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位是教语文的马老师，一位是教算术的刘老师，都是吃公家粮的。这两人都是上头派来的，本村的教书先生都在外地教书，也是怪了。马老师兼任校长，刘老师兼任教务主任。两位老师家在附近村上，有时晚上回家，不回家就住在祠堂腰房里。各人住一间，合用一个锅灶。尿罐则各人是各人的。马老师的尿罐是圆的，灰色，白天放门口晒，老远就闻到臊气。刘老师就讲究得多。他的尿罐是方的、赤红色，好像是紫砂一类的东西，很精致，用完了每天用水冲洗，有时还用一块旧布擦拭，翻来覆去地擦，然后再放在阳光下晒。放下了还要端起来端详一阵。
五十年代初，乡下办学条件很差。一个乡几十个村也不过两三所小学。像我们村有小学而且有祠堂做校舍，已经是好的了。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教起来有些麻烦，一半坐一年级学生，一半坐二年级学生。老师教一年级时，二年级学生就做作业，反之也一样。这样难免出乱子，不好管理，互相干扰是每堂课都要有的。遇有调皮捣蛋的学生，老师就用小棍子敲脑袋，敲得梆梆响。班里学生年龄也参差不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七八岁，个别的已经娶过媳妇了。下雨天，就有媳妇来送伞，脸红红的。年龄小的学生就齐唱：“下雨天，满地水，媳妇送伞抿着嘴儿，媳妇媳妇你别跑，吃口奶子亲个嘴儿!……”小媳妇跑得头也不回，小丈夫则满脸羞红。那时正上课，老师呵斥不住。一时又有小的憋不住尿湿了裤子，大学生从底下捅了小的一拳头，小的哇哇大哭，教室里老是乱哄哄的。记忆中老师总在发脾气，大踏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敲敲这个，一会儿拎出去那个。拎出去的冬天罚冻，夏天罚晒，院子里总有几个学生站着挨罚，教室里的学生就不断探头探脑往外看。
上学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从小体质弱，又少言寡语，不大和同龄的孩子奔跑玩耍，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倚墙坐着，或听大人们说闲话。大人们的闲话包罗万象，古今中外、天上人间，但更多的是人间酸辛。在那些过往的故事中，尽是祖辈们的苦难、烧杀、凶险和传奇般的经历。我满脑子装着一些和我这个年龄不相称的大人的故事。大人们说过就算了，我却再也不能忘记，童心如一张白纸，泼上的全是浓墨。就像一大堆沉淀物堆积在心里，排除不了，又消化不动。无数的历史的影像死死缠绕着我，让我兴奋，让我激动，让我烦躁不安。我仿佛早已参与了那些往事，生命也往前延伸了几十年、几百年。大人们说我像个小大人，却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种无名的烦恼和忧愁铸造了我早年的性情，以至伴随至今，形成化不开的忧郁症。
我上课很安静，并不调皮捣蛋，却常常走神。在我看来，课文太浅显，太没意思了。我至今仍记得一年级时的许多课文，第一课是：《开学了》。第二课是：《我们去上学》。第三课是：《学校里同学很多》。诸如此类，这和大人们的故事自然无法相比。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喜欢太闹的气氛。对于同学之间打打闹闹的事，我只是一名茫然的看客。
瘦弱多病，一直伴随我整个少年时代。即便和同伴一起玩耍时，也常要停下来喘息一会儿。病一阵好一阵，时好时病。记得那年早已春暖花开，别的同学都换上夹衣裤了。所谓夹衣裤就是把棉袄棉裤里的棉花拿掉；到夏天，再去掉一层里子，又成了单衣。乡下人没什么衣服，一年四季瞎凑合。那时天已很暖，我仍然穿着棉袄棉裤，头上一顶棉帽放下两个耳巴护住耳朵。黄昏时，还没有下课，我大概又走神了。教算术的刘老师喊我“爬黑板”，三次都没听到。同学们笑起来，刘老师火了，大步走过来，用他手里的教鞭把我头上的帽子挑起，一下甩到窗外去，像甩一泡狗屎。然后大声训斥说：“什么季节啦还戴个破棉帽!”那会儿我使劲憋住泪水，感到极大的羞辱。其实我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极度虚弱，那种情况下能坚持上学已经不容易了。下课后，同学们围住那顶被甩到窗外的棉帽看，我忽然分开同学，一脚把它踢到院墙外。从那以后近四十年了，我再也没有戴过帽子。开始是赌气，后来就成了习惯。哪怕是哈气成冰的严寒天气，我也不戴帽子。
刘老师是个刻薄的人，喜欢嘲弄学生，或说些侮辱性的话，动不动揭人三代老底，比如谁的爹偷过人家东西，当过几年土匪，谁的娘和谁相好等等，学生都恨他。他的尿盆也就经常丢失，或被大年级的学生钻个洞。他丢一个再买一个，仍然是紫砂的，有时一次买两三个，以备损坏。当然，每少一次尿盆，刘老师都要折腾一次，把受怀疑的学生喊到办公室，盘问训斥打嘴巴。他打学生从来都是打脸，或叫学生互相打嘴巴子。那时他便在一旁笑，笑得阴森森的。然后拿出他新买的尿盆，逐一让受怀疑的学生看：“让你们再偷，偷回家去泡茶喝！”
马老师也打人，威信却很高。平日里，他常笑眯眯的像个大妈，很慈祥的样子，但学生捣蛋时，被他捉住了就揍屁股，而且只揍屁股。先是把头夹在胳肢窝里，从你背后俯下身去，呱叽呱叽一阵大巴掌，或者用教鞭抽，决不留情，抽破了皮就背去看医生。村里人常见高高大大的马老师背个学生出校门找医生，就有人喊：“马校长!又打伤一个?”
