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黛英
张洁，是近年来我国文坛上出现的一颗新星，她以自身独特的艺术风格，引起了国内外评论界的瞩目。作为张洁的一个热心读者，为了整理自己读了她的作品之后的体会和收获，我想从三个方面对张洁小说的艺术特色进行初步探讨。
孤独者的形象
从张洁已经发表的十几篇短篇小说来看，作者笔下的许多人物形象具有多样的然而又是相近的性格：他们大多不是时代的幸运儿，也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他们没有显赫的地位和伟大的业绩，但他们却不甘心在平庸琐碎的生活中虚度年华，而是执着地追求光明，以争得个性发展和自我完善。正因为他们内心有着较高的要求，他们或为旁人所不理解，或为世人所嘲笑，甚至遭到旧习俗的摧残。因此，精神上的孤独成为张洁笔下大多数正面人物形象的主要特征。这些孤独者在作者笔下构成了一个艺术上的形象体系。张洁以女作家特有的笔调，细腻地描写了这些人物孤独寂寞的处境，描写了他们对于真善美的不懈的追求，以及追求而不得的苦闷和压抑的心理状态，还多方面地揭示了社会上传统势力和传统观念对于这些孤独者的精神和肉体的摧残。
孤独，是一种社会心理和感情。如果从主观上寻找原因，它常常是一些精神上有较高追求的人不肯随俗的表现。许多在动荡的时代已看出新时代曙光的人，都经历过离群的寂寞和心怀光明、身处黑暗的痛苦。鲁迅笔下就有过许多孤独者的形象，而且他自己就亲身体验过孤独寂寞的滋味。与鲁迅笔下那些生活在黑暗中的绝望的孤独者不同，张洁笔下的孤独者是我国近十多年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所处的是光明与黑暗搏斗而光明胜于黑暗的时代，他们的内心也同时交织着光明与黑暗。虽然仍有旧制度的阴影，但终不乏光明的希望，只要经过不懈的追求和努力，人们还是能够进入更高的精神境界，寻找到更加完美的自我的。所以在《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以下简称《三根弦》）里，有着畸形躯体的小王栓在老师的帮助下，经过艰苦的奋斗，终于使自己的卑微的生命绽开了美丽的花朵。他以音乐上的才华赢得了社会的尊敬，从丑小鸭变成了白天鹅。而在《谁生活得更美好》中的田野姑娘，更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而她在被市侩气息包围的生活中仍保持着敏锐地感受生活的美丽和诗意的能力，写出了那样清新、深邃、充满生活情趣而又富于哲理的诗篇。应当看到，这些光明的尾巴不是作者外加上去的，它既是社会生活中光明终究能战胜黑暗的真实写照，更是这些孤独者内心的光明战胜身外黑暗的胜利赞歌。
从客观上来看，人的心理上的孤独，又是一种异化现象，它是异己的社会环境强加给人的一种消极的自我感觉。在张洁的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由社会环境的异己造成的孤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脱离了人群的有形的孤单。这种孤独或是由于某种自然原因（如生理缺陷），被社会排斥在生活的圈子之外，如《未了录》中的“我”，虽然有渊博的学识，美好的心灵，但由于先天生成的侏儒形的身躯，便被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享受家庭温暖的权利，终日形单影只，只能在一只同样寂寞的小猫身上寄托自己的感情；而王栓，在未能以自己在音乐上的成功取得社会承认之前，是一个谁都可以欺侮的受气包，唯一的罪过就是他有一个畸形的身躯。这种孤独，表面上似乎是先天形成的自然因素在起作用，但从根本上说，还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这种有形的孤单也可能表现为由于某种政治原因被甩出生活的常轨，从此与社会隔绝。《忏悔》中的父子两代人都遭此荼毒，特别是无辜的儿子，因父亲的右派问题被株连，从小在孤独中长大，最后又在孤独中结束了年轻的生命。而《漫长的路》中的画家，只因画过两个天真无邪的少男少女的裸体背影，被终生赶出艺术之宫，在生活中陪伴他的，只有几幅在寂寞中画下的一位素不相识的妇女的肖像画。
