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淞
张洁是当代一位有影响力的女作家。她的小说，反响颇大。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以下简称《爱》）曾引起过热烈的讨论，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以下简称《翅膀）》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张洁小说明显地呈现出重抒发的艺术特色，这是张洁最为鲜明的创作个性。关于张洁小说的许多争议，都与如何理解评价这一特色有关。本文试图从思想内容、人物塑造和艺术表现三个方面探究一下张洁这一创作个性的表现形态及其艺术得失。
一
张洁小说重抒发的创作个性，从取材和立意开始，就已经表现出来。
从张洁已经发表的一个长篇和十几个短篇来看，她的小说并没有表现出如某些评论所说的远离今天重要的社会矛盾这样一种思想倾向，但她确实很重视探究人物的思想感情活动。即使是一些与当前现实斗争结合很紧密的作品，她也不是从正面揭露现实矛盾，开展人物冲突，表现重大主题，而是将很大的艺术力量，用在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开拓和表现上。如《忏悔》所触及的，是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纠正历史错案的问题。作者并不去揭露铸成错案和纠正错案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却热心于去探究和表现受害者内心深沉的忏悔。又如《用三根弦奏完自己的歌》（以下简称《歌》）写小学教员帮助一个畸形孩子学习音乐。作者不正面揭示畸形孩子教育工作中的具体矛盾，却用很多笔墨抒发这位教员对人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观美丑观的思索。再如《冰糖葫芦》写的是待业青年自找生活门路的事件，作者不去展示这些青年待业艰难、创业欢欣的生活图景，却去细致地表现一位伤残青年健全自己心灵的思维活动。从这些小说中，已经表现出张洁重视抒发人物内心思绪和情感的特色。但这些还不是最能体现张洁创作个性的小说。
张洁还有另一部分小说，重抒发的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如《爱》、《漫长的路》（以下简称《路》）、《未了录》。这些小说探讨的问题是人们不大注意的一些社会课题。作者的笔锋深深地探进了人的感情最为隐秘的角落。《爱》是张洁小说的代表作。它通过一个女作家与一位老干部的爱情悲剧揭示了婚姻与爱情分离的社会现象，宣传了以爱情为婚姻唯一基础的人生理想。在我国，爱情与婚姻分离的社会现象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给很多男女造成精神痛苦，可是人们司空见惯，不以为然；或是虽知其谬，却不予批评。张洁通过《爱》，喊出了这种痛苦，尖锐地揭露出婚姻与爱情分离的不合理性，热烈地呼唤真正合乎道德的理想的婚姻。在《爱》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指责这篇小说思想道德格调不高，起了破坏现存婚姻的稳定性的不良作用。其实，这篇小说的主题侧重点并不在宣传改变已有婚姻现状，而是在于宣传建设未来的理想婚姻。对于因历史原因而造就的现存婚姻，哪怕它是无爱的婚姻，作者采取的态度是保护而不是破坏。《爱》的思想道德倾向是健康的，所揭示的问题是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路》抒写十年动乱期间正直的知识分子因人性人情被严重毒化产生的愤懑，表现他对纯朴美好人情的执着追求。《未了录》通过一个濒临死亡的知识分子的意识活动，抒发了他对不圆满的人生产生的惆怅，表达了他对努力创造美好积极的人生的善良愿望。
这几篇小说涉足的爱情、死亡、友谊这类题材，在今天来说倒也不是什么创作禁区，但像张洁这样一种写法——婚外的爱情，“神交”的友谊，与革命毫无关系的死亡——就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也还是少见。作者对人物隐藏得很深的内在激情的细心体察和淋漓尽致的抒写，更增加了这几篇小说的异色，极为鲜明地表露出张洁重抒发的创作个性。
