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依然很艰苦，教室没有门窗，只有几个洞。刮风下雨的天气，满教室呼隆呼隆响。一到四年级的教室都是泥台子，五六年级才有借来的棺材板做课桌，板凳由学生自带。男女厕所是在古寨墙上挖出的两个洞，旁有十几株古紫藤掩衬，倒也十分幽雅。篮球场只有一个用铁丝拧成的框圈，拴在一棵柳树上。尽管如此，我们毕竟有自己的校舍了。老师已有七八位，学生三四百人，排队上操开步走：“一、二、三、四!”喊得震天响，引得一村人看热闹。
在整个小学期间，我一直担任级长。那时乡村小学一个年级就一个班，所以不叫班长叫级长。到五六年级，又当少先队大队长，集合开会、上操，都在前头喊口令。学习成绩也是尖子，父母都很自豪。五六年级时，正是饥饿的五九、六○年，饿死人的事不断发生。活着的人也是摇摇晃晃，要么黑瘦如蚁，要么黄肿虚胖，人饿得全变了形。那时二姐和我都在上学，家里负担很重，父母却硬要我们坚持住，说只要有一点吃的，也要供你们上学。所谓吃的，无非是树叶、草根、树皮、棉种之类，庄稼秸秆都拿来粉碎成面，贴面饼吃，吃得拉不出来。
一天夜晚，全家人实在饿极了，几个叔父一块去大田里偷来一捆花生，那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大队书记是从外村调来的一个志愿军复员军人，年轻气盛，喜欢打人，曾多次把人吊在树上打得皮开肉绽。半夜里，把一家人喊起来，把偷来的花生连秧烧了吃。刚烧好，大队书记突然破门而入，手里提着一根皮带，身后跟着其他大队干部，气氛一时极为紧张。一家人都吓坏了。我偷眼一看，大队书记脸僵得如铁块，其余干部都是本村人，暗暗为我们着急，却又帮不上忙。这时我忽然听到一点异样的动静，忙转头，发现几个叔叔都站了起来，也都脸色铁青，大叔已摸住门后的一把钢叉，二叔摸住一根顶门棍，一声不吭地盯住大队书记，空气像要爆炸，满屋子十几口人，除了呛人的烟雾在缭绕，全都定了格，一点动静也没有。忽然，一位年老的村干部尴尬地笑起来，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肚子正饿呢，吃呀!来来来都吃!”说着也不管书记脸色如何，蹲下就吃花生。其他几位本村干部也立即附和着蹲下吃起来。大队书记一愣，忽然宽容地一笑：“吃吧吃吧，我还有别的事。”说罢转身走了。
大家面面相觑，仍是心惊肉跳。几个本村干部只是象征性地剥了几颗花生，说了些今后要小心之类的话，便也匆匆告辞了。父亲母亲的脸上全是冷汗。几个叔叔松开手头的家伙，也都虚脱一样靠住墙喘气。我相信，那个年长的村干部不仅救了我们全家，也救了大队书记。人被逼上绝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多年以后，我以作家的身份在家乡的县里挂职县长助理体验生活时，那位大队书记也已成为县局的一位局长。有一次我请他到家里吃饭，又谈起当年那件往事，我说你当时怎么没把我们抓起来?他摇摇头苦笑了，说都是因为你。我吃一惊!怎么会因为我呢?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算不得一个人物呀。
他说你那会儿光着屁股，裹一条烂被单，瑟缩在火堆旁，两手从灰火里抓花生抓得灰黑，看到我们进来，像惊鹿一样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小手里抓着的一颗花生掉落地上，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说你看到我大叔手里那把钢叉吗?他说看到了。我当过兵，怎么会看不到呢。我在朝鲜打仗拼过刺刀，身上有几处伤。我不怕钢叉，怕一个小孩子的眼睛。我想他说的是实话，一双饥饿而惊恐的孩子的眼睛，哪怕是魔鬼，也能唤起他的良知。何况他不是魔鬼，他只是一个真诚的军营共产主义者。五八年大跃进时，他每天提着皮带驱赶羊群一样，驱赶着群众移民并村，把周围小村上的人都赶到寨子里住。上操跑步、深翻土地、吃大食堂，样样都按军队的办法管理。他亲手培育的大豆高产田创下亩产八百斤的纪录，并因此去北京出席群英会，抱回一个国务院的奖状。大豆亩产八百斤，在那个虚夸得没有边际的年代。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那时，他只是虔诚而狂热地干着他认为应当干的一切事。