在张洁的作品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更深刻的孤独，一种身处在人群中的无形的孤独。这些孤独者或者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孑然一身，以自己敏感的心灵感受着所处环境的冷漠和残忍，平庸和无聊，像《三根弦》中的史明道；或者，他们甚至是为了逃避这种环境的包围，才在孤独中寻找精神乐趣的，售票员田野就是其中之一。也正是这种孤独，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市侩气息的侵蚀，孤芳自赏，独善其身。这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何况，他们中的佼佼者，如史明道、田野、《有一个青年》中的女大学生、《非党群众》中的老田头，或多或少都对改造周围环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如果我们不很严密地把张洁作品中的孤独者加以分类的话，可以把精神上优于常人，不甘做环境的奴隶而欲改造环境的一类归为强者，像田野、女大学生、《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他们往往是以个人的精神力量来与社会上残存的旧势力相抗衡。张洁正是把他们看作理想的人物，并指出“人的意志和坚强在于自身内心的平衡”（《谁生活得更美好》），把他们作为精神上的强者来歌颂。相反，另一类更多地由于环境的原因造成的孤独者，我们可以归之为弱者。张洁的笔下曾不止一次地出现“弱者”这个词，并对他们寄予极大的同情，如《三根弦》中的王栓，《漫长的路》中的艺术家，《未了录》中的历史学家，《忏悔》中的儿子，等等。
作为一个对社会具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张洁从来没有用庸俗、浅薄的作品来迎合无聊读者的心理。透过她的作品，我们常常会感到有一种净化、拯救人的灵魂的精神力量。那么，从她塑造的这一系列孤独者的形象中，我们又能得到什么启发和教益呢？
对于那些精神上的强者，在他们孤身与旧势力、旧习俗斗争时，即使有强大的精神力量足以使他们保持心灵上的平衡，但孤独的环境也常常使他们感到莫名的寂寞和空虚。正像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的开篇中所说：“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这种精神上的苦闷与追求，在《爱，是不能忘记的》中表现得最为强烈，其中充满了挣扎和熬煎。这钟雨母女俩，不仅在作品中是孤独的，即使在社会上也仍然不乏反对者。这一类孤独者往往处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之中：他们既以自己精神上的优越而自矜自傲，又迫切需要寻求高山流水的知音，来与别人沟通精神。即使是最强的人，也害怕孤独。张洁在塑造这些人物形象时，不仅如实地反映了那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一代探索者的苦闷与彷徨，同时，也作为时代心灵的回声，聊以慰藉那些在人生搏斗中不甘失败的人们。
而对于那些因为历史的因袭过重，或自身的缺陷而显得软弱一些的孤独者来说，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如前一类人，他们的生命之火往往必须由别人用热情来点燃或维持。对于这一类人，张洁寄予了更多的同情。她曾这样写道：“生活，对于弱者（假如有合适的条件，他们也会变成强者），是不是再慷慨一些，不要很多，很多，有时，哪怕是一句亲切的话，一道理解的目光，的确会使一个人免于沉沦。”（《我也曾抱怨过命运》）由于怀着这样的愿望，所以作家不惜笔墨，使可怜的小王栓在生活中幸运地遇到了史明道这样的人生的导师，而《冰糖葫芦》中又瘸又孤的待业青年“芝麻”，总算还有哥嫂的温暖和关心支持着他生活下去，对于这些弱小的人，张洁除了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之外，还通过形象本身，不同程度地对他们自身的软弱和自甘于孤独进行了委婉的批评。如《未了录》《漫长的路》《忏悔》等小说，既揭示了社会对于这些人的孤独负有一定责任，同时也写出了主人公们的懦弱和逆来顺受。正是通过这些人物形象，作家向人们灌输了一种自强不息的积极人生观，希望人们从叹息、抱怨和孤独中自拔出来，增强对人生和社会的责任感，努力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争取在尚存弊病、不很完善的社会环境中求得发展。
由此可见，张洁笔下的孤独者的形象群，显然包含着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寓存着她对人生的思索和追求。凡是经历过人生磨难，饱尝过孤独滋味又不甘被生活压倒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汲取力量，得到启迪。
感伤而有力的主旋律
每一曲交响乐都有它的主旋律，每一幅画都有它的基色。如果把张洁的小说比作乐曲，那么，回旋在她作品中的主旋律则是时而感伤低沉，时而又奋起高昂的。它不像贝多芬的交响乐那样，充满了火山爆发式的激情，而是田园牧歌式的，其中交织着淡淡的哀怨，又不乏女性的温柔深情，缠绵悱恻，还笼罩着一层梦幻式的色彩。
