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项策略
太祖即位初年，在平息了李筠、李重进的反抗后，国内已无足以与太祖对抗的势力。第二年，即着手制定了一系列安定国家的策略，以加强皇权，巩固统治。一次，太祖问他的心腹大臣赵普：
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
赵普回答说：
陛下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
没等赵普的话说完，太祖就说：
卿无复言，吾已知矣。
正如赵普所说的，当时，治理天下最重要的问题，是限制、削弱军阀的权力，以加强君主集权。为此，太祖根据赵普的建议，制定了“夺权柄”、“制钱谷”、“收精兵”三项策略，渐次实行。而最重要的是首先改编禁军，稳固皇帝的宝座。
太祖以殿前都点检总领禁军之职，依靠军队，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帝位。然而，要保住皇位却并不容易。当时，太祖周围都是昔日的同僚、上司，虽然他们都装出十分顺从的样子，但太祖一想到什么时候自己也会像五代以来的一些帝王那样，被军队倒戈下台；或者有人学他的样，率领禁军发动政变而自己还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就感到非常不安。于是，决定首先从改革威胁帝位最严重的禁军制度着手，把军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二、“杯酒释兵权”
太祖即位时的禁军将帅，有代替太祖当了殿前都点检的慕容延钊这样的老前辈。过去，太祖对他像兄长一样尊重，当了皇帝以后，还是和他称兄道弟。也有像石守信、王审琦那样与太祖结拜为义社兄弟的昔日伙伴，由于太祖对他们十分了解，起初也非常信任他们，尽量提高他们的地位，满足他们的要求。但是，赵普好几次劝谏太祖，必须解除这些人的禁军职务，让他们出使到地方去当节度使。一天，当赵普再次向太祖提起这件事情时，太祖不以为然地说：
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
赵普则回答说：
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
太祖听了赵普的一番话，得到启发，于是心生一计，设宴招待禁军将帅。酒过三巡，太祖屏退左右，对禁军将帅们说：
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曹之德，无有穷尽。然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石守信等将领不解其意，太祖又说：
是不难知矣，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
石守信等人一听，惊恐万状，都说：
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太祖说：
不然，汝曹虽无异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其可得乎？
众将领流着泪，一齐叩头求饶，请求指示一条生路。太祖又说：
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为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尔曹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吾且与尔曹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众将领听了，才明白太祖的意思，于是一齐下拜道谢说：“陛下念臣等如此，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第二天都称病辞职。太祖大喜，解除了石守信等人的军职，任命他们到各地当节度使。
以上是历史上有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是宋太祖在谈笑风生中，平静地进行“改革”的一个例子。
三、禁军的改组
如前所述，当时的禁军承袭五代制度，由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组成。殿前司的将帅排列次序是：
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
侍卫亲军司的排列次序是：
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步军）指挥使。
“杯酒释兵权”前，石守信担任马步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担任殿前副都点检，王审琦担任殿前都指挥使，张令铎担任马步军都虞候。原来由太祖担任的地位最高的殿前都点检的职务，在太祖即位的当年改由慕容延钊担任。一年后，慕客延钊被罢免，从此以后，殿前都点检一职一直空缺，不再任命将帅担任。“杯酒释兵权”解除了一批将帅的军职后，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和殿前副都点检的职务也不再任命将领担任。于是，禁军变成由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分别统率。而侍卫司分为马军和步军，加上殿前司，在宋代总称为“三衙”。这样一来，统辖三衙，掌管全体禁军的将帅不再存在，同时，三衙对禁军的指挥权也受到限制，只有皇帝才是禁军的最高统帅。另外，还分别任命地位较低、资历较浅、能忠实贯彻太祖意图的比较平庸的将校担任都指挥使。