“又打伤一个。”
“该揍！”
村里人不怪他。还说他教书认真，心眼好。当初家长送孩子上学时就说过的：不听话只管打!
学问当然是打出来的。
马老师个子很高，稍有些驼背。长脸，大背头。写一手好毛笔字，过年常为村里人家写春联，谁家娶媳嫁女也请他写喜字，娶媳写双喜字，嫁女写单喜字。喝喜酒和长辈一起坐上席。马老师酒量很大，可以喝三壶，脸膛红红的，喝醉了酒低了头不说话，蹒跚着回学校。
刘老师平日不和村里人来往，很清高的样子。但后来因为行为不端，被辞退了。三四年级的女学生，有不少十七八岁，发育得像个大姑娘了。刘老师常以排练文艺节目的名义把女学生留下，他拉二胡，让女学生唱，就在他宿舍里。刘老师二胡拉得极好，一根弦也能拉出悠扬的曲子。宿舍里唱着唱着就没有声音了，先是一阵沉寂，接着传出扭打声，碰得东西乱响，然后女学生头发乱乱地跑出来。女学生开始不敢告诉人，后来几个女学生都遇到这事，悄悄给人说刘老师摸她的乳房。渐渐事发。村里人愤愤然说：这个刘老师早该让他走!看他那个穿戴!
刘老师很阔气，头发梳得光光的，中间分一道线，叫二马分鬃。喜欢在帽檐和裤管上别一圈回形针，一走路闪闪发光的。上衣口袋里一排挂四支钢笔。其实，这是五十年代的一种时尚，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穿牛仔服、戴金戒指一样，算不得什么。他的被辞退和回形针没有关系。多年以后，我已参加工作，曾在一个乡间的集镇上看到刘老师卖大蒜，胡子拉碴的，完全一副老农模样，很潦倒的样子，心里竟老大不忍。
又一年的腊月到了。
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原野，古寨被雪映耀得灿若银宫。雪一停，全寨人都出来打扫积雪，到处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腊月庙会就要到了，这是沉寂的古寨最富生气的日子。腊月里有三个庙会：初七、十八、二十五，已有几百年的传统。逢庙会，四省交界几十个县的人都来赶会交易。庙会上牲畜、农副产品、木器、年货，应有尽有，还有大戏、说书场、杂耍、武术、斗羊，丰富多彩。人数可达十几万之众。从寨里每一条大街小巷到寨外的空地，到处都是热闹拥挤的人流。到处都是摆着地摊货物。三个庙会是寨里孩子们最欢乐最富有的日子。几乎每家门口都会有外地人摆摊卖货，孩子们几天前就开始抢占地盘，从家里搬一领箔、一张席、或者抬一个小床放在路边，占上一块地方，庙会那天被人租去，一般可以给两毛钱，占两块地方就能得到四毛钱。四毛钱在那时对一个孩子来说，相当富有了。那时物价很低，一个鸡蛋才卖两分钱。有这四毛钱，能在庙会上吃十个煎包、六碗凉粉、半斤茴香豆、看一场杂耍、买两支铅笔一块橡皮，还能结余两三分钱。占地摊得到的钱全归孩子支配，大人绝对不要的，这也是几百年不变的规矩。一入腊月，孩子们就唱起来：
初七、十八、二十五，
赶会买包子，
还有凉粉和茴香。
凉粉酸，
包子香，
馋得口水半尺长，
拿上两毛钱，
会上吃他娘!