与近几年文坛上风靡一时的“伤痕文学”不同，张洁的作品里既无血淋淋的鞭子和创伤，也无愤怒的呼喊与控诉，她的大多数小说写得优美恬静，深沉委婉。即使是在矛盾冲突揭示得较为尖锐的作品中，也是热情中夹杂着忧郁，同情中流露出感伤。那淡淡的感伤，辽远的愁绪，都挟裹在她那平静的叙述里。渗透在张洁作品中的感伤情绪，是一种复合的感情。其中有噩梦醒来不久时尚未荡尽的沉郁、迷惘、失意和痛苦，同时还交织着希望和追求，有发现真理的喜悦，也有奋斗之后的欢乐。
这感伤，是旧势力徘徊时在人们心上投下的阴影。数千年统治着古老中国的封建幽灵，仍在新生的社会中游荡。它看不见，摸不着，但无时不在，无处不有，从各个方面包围我们，吞噬着新生的力量。读张洁的《忏悔》《三根弦》《爱，是不能忘记的》《漫长的路》等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旧势力加在人们心灵上的沉重负荷，以及面对暂时还很强大的旧传统观念及旧习俗无法取胜的压抑和窒息，以至于史明道只能发出“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情操，这样的趣味”的无可奈何的叹息，而那为传统的道德观念所束缚、在无望的爱的追求中痛苦了一生的钟雨，也只能希望在天国里与自己的爱人结合。
这感伤，是时代的苦闷，它反映了人们对新生活的追求以及暂时追求不到而产生的忧郁、迷惘与失望。在《张洁小说剧本选》的扉页上，作者写下了这样的题记：“并没有新的故事，新的情节，新的人物。有的，只是一颗执着地追求真谛的心。”十年浩劫，搅碎了善良人的天真烂漫的美梦，他们从痛苦与灾难中清醒过来。但是，觉醒仅仅意味着对谬误的认识，并不等于就发现了真理。在探求的坎坷和艰难之中，人们时时感觉到一种未能马上找到通往真理的道路的迷惘，同时，美好情感失落的悲哀仍萦绕在心头。《三根弦》《场》《忏悔》等作品，都鲜明地打上了时代的印记。
这感伤，又不能不与作者的性格、气质和主观感受有密切的联系。根据作者在《已经零散了的回忆——代自传》中的自我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作家走过的生活道路是很不平坦的。父母的离异，家境的贫困，使她在童年时期就过早地感受到了人生的寂寞和悲凉。而天生的忧郁多情的气质，喜欢沉思幻想的性格，又为常人所不理解，连小朋友们都避开了她。这样，她更加孤独了。旧社会的辛酸，给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伤痕，而新时代的风云变幻，又使她饱经了人生的沧桑。在多年的生活磨难中，张洁目睹人生的痛苦与欢乐，“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终于，契机到来，文学的解冻期到了，在生活的撞击下，张洁终于发愤为文。古人云：文如其人。毫无例外，张洁的作品也打下了她性格的烙印。其中的感伤情绪，可以看作是作者主观思想的外射。
必须指出的是，张洁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感伤情绪，并不是对时代命运无能为力的消极情绪，也不是精神失去平衡带来的心灵的迷乱。她的作品，总的气氛是健康的、明朗的、向上的，表现了作者在感伤中求其美、在抒情中求其真的创作特色。张洁的感伤，是一种牢固地扎根在现实中的社会的、时代的情绪。它貌似感伤，实质积极，外表柔弱，内在有力。它是预告和伴随新时代的诞生而起的一种烦恼。“当社会产生了新的要求，当社会的性质变了，新的思想占据着它的头脑。由于动荡的社会生活的一切因素的汇合而产生的新的忧郁和希望激动着心灵。”（别林斯基）作为新生活的热心追求者，张洁所属的是预感和创始的新时代，不是过去了的、绝望的旧时代。在作品中，感伤与奋发，哀愁与希求，紧紧交织在一起。它表现了作者的虚幻的理想破灭后，既不甘于现状，又一时无从把握未来的一种变化着的情绪。其中的感伤毕竟是暂时性的，它是作家旧的生活和旧的理想幻灭的余音，也是新的探索的起点。而且，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崛起的时代，这种历史现状和作者本人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又使她的作品呈现出虽有黑暗，但黑暗终将被光明取代，虽有失望，而希望又从一千次的失望中重生的向上的基调。《从森林里来的孩子》中的老音乐家虽然死了，但他的艺术生命却在新一代的身上得到了永生；《有一个青年》中的“我”，也终于从蒙昧野蛮的精神状态逐步走向了文明。透过这层感伤的薄薄纱帷，我们从作品深处看到了闪烁着的生活的光辉。