张洁如此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拓和人物内在感情的抒发，并没有利用文学顽强表现自我小小悲欢的企图。她的意图，一是试图努力发掘隐藏于人民心灵深处的美，二是试图从精神世界某一点纵深切入，揭示生活的一则真理，而这二者又往往结合在一起难以分割。如《忏悔》通过对人物处于特定情况下忏悔心情的充分抒写，既揭露了极左路线对人的精神的严重扭曲，又展示了人物努力追回丧失了的党性的高尚情怀。《爱》通过抒发人物追求真正爱情而不可得的痛苦心情，达到对婚姻实质的深刻揭示，而人物矛盾痛苦的情绪，又表现了克己自制的高尚情操。《路》针对“文化大革命”践踏美好人情的兽行，发出了人情回归自然纯朴的呼唤，同时又揭示出，无论多么残暴的兽行，也不能完全摧毁人们心灵深处对美的向往和追求。这些小说所揭示的人物内心世界的感情波涛与时代潮流息息相通。因而，作者对他们情绪的抒发，很容易取得读者的共鸣。当然，张洁小说也不是所有作品都能取得如此艺术效果。像《未了录》，选题就显得过于偏狭。主人公历史学家临死前感到人生并不圆满，因为他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爱的抚慰。可是对于造成历史学家无爱的一生的社会和历史原因，作品却没有进行具体揭示，这就使它提醒人们珍惜有生之年努力追求和创造光明温暖人生的一番好意缺乏现实依据，作品形象的社会意义因而也受到了影响。
《翅膀》的抒发性特色也很鲜明。其表现与短篇小说略有不同。这部长篇主题重大，人物众多，生活面广阔，是一个反映四化斗争生活的触世之作。它对时代面貌的反映，主要不是通过对社会矛盾的深刻揭示和重大事件的充分描写来完成，而是通过对时代情绪和时代气氛的充分传达来实现。这是它有别于其他反映四化斗争小说的特点。因此，它在人物刻画上很下功夫，而又特别重视人物心理状态的描写和内心感受的抒发。这与她的短篇小说的创作路数是一致的。因为题材重大，作者更加注意加强人物心理的时代色彩，特别是对一些有志之士切盼工业改革顺利进行的时代激情表述极为强烈，别有一股激励人心的热力。在作者感到人物的抒情不足以充分传情达意之时，往往加上许多的议论。其中有人物的议论，也有作者本人的一些议论。有的评论者认为《翅膀》“主观意识太强”，主要就是指这些议论。《翅膀》中的议论确有不够精当之处。表现为有些议论并非刻画人物性格所必需，有些议论中又有偏颇过激的言辞，这类议论对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产生了不好的影响，这是应该加以改进的。
张洁小说重抒发的个性，主要通过人物感情的抒发和思绪的表述体现，还通过作者自己的主观抒发来体现。人类文学史上，从来就存在着偏重于内在情感抒发和偏重于外在现实再现两种类型的文学作品。小说按传统习惯是被列为重再现的文学类别之中的。其实小说艺术发展到今天，表现手段越来越丰富，再现和抒发已经不再互相对立，而是被很多作家作为基本的艺术方法，灵活运用于小说表现之中。张洁就在通过描叙再现客观现实的同时，融进了许多抒发的艺术成分，形成了她的小说鲜明的艺术个性。张洁的热情和探索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只要她保持这种精神，她的小说艺术必定会和时代一起成长和成熟，这是指日可待的。
二
众所周知，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作为反映现实生活的主要艺术手段的，因此，从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最能看出一个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张洁在人物塑造方面比较地不受拘束，她创造的人物品类多样，格调互异，以不同的思想品格和不同的艺术风貌并存于作品之中。照我的观察，张洁小说中至少并存着这样几类艺术人物。
一类是基本按照正统的现实主义方法塑造的人物。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艺术要求作家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种重再现的艺术方法，重视细节的真实，强调人物性格鲜明、生动、丰满。张洁小说大部分人物都是按照以上要求创造的。有一些成功的人物，如《谁生活得更美好》中的吴欢，《非党群众》中的老田头，《含羞草》中的顾大江，《翅膀》中的叶知秋、陈咏明、杨少东、刘玉英……都写得姿容生动，血肉丰满，真实可信。
