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反“围剿”蒋介石第二次“围剿”惨败后，仅隔一个月，又调集十万兵力，自任总司令，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于1931年7月1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当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分散在福建西部做群众工作，还没有来得及休整和补充，兵力只有3万人左右。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以地方武装积极阻击、袭扰、迟滞敌人，主力从福建西部绕道千里，于7月下旬回到赣南根据地的兴国县集中。这时敌军已分路直迫面前。红军仍然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以一部兵力结合地方武装积极行动，将敌人主力部队向兴国以西和西北地区吸引，主力则于8月4日乘夜从敌人的空隙地带向东突进，6日在莲塘歼敌第四十七师一个多旅，7日在良村歼敌第五十四师两个多团，11日在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歼敌第八师4个团。6天中连打3仗，三战皆胜，缴枪万余支。这时，所有向西、向南的敌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寻找红军主力作战。8月16日夜，红军以部分兵力将敌向东北方向吸引，主力由东向西，回到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月，敌人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只得退却。红军又乘敌退却，在老营盘歼敌第九师一个旅，在高兴圩给敌第十九路军以沉重打击，9月15日在方石岭歼敌第五十二师全部。此役共歼敌3万余人，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
第四次反“围剿”1933年2月，蒋介石又调集40万兵力，对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在南昌设置行营，自兼江西省“剿匪”总司令，分左、中、右三路军，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攻部队，采用“分进合击”战术，寻求主力红军作战。中路军分3个纵队：第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辖第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集结在乐安、宜黄；第二纵队由吴奇伟指挥，辖第十、十四、九十师，集结在抚州附近；第三纵队由赵观涛指挥，辖第五、六、九、七十九师，集结在金溪、浒湾一线。企图以3个纵队同时推进，对中央红军形成围歼之势。
同年2月12日，红军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围攻南丰不克，毅然采取退却步骤，以一部分兵力将蒋军主力往黎川方向吸引，红军主力则秘密转移到蒋军右翼，集结于广昌以西的东韶、洛口、头陂地区隐蔽待机。2月26日，蒋军第一纵队3个师由乐安、宜黄向广昌推进，红军先以地方武装阻击、袭扰、迷惑蒋军，当其右翼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进至宜黄县南部之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于27日拂晓发起猛攻，经2天激战，全歼蒋军第五十二、五十九师。蒋介石遭此打击后，立即改变部署，于3月15日以6个师分成2个梯队从宜黄出发，经东陂、甘竹直扑广昌，红军有意放过先头4个师，于21日清晨突然向进入草台岗、东陂地区的后尾2个师发起攻击，激战一日，歼第十一师大部和第九师一部分，敌军散兵仓促溃逃。
第四次反“围剿”共歼蒋军近3个师，俘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取得了红军大兵团伏击战的重要经验。此后，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联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展到鼎盛时期。
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10月，蒋介石在美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的军事支援下，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其中用50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和经济封锁的方针。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蒋介石任总司令，顾祝同、陈济棠、何键分任北、南、西路军总司令，兵分三路，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五次围剿。
此时，共产国际委派的军事顾问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到达瑞金，赢得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信任和重用。李德等人积极推行“左”倾冒险军事路线，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把正确的战略转移当作“退却逃跑主义”。反“围剿”开始时，蒋军第八纵队的第五、六、五十六、九十八师进攻黎川得手。李德震惊于一城之失，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急于收复黎川，命令红军三、五军团，进攻黎川以北的硝石、资溪桥，以巩固阵地。初战失利，丧失了主动权。