作为一种以情感人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常常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达给读者的。张洁作品中的这种感伤的基调，实际上只是读者的一种审美体验和印象。它是一种难以捕捉的、内在的、深沉的、隐约的苦闷，像轻纱似浓雾笼罩着她所有的作品，可以称之为言外之“意”。当代英国诗人艾略特曾认为，诗人的感情只是素材，要想进入作品必先经过一道“非人格化”的、将它转化为普遍的艺术情绪的过程。这一说法不无道理。张洁的作品之所以具有艺术感染力，并不在于直接的外露的感情，而在于被她艺术加工过了的渗透在作品里的一种普遍的艺术情绪。这种淡淡的哀愁和感伤，有时是隐伏于清新、幽婉、淡雅的叙述背后流露出来的，如《森林里来的孩子》；有的是通过对人物心境的描写和情绪的渲染来培养和引起的，如《爱，是不能忘记的》《忏悔》《未了录》等；也有的是通过凄迷的景色、婉转的语调来表达的，如《雨中》；等等。读者对作品中感伤情绪的共鸣，往往并不是单凭字面上表达的意思引起的，而是作品中跳跃着的生动可感的形象本身对于读者情绪的感动。这种形象以其丰富的情感，撩拨着读者潜意识的琴弦，引起读者灵魂的震颤，使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作者的或书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合而为一。
感伤，并不能算作一种美学范畴，但它与悲剧有相通之处，可以说是悲剧的一种特殊的、温和的表现形式，具有它独特的美学意义，有不少评论者认为，张洁的作品具有某种净化人的灵魂的作用，实际上，这中间感伤也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读张洁的作品，我们可以引起这样两个方面的审美感受：一方面，因为看到美好的事物被掩盖、被摧残、被践踏，感到同情、惋惜而引起“哀怜”，并由此激起我们对一切扼杀、摧残美好事物的丑恶行为的愤怒；另一方面，通过作品感染到作家主观的美和主人公情操的美，来净化自己的感情，从而使自己获得精神上的提高，在由感伤引起的审美愉快和感情净化这两种复杂的心理活动过程中，两者交织在一起而缺一不可。只有感伤和哀怜，激发不起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信心和力量，只有对美的单纯的歌颂，而没有因美好事物的消失引起的伤感和压抑，也同样不足以调动和集中读者内心一切美好的愿望，以战胜卑下的情操。因此，感伤在张洁的作品中既是一种基本的情绪和基调，又是一种审美的酵素。它像是在菜中放了盐，水里加了糖，使作品变得更加具有艺术魅力，使人一唱三叹，低回流连，不能去之。这是那些所谓“通体光明”，实际是一览无余的作品所不能企及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不少文学批评家和鉴赏家认为，“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
内心世界的探索者和表现者
十年动乱，造成了人们普遍的彷徨和苦闷，也引起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思考和探求。反映在文学上，出现了一股与传统不同的强有力的趋向内心的势头。特别是小说，开始从对外在事物的因果关系及人物行动的描写，转向对人的内在意识活动的描写。以王蒙、张洁为代表的一批富于创新精神的中、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明显地表现了这种趋向。
在擅长描写人的内心世界的作家中，张洁具有自己的特点，她探索人的内心较为深入。张洁的小说中有一个孤独者的形象群，而这些形象又基本上属于情绪特征不安定的内向型。瑞士心理学家云恩曾把人分为外倾和内倾两大心理类型。他说：“当我们回顾人类的历史时，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命运是如何更多地决定于他的兴趣对象，而另一个人的命运则更多地决定于他自己内部的自身，决定于他的主体。”黑格尔在这之前也已经有过类似的分法，他把性格内倾的人称为“沉默的心灵”和“自禁闭于内心生活的心灵”。这一类内倾型的人由于较难消除自己的心灵与现实之间的隔阂，所以较缺乏社会适应性。他们喜欢独自思考问题，不大喜欢与人交往。他们有自己的偏爱和兴趣，“固守着一个优秀的沉浸在内心生活中的灵魂”（黑格尔《美学》）。张洁笔下的孤独者形象，或多或少都具有这种内倾的性格，有的甚至是很典型的，如沉静的田野姑娘、温柔的女大学生、少言寡语的史明道、长期独居的历史学家、性格孤僻的鳏夫老田头等等。这些人由于他们的内倾性格造成了与社会的一定隔阂和矛盾。塑造这一类人物形象，表现他们深邃的内在意识，显然比揭示外向、浅薄人物的内心，更加深入、曲折和含蓄，也更加富于艺术魅力。
那么，在刻画这一类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张洁又采取了哪些较为成功的艺术手法呢？
