场又很大，所以银行业消费者信贷业务的急速增长也是可以理解的；第四，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结束为标志，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银行优质业务的争夺会更加激烈，所以，在此之前争夺消费者市场也属情理之中；第五，随着金融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不断深入，消费信贷的需求和供给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也为银行开拓消费者信贷业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银行对消费者信贷风险的认识和管理还是存在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个人信用评价体系的缺失会给这项业务埋下潜在的风险。虽然在经济繁荣时期，超前消费的行为不会影响家庭支付银行每月的按揭贷款，但是，当这种超前消费行为成为一种社会时尚，那么，一旦大家的支付同时受到负面影响，就很容易爆发像韩国那样的信用卡危机，从而殃及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其次，即使银行在消费者信贷合约中运用自己的专业能力转移了所有的风险，但是，一旦借款人的违约行为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时，那么再完美的借贷合约也是一纸空文。所以，银行急功近利的近视眼行为也是造成今天一部分消费者沦落为“房奴”、“车奴”和“卡奴”的原因之一。尽快对超前消费行为进行“度”的监控和对消费者进行信贷风险的普及教育已经刻不容缓。
三、刺激消费的内需拉动政策不一定就能促进经济增长。
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今中国储蓄过多、内需过冷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缺乏消费者信贷的服务，不能让闲置的资金充分地利用起来，让更多的中国消费者去享受美国老太太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他们认为没有个人信贷业务的发展，也就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推动内需，从而改善我国银行和企业的业绩，使经济达成一个良性循环。但是，如今越来越多的“房奴”、“车奴”和“卡奴”的社会现象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有缺陷的。
第一，超过消费者自身收入能力的消费水平可能会导致内需更冷的结局。因为有负债，人们可能会更加过度地节俭，所以总的消费水平不一定会因为消费者信贷的发展而得到改善。于是，消费者信贷刺激经济的直接效果是有限的，更别说改善人们收入的间接效果了。
第二，即使消费者信贷业务产生了内需，但可能会因为中国企业缺乏产品的竞争力，需求转移到了国外，从而没有出现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效应。相反，滥用消费者信贷业务则会带来“货币错觉”现象，导致虚假的繁荣。
第三，中国整体储蓄过剩并不能反映中国居民整体收入能力增强。2006年年底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长规模（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达到世界第四位，但是人均收入水平还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4，排在110位左右。过快地发展消费者信贷业务和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理念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国情，相反，过分“刺激”内需则会带来更严重的“房奴”、“车奴”和“卡奴”问题。
第四，旨在拉动内需的宏观经济政策不一定能刺激高收入阶层的消费群体对中国产品的依赖。今天中国经济还存在很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地区收入差距现象，真正可能拉动内需的高消费阶层已经达到了他们自己所需的日常消费水平，而收入水平很低的阶层却无法成为拉动中国经济的消费主力军。要想唤起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除了提高消费支付的便捷性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对中国而言，供给面的强化政策（改善企业贷款的效率性）要比推动内需的做法（过分地去开拓和争夺消费者的信贷市场）显得更合理、更安全、更有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老太太的消费模式的形成，不是因为国内金融环境的约束所造成的，而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