大姐没能坚持上学，父母后悔了一生。大姐是我们姐弟四个中最聪明的，刚解放上了两年学，上到四年级。她是上一级跳一级的。后来因为父母醉心于发家致富，让她退学在家照顾弟妹。我是在大姐的背上长大的。父亲在外做生意，母亲下地侍弄庄稼，大姐就在家照料家务。那时她也不过十岁。大姐背我在门前路口转来转去，累了就回家纺线，让我坐她怀里，一边纺线，一边唱些戏文。村里常有夜戏，几辆太平车拼成戏台，两边挂两盏汽灯，台下万头攒动，台上咿咿呀呀。大姐和父亲一样爱听戏，听一遍就能记住词，第二天她能完整地唱一遍。唱着唱着我倒在她怀里睡着了。大姐把我抱起，吃力地放床上睡好，又去做其他家务。其实大姐的心很野，外头有点动静就跑出去看热闹。大跃进时的铁姑娘队、夜校、养蚕，大姐都是积极分子，干什么都希望人家说个好。
大姐是六○年出嫁的，嫁给一个地主家庭。那时姐夫一家人都在徐州，姐姐希望有一天也能从乡村走进城市。可是老实的姐夫见姐姐一人生活在乡下，高中毕业没考大学就回乡下老家来了，说要和姐姐共患难。姐姐气得半死，骂他没出息，从此只好在乡下过日月。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姐姐的公公以地主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遣返回乡，一家人受尽欺凌。姐姐每回娘家，总是泪水洗面。终于在一天凌晨，她喂饱才七个月的最小的女儿，一根绳上吊自杀了。那年她才三十四岁。几年后，她的公公平反后返回徐州，可姐姐再也不能复活。大姐是那种心性极高、天资超群的女孩子，但却应了一个算命瞎子的话：“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大姐的死，在我一生中留下的阴影将永远不能抹去，甚至比若干年后父亲的去世对我打击还大。因为在那之前，虽然也常见到死人的事，可一直以为那是别人家的事，对于自己的亲人也会死亡，这最简单的道理都从来没有想到过。
大姐过于刚烈，又是乡村女子中罕见的理想主义者。她的死固然是个悲剧，但也许是最好的选择。她终于没有走出乡村。没有自由的生活，却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1960年，我升入六年级。
那年学校实行正规化教育，裁减了一批学生，主要是年龄太大的学生。同级同学中，好多已近二十岁。有本寨子的，也有外村的。他们很想继续学习，但也知道太晚，没什么前途了。其中一位姓朱的女同学已经怀孕，家在邻村。她和同村一位男同学上学放学同路走，时间久了就有了感情，有时就拐到路旁的庄稼地里偷情。终于，一次野合时被人发现，结果被学校开除。另有十几位大龄同学被学校劝退。他们离校时都哭了。
邻村杨楼有七八位大龄同学离校后不甘心土里刨食，就自己组织了一支迎亲队，专为人迎娶新娘。他们置办了花轿、三眼枪、彩旗、唢呐等器物，到处为人迎亲。迎亲只为生活不那么枯燥。再有，就是能吃几顿饱饭。那时当地风俗，为人迎亲、干木匠活、做瓦工，都是不收钱的，主家只给饭吃就行了。直到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家乡娶亲还用轿子，新娘穿戴和舞台上一样，一律古典装束。迎娶新娘时，花轿不能空着，要有新郎本族的一个童男坐在里头一路跟去迎亲，叫压轿。回程时，新娘坐花轿，童男另坐太平车。我小时曾为迎亲坐过三次花轿，都是本家叔叔结婚。第三次坐花轿时，已在县城上初中三年级。小叔结婚，家里捎信来要我回去压轿，没想到迎亲队伍竟是六年级时的几个老同学。大家见了面，嘻嘻哈哈说笑一阵，吃过饭就上路了。
迎亲队出村，先放三声炮，轰天巨响，能传出四五里远。一路逢村就放三声炮，回来时也是一样，这样能及早告知迎娶双方花轿已到哪里，好早做准备。也有沿途招摇的意思，让人知道某村某家娶媳嫁女。我坐在轿里悠悠然倒也快活。几个同学抬着，不急不忙往前赶。但离村不久，他们就捣起蛋来，一时拼命颠轿，一时抬轿飞跑，一时落轿不走，说要折腾折腾我，一样的同学干吗要我们抬着你，嚷嚷着让我下轿步行。当然是闹着玩。我说不抬就不抬，反正我不下轿，接不来新娘可不关我的事。大家闹一阵继续上路。天下雪了，先是碎雪点点，不久就飘起鹅毛大雪，掀开轿帘，旷野里白茫茫一片。遥见荒村寥落，路断人稀，这一行迎亲队伍不声不响地往前赶路。抬轿的几位同学腰扎草绳，踏雪前行，脚下踩得“咯吱咯吱”响，渐渐有些吃力了，分明听到他们沉重的喘息。若不是风俗规定压轿处子不能下轿，我真想下来和他们同行。忽然，前头一位同学吹起唢呐，忽而激越，忽而欢快，忽而凄婉，风雪旷野愈见迷茫了。
这几位同学组成的迎亲队伍，在当地活跃了几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解散。后来听说他们中有两位已经早逝，一个死于病魔，一个出去做小生意爬火车被轧死。