为了充分展示人物的内心，作者运用了描写人物心理的各种手法。根据自己笔下的人物长于思索而少于行动的特点，张洁用大量的内心独白，对人物的心理状态作了客观的描写。这种对人物心理的最直接、最常用的描写手法，几乎在张洁每一篇作品中都能找到。此外，张洁的一些作品，还常常以主人公的特定情绪变化，作为统驭艺术结构的中心点，让人物在主观生活的川流中浮沉。如《未了录》就是“我”在临终入院前，对自己孤独、寂寞然而又有着美好记忆的一生所做的回顾。作者以主人公那种若有所失的惋惜和依恋情绪为线索，自然地织入了那些曾经苦恼、牵缠、慰藉着他的一系列生活事件。全篇几乎全是主人公清醒的内心独白，而不是杂乱无章的意识流动。而《爱，是不能忘记的》就比《未了录》等更复杂一些，它以母女俩的不同情绪交替出现为结构。作者自如地运用了母女两人交叉的视线，从两代人不同的角度来变换视点。这种视线交叉的心理描写手法，已不限于从主人公一己的心理感受中去观察周围世界，而是从不同人物的不同心理折射中反射出现实世界的多种映象，使作品具有较为自由地超越时间和空间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使作品具有一定的立体感。
由于人物意识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为进一步深入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张洁也适当地使用了意识流的手法，试图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的里层进行深入的发掘。《漫长的路》就是一篇较为典型的意识流作品，它记录了一个内心充满了孤独感的画家在下班回家一路上由所见所闻引起的系列心理过程。有时联想，有时回忆，忽而想这，忽而又想那，思路是跳跃的，意识和无意识交织在一起，显得杂乱无章，似乎毫无内在逻辑联系，但这正显示了人的意识本身自然的流动性和多层次性。它的内在联系隐伏在意识深处，建立在更广的心理联系上，这需要读者经过再创造才能把握。
人的心理活动是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因此，作家描绘人的内心，天地是过于广阔了，若是随心所欲、信笔写去，很可能放得开却收不住，而以失败告终。如果仔细分析张洁笔下的人物，就会发现，他们的内心活动不但与人物的性格和所处的具体环境相符合，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于别人的意识视野和心理焦点。尽管作品中人物的意识极其丰富复杂，有时甚至是不规则的，难以把握住线索的，但由于有了这个心理焦点，就使这些表面上似乎无线索地流动着的意识，或互不相干的思维活动，具有了内在的联系，使其错综而不杂乱，变幻而有层次。另外，张洁笔下的这一类内倾型的人物，又正具有这种心理上的特点。黑格尔说过：“这种内倾反省的心灵好像一块珍贵的宝石，只在某些点上，而且只在瞬间才现出光彩。”“这种心灵在某一点上受到触动，就把自己的整个个性的深度和广度完全集中到这一点上。”这个“点”，可以看成是这种内倾型性格人物的心理焦点。这个“点”，也正是这些内心丰富的人物生命的聚光点，像被击打的燧石一样闪烁着耀眼的光辉。钟雨对于爱情的执着和至死不渝，使她的生命放射出奇异动人的光彩。如果用黑格尔下面的一段话来说明她对爱情的态度，是再恰当不过了：“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才找到生命的支持力。”（《美学》）田野姑娘把青春的热情献给了缪斯女神，历史学家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祖国的历史研究事业，而拉大幕的老田头，则把舞台制作当作了自己唯一的精神寄托。正是通过对人物心理焦点的描写，作者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揭示了他们美好的心灵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也正是这些心理焦点，成了帮助读者探索作品人物内心世界的钥匙。
为了全面地表现人的内心世界，张洁还注意了人物的肖像、语言、行动描写和环境描写，通过外在形态的描写来间接地表现或反衬人物心理。这些手法与心理描写互相配合，互为表里，共同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而在描写这些人物精神世界的外在物质形态及人物所处的自然和社会时，张洁也有她自己的特点。