然而这并不是张洁小说人物的全部。如果将按照生活的真实面貌反映现实作为现实主义方法一般要求来衡量，张洁小说中有些人物就不那么符合这一要求。例如被有的人认为血肉不那么丰满，真实感现实感不那么强的田野（《谁生活得更美好》）和钟雨（《爱》）就是其中两个。
田野是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然而她同时又是一个诗人。她具有一双给人一种若有所思的、梦幻般感觉的眼睛，还有着极为宽阔的胸襟和极为美好的涵养。遭到乘客侮辱时她毫不动怒，十分得体地将骚乱平息下去，而且迅速地取得了内心的平衡，沉湎进诗意的幻想之中。人们对生活中的售票员实在太熟悉了，田野的品格、气质、文学素养，包括那梦幻般的眼神，与她的职业实在太不协调。无怪乎有人说“现实生活中，打着灯笼也难以找到这样的女车掌”。
再说钟雨，在爱情生活方面，她被人形容为进入了“超凡入圣”的境界。她与老干部一生相处的时间不到二十四小时，连手都没握过一次。可钟雨对他却产生了刻骨铭心的爱情，并将此爱情保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钟雨的感情气质绝非一般男女所能具有，这种幻想式的纯精神的爱情也难以为一般男女所效法。因此有人认为这种爱情“难以捉摸，不可信，也无法理解”。
对这两个人物，作者并没有完全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去描写她们，而是美化了她们的精神世界，忽略了对她们现实生活某些细部的真实刻画。有人感到她们失真失实，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在张洁小说中比钟雨、田野更缺乏实感的人物还有：《爱》中的老干部，被人称作“陪衬故事的影子”，其实这个人物还算不得一个影子，张洁小说的人物画廊中，还有比老干部写得更虚的人物形象。例如《未了录》中的“S”、《路》中的“她”（男主人公在汽车上遇见的一个陌生女子）和“她”（男主人公青年时代的恋人）就是。
《未了录》的主人公并不是“S”，而是临近死亡的历史学家，S是活在这位男主人公记忆中的一个女子。在他年轻的时候，S曾经与他在研究所短时期共事，他为她爽朗的笑声所吸引，爱上了她，约她于某日某时相会。她没有来，却通知他星期二晚上参加她的婚礼。他去了，看到她和她丈夫生活得很幸福。当晚回家，他在自己书桌的一侧写下了她名字的第一个字母“S”，并保留了她用来包书的一张牛皮纸和一根麻绳。很快地，她离开了研究所，跟她的丈夫走了。而他却一直将她深藏在自己记忆的深井之中，直至生命的尽头。
《路》的主人公是一位在“四人帮”时期受到冷遇的画家。一年多来，他几乎天天在公共汽车上与一位女子碰面。她年纪已经不轻，长得也不俏丽，但她有一双除了她自己的世界，什么也看不见的眼睛；有一张耐人寻味的脸。她的神采，使她平庸的相貌变得美丽动人，表现出一种只有艺术大师才能够捕捉到的美、流动的美、生命的美。画家天天欣赏她，描摹她，把她的素描挂满了墙壁，每天无声地用心和她交谈，把她看作他向之忏悔的神父，庇护他的天使，觉得这陌生的女人比所有的亲朋都更了解他。但是他却不想认识她，也并不想爱她。因为他如果与她实际交往，他就会遭到误解，立刻失去每天揣摩她，看见她的可能。从小说提供的情节来看，他对她的一切几乎没有任何实际了解。他和她的全部交往，只是他为她拾起了一把掉下的伞，她对他说了一声谢谢。
在《路》和《未了录》中，我们看到的有关“她”和“S”的描写就这么多。留给读者的印象，在“S”，是无忧无虑的笑声，在“她”，是一张沉思的脸。两人的姓名职业、生活经历、性格特征，作者基本上没作交代。作为实实在在的两个人物，她们的轮廓是不清晰，不完整的。《路》中还有一个“她”，曾是画家的情人。这姑娘连形态也未显示。小说对她的实际描写，只有两句对话。在画家的心目中，她像是一个幻梦，一支小夜曲，一泓湖水——梦幻一般虚幻，乐曲一样缥缈，湖水似的幽深。这根本不是一个可以触摸的实体，而只是一缕诗化了的灵魂。这样的人物实体感很弱，象征性却很强。与“S”和“她”一样，是一种美与崇高的象征。
从张洁创造吴欢、老田头这类人物的实践来看，她并非不熟悉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塑造人物的手法，也未必不懂得应该将人物写得真实、生动、丰满，更不可能如有的评论所说的那样，至今还未与“三突出”模式划清界限。她之所以创造这些艺术格调不同的人物，完全是为了传情达意的需要。