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
六一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省重点中学丰县一中，从此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少年时代和我相伴的伙伴们，渐渐从身旁消失了。事实上，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会有新的伙伴、朋友、同事渐渐从视野里消失。他们消失在茫茫人海，消失在人生的旅途上。愈往前走，愈是孤单，没有谁能和你相伴终生。人生聚散无常，就像天上的星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迎面走来，又各奔东西。
在以后的很多年，直到工作以后，我经历过许多磨难、挣扎和奋斗，有欢乐也有屈辱，有失败也有成功，终于成为一个作家。我已经走得很远、很累。到底离开故乡，携妻带小定居在千里之外的古城金陵。按说，少年时的梦想已成现实，当可满足了。可每每夜半醒来，常有不知身在何方的怅惘。居所就在紫金山下，居民楼一幢连着一幢，下楼来全是些陌生的面孔，山下的农贸市场尽是操南方口音的生意人，我骤然感到那么孤独和无依无靠。
这里就是我从小寻找的那个地方吗?
夜半临窗而立，对面黑黝黝的山顶悬一星灯火，我知道那是紫金山天文台。据说，从那里可以窥见宇宙的奥秘，可我总持怀疑态度。因为世间很多事都是无解的。
搬家时，我带妻小去老家的寨子向母亲告别。父亲已在几年前去世，如今静静地躺在寨子前面的那片土岗上。古寨墙早已无存，站在家门口就能望得见父亲的坟茔。按照家乡规矩，临行前应当为他老人家烧化些纸钱，向他辞行的。可我伫立良久，终于没去。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父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心。在他的土地梦破灭之后，我是他苦心经营的第二个工程，我不忍和他告别。如果父亲地下有知，他会永远和我同在。
临离开寨子时，母亲哭了。我说在南京安好家就来接你。可母亲说不，我要和你们一道去。她知道儿子已经不完全属于她，儿子孙子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生活了，但那是个什么地方呢?南京对她来说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她必须去看看。看看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儿，住在几层楼上，儿子下班后坐哪里喝茶写书，看看孙子上学的路上有几个岔路口，走路是不是安全。我懂得老人的心，她要的是这些具体的东西。搬家时母亲一块来了。七十五岁的人了，在汽车里颠簸一千多里。居然连个盹都没打。一路抓住扶手，大睁眼望住路途和两旁的景物，硬是坚持了十几个小时。
在南京一个多月，我带她去看了中山陵。母亲年轻时就知道孙逸仙的名字，还是听早年参加革命的大舅说过的，知道那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爬上几百个台阶，站在中山陵顶峰往远处看，说这里风水不错，孙先生选了个好地方。带她去夫子庙看夜市，到处灯火辉煌。母亲说这里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费电了。
后来，母亲由弟弟接回去了。临走时，母亲叹一口气，说没想到咱老赵家会有一支人落在这里，这地方不错，我放心了。往后再想你们，一闭眼就到了南京，知道你们坐哪里吃饭，坐哪里看书。母亲终于回故乡那个数百年的古寨去了，她不能离开那片黄土地。
母亲离开南京登上火车时，没有哭。我眼里却蓄满了泪水。我真想说：“娘!我想跟你一道回去。”因为那一瞬间，我骤然感到有一根丝线把我的心勒得生疼。在妻子和孩子们的眼里，我已是一棵遮风避雨的大树，但在母亲那里，我其实只是一只放飞的风筝。
到远方去，
到远方去。
你可以走遍千山万水，甚至异国他乡，故乡和母亲永远是梦中的绿洲。
大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她兴致勃勃地说，不久的将来也要离开你们，到外头去闯世界。妻子听了黯然无语。
我说，去吧。我只能这么说。
这是一个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