1934年3月，蒋军第八纵队3个师和第五纵队2个师由黎川、三都向团村进攻。红军三、五军团因兵力分散，使蒋军顺利地占领了建宁、泰宁一线。4月，蒋介石集中11个师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推进。李德指挥红军一、三、九团，“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组织广昌大会战，以“短促突击”战术，在40华里的汝水两岸与敌激战10天，红军伤亡惨重，广昌于4月28日失守。广昌战役后，蒋军兵分六路发动新的进攻。李德等“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令红三军团的六师及二十一师在泰和阻击；以红五军团在头陂设防；以红八军团抵抗向吉安龙冈推进的蒋军；令红三军团四师、五师在石城抵抗；红一、九军团及二十四师在福建朋口、连城抗击；以红二十二师在会昌筠门岭阻挡南进蒋军。野战司令部撤回瑞金指挥。红军全线失利。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毛泽东曾提出将红军主力开进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和湖南中部，以打破敌人的“围剿”的正确意见。“左”倾错误领导者未能采纳，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湾塘岗战斗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蒋介石将围攻中央苏区的“进剿军”改为“追剿军”，命薛（岳）部、周（浑元）部对长征红军进行追击；命樊（崧甫）部、李（延年）部从北、东两路加紧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10月26日侵占宁都，11月10日侵占瑞金，11月17日侵占于都，中央苏区只剩下会昌一城。形势严峻，中央分局书记项英迅速作出军事部署。11月21日，国民党东路军第三师由瑞金向会昌推进。项英命令留守红军主力24师和瑞金、会昌两个独立营埋伏在瑞金谢坊的湾塘岗，作正面扼制；又命令福建军区所属独立团在瑞金绵江河东岸打阻击战。11月22日上午，国民党东路军第三师进入伏击圈。随着红军师长周建屏一声令下，战士勇猛攻击，歼灭东路军半个旅，击毙团长、营长各人，缴获步枪500余支、机枪3挺。
（二）军事院校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党和政府为培养红军各级军事政治干部，以适应革命战争及地方武装建设的需要，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红军总政治部决定，在瑞金天后宫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初时，由红一、三军团的随军教导队和闽西的彭杨学校合编而成，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何长工、叶剑英、刘伯承先后任校长兼政委。许多中央领导干部到红校讲过课，毛泽东讲“苏维埃运动史”，朱德讲“游击战术”，叶剑英讲“步兵战斗条例”，肖劲光讲“苏联红军战术”，李伯钊讲“苏联问题”，邓颖超教唱革命歌曲。红校的教学方法，采用启发式和讨论式，多实地演习。据《红色中华》载，从1931年9月至1933年10月，红校共办6期，培养学员5000多名，学习结束即开赴前线。
红军通讯学校1932年秋，中革军委在瑞金洋溪村创办红军通讯学校，后迁瑞金坪山岗，校长先后由吴光甫、曾兴甫担任，政委先后由杨蓝士、曾三担任。全校分报务、电话、司号、旗语、信鸽等大队。至长征前夕，共办7期，每期学员五六百人，多至千人。学习时间一般为6个月。学习内容主要设政治和业务两大类，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红校整编1933年10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将红校整编扩充为红军大学（又名“红军郝西史大学”，为纪念苏联一军事人员而命名）、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为纪念彭湃、杨殷烈士，又名“彭杨步兵学校”）、红军第二步兵学校（为纪念黄公略烈士，又名“公略步兵学校”）、红军特科学校、游击队干部学校等5校，并成立红军教导团4个，均直属中革军委指挥。红军大学设在瑞金县大埠乡之大窝，何长工任校长兼政委；彭杨步兵学校设瑞金九堡，校长林野，政委张际春；公略步兵学校设于都县城，校长陈赓；特科学校设瑞金武阳，校长胡国杰，政委张华。1934年9月，各校学员相继毕业，投入军事工作。
红军大学红军学校整编后创建的红军大学，1933年11月7日在红军亲手建造的新校舍——瑞金大窝松林里正式开学。第一期学员六七百人，设指挥、政治、参谋3个系，培养营团以上干部。另设高级班一个，调训军以上干部。学生来源，主要由中央军委与总政治部命令红军部队抽调久经战斗锻炼、实际工作经验丰富、质量优秀的干部参加。教职员16名，均由中央负责人兼任，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稼蔷（祥）、林伯渠、董必武、瞿秋白、徐特立、谢觉哉等均到校作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专题报告。为党和红军的建设培养出大批人才。
（三）扩建红军队伍
红二十四纵队1930年5月，在瑞金成立，杨子光任司令员，蓝夏桥任副司令员，鄢寰任政委，杨斗文任参谋长。下设3个大队，共1000余人，400余支枪。1930年8月间，根据赣南特委和红一军团前委的决定，将红二十四纵队编入红二十二军第四纵队。
瑞金游击团1930年10月，中共瑞金县委在山崇将各地群众武装力量合编成瑞金游击团，共400余人，200余支枪。由陈森任团长，余进任政委。后更名为瑞金工农游击团，杨金山任团长，余进任政委，下设7个连，共700余人，300余支枪。
瑞金警卫营1931年3月，红十二军在瑞金组建警卫营，钟德胜（钟民）任营长，刘志平任政委，共400余人。1931年11月改为民警局，钟德胜任局长，属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领导。
赤卫军（队）1931年3月，各区、乡普遍建立赤卫军（赤卫队），队员由25～45岁的工人、农民组成，根据各区、乡人数多少编队，一般区设营，乡设连或队。1932年5月，全县有赤卫队员35253人、枪724支。1933年以后，区、乡赤卫队员多在“扩红”运动中编入红军队伍。