张洁试图强烈地诉诸读者的“情”和“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理想美的热烈向往之情；二是对社会弊端的忧虑乃至愤懑之情。情深意切之际，不免要借笔下的人物吐一吐胸中的愤懑和追求。田野、钟雨、“S”、“她”，这些人物都是这种愤懑和追求的产物，这就使这些人物身上带上了作者浓烈的感情色彩，甚至呈现出某种象征意义。对于这类形象，不应该按一般运用写实手法塑造的人物那样去要求，而只能从整个作品的情绪和气氛上去把握形象的意义。从艺术效果来看，读者是能够理解和接受这些人物，并为她们身上所散发的精神美所打动的。这正是重抒发的小说艺术所具的艺术魅力，对于这样的艺术，是应该采取保护态度的。
现实主义小说中出现实感不强甚至非现实人物，并不自张洁始。被誉为“现实主义经典”的《红楼梦》，其中既有生活于贾宝玉意念之中的警幻仙子那样的幻影，也有明明是莫须有的，然又是无处不在的一僧一道那样的“人物”。就是完全用写实手法创作的秦可卿少奶奶，有些地方也写得十分朦胧，明显地带上了作者当时不敢明示的感情色彩。可见《红楼梦》创造人物也并不拘泥于单一的写实手法，而是带上了一些主观抒发的成分。这样的艺术现象在外国小说中更多。国外一些运用意识流、象征主义手法写作的心理小说中，有的人物就只出现于某个人物的意识的反光镜中，轮廓朦胧，依稀难辨。就是通过客观描绘的人物，有的也只点染几笔，给人的感觉也像个影子。如美国作家霍桑《教长的面纱》中的少女，德语作家史托姆《茵梦湖》中的吉卜赛女郎即是。高尔基在评论俄国现实主义艺术大师契诃夫的作品时，曾称赞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和《海鸥》是一种崭新的戏剧艺术，“在这里，现实主义提高到一种崇高和含义深刻的象征境地”。虽然谈的是戏剧，也可见象征境地与现实主义并不矛盾。张洁在人物塑造上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与她从中外优秀文学作品中广泛汲取艺术营养不无关系。
张洁小说的人物塑造也有不足之处，个别人物感情分寸掌握不当，作者的主观好恶与人物的客观规定性发生了较尖锐的矛盾，影响了形象的完整，例如《翅膀》中的夏竹筠的塑造就有这种毛病。有的人物关系的变化违反了一般的生活逻辑，如夏竹筠和郑园园母女，同处于一个家庭之中，平日也未见有尖锐矛盾，一旦冲突就马上形成决裂。这种处理使人感到突兀，再如《谁生活得更美好》中，对于田野慑服人心的精神力量，强调也有点过分。此外，我们还期待张洁小说创造能概括较大思想和生活深度的艺术典型。凭着张洁的勤奋和勇毅，相信她一定不会辜负读者的殷切期望。
三
张洁小说的艺术个性还表现在艺术形式方面。章法的灵活和笔法的多变，就是其中的两个特点。
所谓章法，主要指小说的谋篇布局，也包括情节的设置与安排。张洁的短篇小说头绪单纯，进展自然，没有采取大幅度颠倒时空顺序的办法去组合人物事件，也没有大量借用电影蒙太奇手法去剪辑和组接小说材料，这使她的小说布局呈现出洗练明净的格调。这种格局与传统小说相似，也符合中国读者的欣赏习惯。但中国传统小说是讲究情节、讲求故事性的。张洁好像并不追求以情节取胜，因此，什么故事的引人入胜，情节的跌宕起伏，悬念伏笔的巧妙安排，开头结尾的别出心裁等，在这些方面，张洁并不花多少心思。有的小说，连情节的完整性都谈不上（如《冰糖葫芦》《路》）；有的小说虽有完整的情节，却又不按情节发展的自然顺序安排小说结构（如《爱》）；有的小说情节跳跃比较大，有时造成明显的“脱节”（如《翅膀》）。当然，更多的小说，情节结构都比较完整和平稳（如《森林里来的孩子》《谁生活得更美好》等）。这说明张洁小说的章法是灵活多变，不拘一格的。但这种灵活并不是随心所欲。如果我们细心观察就不难发现，张洁小说章法的灵活多变，是万变不离其宗：结构的变化服从于人物内在情绪抒发的需要。外表的情节线有时不连贯，内在情绪线却一以贯之，这一特点在短篇小说中表现较为明显。
张洁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充分展示。她的短篇小说无论是第一人称的还是第三人称的，大都有一个抒情主体。这些“抒情主体”，或是小说的主人公，或是小说情节发展中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如《忏悔》中的“她”，《有一个青年》中的明华，《歌》中的史明道，《路》中的“他”，《爱》中的珊珊等。他们是小说中事件的观察者、感应者、评论者，又是小说各自的结构核心。小说的结构线往往就是这些人物的观测线和情绪线。由于这一安排，这些小说的情节重点必然会围绕此一人物展开，非重点情节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相对就会受到削弱，对于事物发展的自然程序必定也会有所打破。打破不很明显的如《有一个青年》，主人公明华的思想发展脉络和行动线索都很明晰，然徐薇的行动线索却欠缺连贯性甚至合理性。常常是当需要对明华施加精神影响的关键时刻就会出现她温柔的眼睛，图书馆，街头，剧院，车间，无处不在。情节的发展中，出现了“主观随意性”。对于事物发展的自然程序打破得更加明显的还有，最典型的莫过于《漫长的路》。现在我们就来重点分析一下这篇小说。