不仅如此，还规定指挥使只有掌兵之权，无发兵之权，发兵之权归枢密院。但如果枢密院没有皇帝的命令，也不能调遣指挥使掌管的军队。另一方面，枢密院虽有发兵之权，但不掌握军队，所以实际上也不能调动军队。既有掌兵之权，又有发兵之权的只有皇帝。由于皇帝直接掌握了禁军，从制度上杜绝了五代以来禁军驾驭皇帝的现象。
通过整顿，禁军对皇位的威胁是解除了，但是，如赵普所指出的割据各地的藩镇即节度使仍然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五代各王朝都曾尝试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藩镇势力，可是，每个节度使都支配着好几个州，如同他们自己的领土一样，掌握着这些地方的军事、财政大权。这些藩镇势力之所以飞扬跋扈，有恃无恐，是因为都有一支叫“牙军”的强大军队作后盾。因此，要制服藩镇，必须去掉他们的军队。根据“收其兵权”的策略，太祖采用周世宗的办法，命令把全国强壮的兵卒选送到中央，编入禁军，不使勇猛的士兵留在藩镇的军队里。对编入禁军的新兵的训练，由太祖亲自监督指挥，并严禁士兵在军营中喝酒吃肉，也不许他们穿绢做的衣服，以使他们养成节俭的习惯。另外，严格等级制度，在军队内对上司的命令要绝对服从，扫除唐末五代以来以下犯上的风气。通过这一系列的整顿措施，禁军的力量大为增强，其结果，“诸镇皆知兵力精锐非军师之敌，莫敢有异心者”（《涑水记闻》卷一）。
禁军除了警卫京师外，还被派去守卫边境及各重要地区。太祖时候，禁军的总数是二十二万，其中十万多警卫京师，十万多派到各地，两方面数量相等，以免偏重一方，引起变乱危险。对于驻守各地的将领和士兵，不让他们在一个地方耽得太久，每三年更换一个地方，这叫作“更戍法”，表面上是使士兵们习勤苦、均劳逸，实际上是故意形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朝廷的注意力也不在边境，而放在防止将领和士兵们关系密切，形成一股威胁中央统治的势力。为了不使禁军的力量过于集中，太祖真是煞费苦心，想尽了办法。
四、行政权的收回
对割据一方的强大的节度使，太祖采用了与“杯酒释兵权”相同的办法，解除了他们的权力。开宝二年（９６９）十月，太祖在后苑设宴招待节度使们。正当宴会进入高潮的时候，太祖装出十分随便的样子，对节度使们说：
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
一听这话，前凤翔节度使王彦超立即明白了太祖的意思，向前奏道：
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丘园，臣之愿也。
但是，安远节度使武行德等却不理解太祖的用意，极力诉说他们如何南征北战，驰骋疆场的艰苦和建立的功绩。太祖却说：
此异代事，何足论。
于是，第二天，太祖又按预定计划解除了武行德等人的节度使职务，把他们安置在闲散的位置上。当时，护国军节度使郭从义也是其中之一。起初，郭从义担任镇守徐州（今属江苏省）的武宁军节度使。他曾经自我吹嘘，拥有金钱数万、帐下奴仆一千人、马匹一千余头，自以为十分强盛。太祖即位以后，他被调任为山西护国军节度使，为此，整天闷闷不乐，消磨时光。他还自我嘲笑地对身边的人说：
从义龌龊藩臣，摧颓如是，当为英雄所笑矣。
然而，五年之后，他却连节度使的位置也没有保住。像郭从义这样自认为十分强大、不可一世的节度使都落得这样的下场，其他的节度使则可想而知。从中也可以看到，太祖威势显赫，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以至可以为所欲为。
五代后期，节度使通常兼任治所所在州的长官，而节度使手下的将领任节度使管辖下的其他州的长官，他们不但掌握全州的军事大权，也掌握全州的行政大权。另外，节度使可以不经请示，自行确定州县的官吏，事后，朝廷还必须予以承认。因此，为了削弱节度使的权力，就必须收回节度使手中的行政大权。赵普所献的三项策略的第一项“削夺其权”，指的就是这一点。于是，太祖决定直接由朝廷派出的文官担任州的长官，叫做知州，称知某州军州事。知州有一定的任期，也可以经常调换。在日本，都府县的长官叫知事，就来源于此。县的长官和州的长官一样，也由中央派遣文官担任，叫作知县。一州中除了知州外，朝廷还派遣叫通判的官员掣肘知州。关于通判，欧阳修在他的《归田录》一书（卷二）中，有一段深刻而又生动的记述：
国朝自下湖南，始置诸州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尝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监汝。”举动为其所制？ ？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郡。人问其所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则可矣。”
从这一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所谓通判是怎么一回事了。另外，原来由节度使确定的州的下属官员，也全部改由朝廷直接任命。这样一来，节度使的人事权也被朝廷收回了。
五、强干弱枝之策