……
那时生活水平低，庙会上能吃几个热煎包，喝一碗凉粉，真是莫大的快乐了。
腊月过后就是年关，一寨人照例祭拜祖先。赵家祠堂从四更天就热闹起来，人们三五成群来祠堂给一世祖磕头上香。当年嫁来的媳妇都要穿上绣裙，头戴各种首饰，迈着小步，恭恭敬敬进入祠堂三拜九叩。这种场合，同时也是各家比新娘子的时候，看谁家媳妇长得俊，举手投足是否稳重。祠堂里外都是看热闹的人，尤其女人们叽叽喳喳，指指戳戳，这对新娘子来说，比新嫁落轿时还要紧张，因为那时没人比较。寨子大，大年总要娶来二三十个新娘子，这会儿齐集祠堂，裙钗窸窣，环佩叮当，一个比着一个鲜亮。这位脸蛋好，那个身材长，这位奶子大，那个腰儿细，让一寨老小评个够。有那长相不好的新媳妇，真恨不能寻个地洞钻进去。
大年初一祭祖拜神，向长辈磕头，要持续几天。因为寨子太大，长辈也多，年轻人这家串那家，膝盖都磕痛了。也有年轻人偷懒，耍个滑头。近门的石头哥每年大年初一，半夜就起床，然后挨家跑。那时长辈已睡觉，尚未起床，石头哥在黑漆漆的院子里大叫一声：“二爷，我给您拜年啦!”老人被惊醒，听出是石头，忙应道：“不磕头了，来了就算。屋里坐。”石头稍一停又叫：“二爷，我磕过头啦，再去别家转转!”他其实没磕头，反正老人也看不见。石头转半个寨子，膝盖上还是干净的。
乡村祭神，情况就复杂多了。除了各家都要祭的灶君，堂屋里供奉的神各不一样，有老天爷张玉皇、有观音、有吕洞宾、有关二爷。我家供奉的却是华佗，称华祖。我家供华祖是有缘由的。听奶奶说，我父亲小时候和二爷家的叔父钻进一个红芋窖玩耍，窖顶突然塌落，把两人埋进地窖，而外头却无人知道。过了几个时辰，该吃饭了，家人喊不到他们，到处寻找，后来才发现这座塌落的废地窖。下头没什么动静，只见塌落的鲜土厚厚地覆盖在上头，家里人试着往下扒，一直扒了几尺深，果然扒出一个人来，是叔父，还活着。叔父一脸一头都是土，抹抹脸说：“我哥还在里头。”家人赶忙又往下扒，终于把父亲扒出来，居然毫发无损，只是变成了土人。这真是个奇迹!两人在土里埋了几个时辰，竟然没有闷死。
事后两人都说，窖顶一塌，就见一黄衣人跃进来，用双手撑住窖顶，护住他们，才没有压死。大家听了都觉奇怪，这黄衣人是什么人呢?莫不是神仙相救。猛然想到附近有座华祖庙，华祖就是一身黄衣，忙跑去看，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只见华祖塑像上泥土斑斑，汗珠点点，分明就是华祖显灵救了两个孩子。大家赶忙向华祖跪拜，为他拂净泥土和汗水，备了供果，再拜感谢救命之恩。从此，我家就把华祖像请回家中，四时祭拜。我自幼多病，华祖又是因医道高明而被民间奉为神灵的，每到过年祭拜华祖，我都要跟奶奶和母亲一块磕头。奶奶年轻时从高处摔下来成了瘫痪，和爷爷叔叔住在别处。每年大年初一五更天，她都要拄着一条方凳，拖着两条瘫腿，爬行一样来到我家，为华祖上香磕头，为儿子还有孙子祈祷。奶奶没给过我什么东西，但仅凭这一点，我会记住她一辈子。
上小学四年级时，学校搬了一次家，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这时校长老师都已经换了，马老师也已调走。马老师走时，村长和好多学生家长都请他吃饭喝酒的。新来的校长姓韩，是个南方人，好说好笑，从来不打骂学生。但他喜欢学寨子里妇女骂小偷，谁家东西被人偷了，妇女就会骂街，拖长了嗓音像唱歌一样。韩校长听了好玩，就在校园里小声学，让学生听到了，大家都偷偷笑。
韩校长极有事业心，由他一力促成，初小变成完小，并从1959年春天开始筹建新学校。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那一年，全寨饿死上百口人，新学校却奇迹般地当年建成。校址在寨东南角古寨墙下，就是我们常放风筝的地方。建校舍是村里人筹的钱和砖瓦木料，上级也拨了一点钱。学生从五里外的窑场运砖瓦，用肩扛或用扁担抬，磨得手膀流血，大家都很卖力。学校既成完小，就增加了五六年级，周围村庄的孩子都来上学，计有三百多学生，规模也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