瑞金卫戍司令部1932年6月25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17次常务会决定成立瑞金卫戍司令部，委任刘伯承为司令员、刘联标为副司令员。司令部驻瑞金城杨家祠。刘伯承调往前线后，由叶剑英兼任司令。瑞金卫戍司令部成立后，凡留驻瑞金之红军、红校及瑞金地方武装，统属卫戍司令部指挥。同时，取消各军团和各军在瑞金的留守机关，并归桥头办事处。
中央警卫师即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1933年8月1日在红色首都瑞金成立。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张经武（亦说梁广），辖4个团（其中1个补充团），全师12600余人。执行保卫红色首都瑞金的重要任务。
1934年2月18日，中央警卫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三师，隶属红四军建制。师长孙超群、政治委员李干辉、政治部主任周桓。下辖第六十七团、第六十八团、第六十九团，开赴前方参加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9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把二十三师（工人师）与红二十一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同年10月，离开中央苏区参加长征。
“扩红”运动1933年3月，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党和政府发出了扩大红军的号召。从5月到9月，根据地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扩大红军运动。5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提出：“以红五月为扩大红军的冲锋日”。这一号召，得到了根据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响应。在红五月中，掀起了父送子，妻送郎。兄弟相争当红军的热潮。瑞金县下肖区七堡乡出现了一户农民，兄弟8人全部报名当红军的典型。1933年“红五月”，瑞金扩大红军4500余人，组成了瑞金模范师。
1933年6月6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又发出《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在“红五月”扩大红军成绩的基础上，经过全总苏区执行局及各县工会的努力，红军工人师（中央警卫师）于1933年8月1日在瑞金成立。同年9月，瑞金县在11天内就有9000名新战士加入红军，并获“瑞金模范县”的光荣称号。1934年5月，瑞金县又有5000余人参加红军，1个月完成了3个月的任务。是年8月的扩红运动中，瑞金县壬田、河东、下肖、黄柏、九堡5区就有1356名红军新战士集中到县城，全部上前线；县城、黄柏、下宋、合龙、下肖的赤少队，全体加入红军；武阳、下洲、桃阳3区成立1个独立营加入红军。据不完全统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期，瑞金县共有49000余人参加红军队伍，受到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的嘉勉奖。
在扩红运动中，中央红军成立了2个新的军团——红七军团和红九军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增加新的武装力量。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934年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遣队共3个师，6000余人，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中央代表曾洪易。7月7日，从瑞金出发，挥师北上，执行抗日先遣任务。
（四）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长征
1934年10月，兴国、宁都、石城等相继失陷，第五次反“围剿”全线失败。苏维埃区域日益缩小。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向红二、六军团所在地湘西进军。
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在瑞金成立了党的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政府中央办事处，直接指挥红军留守部队第二十四师和独立三团、七团、十一团及江西军区领导的一、二、三、四团与杨（殷）赣县军分区的十三团、登贤（信康）县独立团，加上各县独立营，共3～4万人，作为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坚力量。将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之间的“三角地区”，列为基本的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的红军独立团以及各县、区的武装游击队约1万余人。
1934年8月，中共中央在瑞金召开苏区各省的县委书记和苏维埃主席、省军区司令员、保卫局长会议，研究部署主力红军转移后，地方武装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等问题。
同年10月3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为发展群众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苏区群众用梭标、鸟枪、土炮、步枪等一切新旧武器，武装起来，纠集本村子、本乡、本区的群众，组织游击组、游击队，“为着保卫自由、土地和苏维埃”而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