首先是在肖像描写中突出地描写人物的眼睛。通过眼睛反映人的内心，表现其性格特征，这又是由她笔下的人物的内倾性决定的。通过对不同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的人物的眼神的描写，张洁成功地表现了这些人物丰富的内心美，并且准确地抓住了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女大学生沉静、温柔、智慧的眼睛，表现了一个善良、纯洁而且受过良好教养的少女的性格美。田野姑娘那双深邃而动人的大眼睛，“它们的焦点好像总没有落在眼前的人或物上，而是落在更远一点的什么地方，给人一种若有所思、梦幻般的感觉”，这正活脱脱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年轻姑娘特有的眼神。《忏悔》里儿子眼睛里转瞬即逝的火花，曲折而深刻地反映了一个在歧视和孤独中成长起来的青年内心闪烁的理想光芒及其迅速的破灭。从这一双双各不相同的眸子里，读者窥见了这些形象的心灵世界的一隅。前人所说的“以一目尽传精神”，是不无道理的。
其次，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描写中，张洁又注意从人物的性格特点出发，用较少的语言和幅度不大的外在动作来表现人物的内心。所以，在刻画沉静可爱的女大学生时，张洁省去了不少笔墨。她不去写她多余的外部行动，除了几次写到她那温柔的眼神外，她的话语不多，行动也很少，即使有，也只是“含笑地看着我”“莞尔一笑”“漫不经心地点点头”。这一类几乎算不上行动的行动，却是一以当十，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不仅作品中骄傲的小伙子被征服了，连读者也都喜欢上这个可爱的姑娘了。作为一个崇尚精神的作家，张洁对于无形的精神力量是颇有研究而早深知其妙的，所以，连她在着力刻画人物的外部行动时，也都带上了浓厚的内向化色彩。
最后，在环境描写中，无论是自然景物的描身还是社会氛围的渲染，张洁已开始打破传统的白描景物的老套子，也不仅仅停留在衬托人物的心理上了。她的不少作品明显采用了象征手法，作者往往运用有物质感的形象来暗示与渲染人的复杂的内心感受，表现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的互相感应和契合，颇有些类似象征派的手法。在《三根弦》中，作者用了大量的外景，如补过的墙壁、桌子、黑板、足球和破碎了的花盆，来象征史明道心目中那种被“补了又补”的生活，又通过对苍蝇、粪坑的描写来暗示史明道对当时那种社会现实的厌恶和不满，寓意是相当深刻的。而《雨中》这篇仅两千来字的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通篇是外景的描写和主人公的心理描写，简直可以算得上是一篇寓言式的作品。小说写杨莹被隔离审查两年后，终于获得专案组的“恩准”得以回家探亲，在汽车没要到反受了一顿侮辱后，杨莹背着沉重的行李，冒雨走在通往火车站的漫长道路上。此时，作品中的雨、布满阴霾的天空、路旁凋零的树木和在空地上觅食的乌鸦等自然景物，已经不具有独立的意义，而只是反映主人公内心活动的道具，成了杨莹绝望、无助的心灵对应物。而后来突然出现的戴鸭舌帽的司机，也已经不是“这一个”了，而是一般的“人”的象征。通过这个人物，我们可以体会到这样一条深刻的哲理：只要还是一个“人”，即使一时可能被丑恶蒙蔽了心灵，但在内心深处仍然不乏善良和美丽。司机的出现，是杨莹的内心由绝望到充满希望，从厌世到恋世的转机。这篇小说看似平淡，实际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其寓意，尽在暗示和象征中。这种象征的手法，具有隐含地把抽象观念和具体形象相结合的特点。如果使用得当，既能使抽象无形的内心，变得具体可感，又能使形象蕴含着深刻的生活哲理，往往能发人深省，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认识价值。
作为一个初露头角的作家，张洁在文学上独辟蹊径，给文坛带来了崭新的气息。她在思想和艺术上表现出来的探索和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探索并不等于成功，在创新的道路上难免有若干失错。张洁的小说也并不是每篇都很出色，有些可以明显看出模仿的痕迹，显得比较粗糙，个别作品使人感到晦涩难懂。但这些都只是探索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是不必苛求于作者的。问题在于如何保持永久不衰的艺术进取力，这对于一个进入文坛不久即誉满艺苑的作家是最主要的。
今年以来，各刊物发表的张洁的作品明显见少，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心，希望这只是作者又一批新作潮涌而来之前短暂的宁静。但愿变幻无常的气候不会削弱了这位文学新星的艺术生命力。
原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