《路》是一篇跳跃性比较大的小说。全文共分七个小节。第一小节写画家对陌生女人形象的揣摩和描写。第二小节写画家回忆政治市侩窃夺了他的朋友老黄的艺术成果。第三小节只有四行，写画家向他心目中的“神父”（指陌生女人“她”）忏悔。第四小节由画家的回忆跳到物资站，写画家向处长要求调动工作，遭到侮辱和奚落。第五小节，画家袜子破了，回忆起另一个“她”——自己青年时代的恋人。然后，画家到百货店买袜子，遇见一个非常庸俗的女售货员，引起画家强烈反感。第六小节，画家与“她”在汽车上相遇。第七小节，画家回家，因沉迷于为“她”画素描而烧煳了肉末。在小说中，现实中的人物与意念中的人物互相交错，现实中的生活场景与回忆中的生活场景交叉展现，小节与小节之间，从具体内容到语言形式表面看来互不关联，更谈不上节与节之间环环相扣。然而只要我们仔细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些人物和场景之间有一条虚线将其互相组接，这就是画家对于歹毒兽性和庸俗世风的憎恶和对于美好人情的向往这样一条情绪线。人物、场景（无论是实的还是虚的），均依顺着画家爱和憎的情绪变化而变换，并且以画家爱和憎的情绪对立而彼此对照。这样一来，一些看似零碎的艺术局部就因情绪的贯一而交融成了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构成了一个特定政治环境中特定的生活横断面。这样一种表面散漫的布局格式，有便于充分展示人物内心感情的长处，却并没有杂乱无章的弊病。如果说这篇小说的旨意不能叫人乍看就一目了然，那主要是由于作者立意过于奇特所致（向往排除一切世俗偏见的纯而又纯的友情，知其不可得而又慨叹人情回归纯朴自然之路的漫长），而不是结构的散漫使然。《路》的结构形式有利于作者感情的充分抒发和哲理的充分揭示，这说明文体形式的运用总是服从内容的需要的。
结构的灵活，还表现于长篇小说《翅膀》之中。《翅膀》以人物作为结构间架的基础，这是它的长处。然全篇缺乏统一的情节中心，有些人物（如刘玉英、莫征、何婷等）又没有纠葛进小说的中心事件中去，对于长篇小说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缺点。驾驭长篇小说，张洁还是第一次，出现一些结构上的漏洞，也是难以避免的。
张洁既然极为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开拓和人物心绪的率真表露（必须说明，率真并不等于直露。感情的表达，亦有含蓄深沉的一面，这在张洁小说中并不难找到），当然会调动各种表现手段为这一艺术目的服务。在张洁小说中，流利的叙述，酣畅的抒发，细腻的描绘，深沉的揭示，经常是互相杂糅，熔为一炉，形成一种具有浓郁抒情韵味和哲理启示的独特语言，用以表达深沉的内心思索和娓娓动听的感情倾诉，别有一股俘虏人心的艺术力量。这种艺术功力，在一些抒情性很强的小说中表现最为充分。如《未了录》，虽说内容上有不足之处，艺术上却是浑然天成。全篇采用内心独白，一气呵成，文气极为顺畅流利。《爱》中叙述、描绘、抒情、议论，各种表现手法更换频繁，然而穿插、衔接都非常自然，表现了作者艺术手法的纯熟。《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客观环境的精彩描绘和主观感情的充分抒发彼此配合默契，共同烘托出一个艺术家永远不死的高尚灵魂。表现手法的灵活运用，加强了张洁小说激荡人心的艺术力量。对于表现张洁小说重抒发的创作个性，也是不可忽视的艺术因素。
张洁是一个热情而又敏锐的女作家。对于时代，对于人民，她有着深挚而热烈的爱，对于艺术她有着锲而不舍的探索和追求。她的小说，通过对现实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拓和时代情绪的传达，达到对时代生活的反映和生活真谛的揭示。重抒发的艺术特色，就是为她这一总的创造意图服务的。她借助小说抒发了她自己的，也是我们同时代人的共同心声。我们祝愿她驾驶的小舟在文学艺术的海洋中继续探索，获得更为丰硕的成果。
原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