控制藩镇的另一措施，是根据赵普所说的“制其钱谷”的办法，断绝藩镇的经济来源，把财政大权集中到中央。南宋叶适曾经指出：“太祖之制诸镇，以执其财用之权为最急。”唐末五代的藩镇，之所以能成为对抗中央的一股强大势力，就在于他们掌握着自己所统辖的地区的财政大权。按照规定，藩镇本该把管辖地区的大部分租赋上交朝廷，但是，他们却私自留下，作为养兵的费用。五代时候，藩镇们甚至使下属部曲主持场院，征收专卖资金及各种税收；并且公然私定税率，增加租课和税收数额，以中饱私囊。藩镇还私自派官吏到中央三司所在地方设置办事机构，把征收来的金钱物资除了一部分输送给中央外，其余的都装进自己的腰包。那个在土地富庶、物产丰富的徐州当节度使的郭从义的巨万家产，就是用这种巧取豪夺的手段积聚起来的。
针对这一情况，太祖从中央派遣文官主持各地场院，以防止藩镇垄断场院事务。还命令各州，每年的租税和专卖收入，除去州里少量必需的费用，如官吏的俸禄、军队的给养外，其余的金钱、布帛物资一律送归中央，不得留剩。除此之外，派遣转运使到重要地区监督当地财政。根据史书记载，这样一来，地方上的大部分收入都集中到了朝廷，极大地削弱了藩镇的权力。由于藩镇的经济来源被断绝，使其无力供养强大的军队，从而有力地抑制了各地反抗朝廷的势力，消除了隐患。
在此同时，朝廷还收回了藩镇的司法权。五代时候，各州的司法机关分州院和马步院。前者，原来是各州的民事司法机构；后者，可以说是由藩镇直接掌管的军事司法机关。藩镇权力增大以后，就擅自任命部下将领担任地方司法机关的长官，不分民事、军事，总揽了一州的整个司法大权。主持审判的官员也由武人担任，他们经常草菅人命，随意判处死刑，却不向朝廷报告，朝廷也不加过问。
为了把藩镇手中的司法权全部夺过来，太祖在各州设置司法参军，掌管一州的司法大权。后来，又增设司寇参军主持审判，分掌司法刑狱事务。对于判处死刑的罪犯，规定必须报告中央，由刑部重新复审，地方官不能擅自判处罪犯死刑，也不能更改刑部复审的结果。
综上所述，太祖针对形成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分裂局面的主要原因，千方百计抑制藩镇势力，夺取藩镇的军事、行政、财政等一切大权，实现中央集权。这些政策措施，当时称作强干弱枝之策，并成了宋代的基本国策。当然，这一体制并不是在太祖一朝就一下子建立起来的，而是由太宗继承并逐渐完成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太宗继位后对太祖制定的基本方针政策没有改变，但具体的策略措施还是有所不同。另外，太祖在削弱各地藩镇权力的同时，对驻守在北边、西边边境的将帅却很优待，把防区的专卖收入全部赏赐给他们，听凭他们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并免除往来税款。另外，对他们住在京师的家属，也特别加以照顾，尽量提高他们的待遇。将帅每次来朝，太祖都亲自接见，慰劳赏赐特别丰厚。这样一来，守卫边境的将帅都很富裕，甘心情愿为朝廷守卫边境，防止外族入侵，朝廷也就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专心一致地谋划如何攻取南方。
六、通往君主独裁之路
太祖在极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在中央政府机构内，又建立了把权力集中到皇帝手里的君主独裁体制。关于军队的体制，上面已有叙述，无须多说。对中央行政机构，则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出现大臣专权的措施。首先，为了削弱宰相的权力，把宰相的人数由二人增加到三人。还用设立通判办法，设立参知政事，作为宰相的次官，使政务由宰相、参知政事等几个人一起讨论，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决。
关于设置参知政事的前后经过是这样的：从前朝后周继任为宰相的范质、魏仁甫被罢免后，赵普当了宰相，太祖想为他设置副手，但一下子定不下名称，就问翰林学士承旨陶谷：“下丞相一等者何官？”陶谷回答说，“唐有参知机务、参知政事”。 于是，就任命薛居正、吕余庆担任参知政事。然而，以后的史官，因为唐代的参知政事就是宰相，所以认为陶谷关于参知政事是宰相下一等官的说法不对。唐代开始设置参知政事时，大致是这样。不过，宋初的参知政事，完全是赵普的助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上朝时，在宰相后面另外设立位置，也不担任宰相的正式工作。参知政事每月的俸禄，也只有宰相的一半。根据史书记载，起初，太祖对赵普非常信任，只是担心他一个人担任宰相忙不过来，所以为他设置次官。可又不愿意让薛居正等人的地位和赵普平起平坐，才这样做的。不过，赵普担任宰相也只有十年，他那独断专行的面目就逐渐暴露了出来，朝廷大臣纷纷揭发、弹劾他的不轨行为。于是，太祖对赵普的信任程度也开始下降，只是考虑到他是开国功臣，不能立即将他罢免，何况又没有确切的证据。为了防止赵普专权，就提高参知政事薛居正、吕余庆的地位，使他们拥有和宰相相等的权力，以便使宰相的权力分散开来。一年后，赵普失势，被罢去了宰相的职务。为削弱藩镇势力和国家的统一事业竭尽全力的赵普，自掘坟墓，到头来，成了君主独裁制度的殉葬品，这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宋代，宰相与参知政事统称为执政。除此之外，还设立枢密院掌管军政，其长官叫枢密使，地位与宰相相等。执政与枢密院合称为二府。另外，还把财政大权从宰相掌管中分离出来，由专门机构“三司”担任。它的长官叫三司使，地位和宰相不相上下。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司使是掌管财政的宰相，所以又称为使相。枢密使、三司使直接听命于皇帝。至此，唐代所谓“总领一切事务”的宰相的权力，完全被分割，只剩下一部分权力，许多大小军政事务都由皇帝直接处理，君主独裁体制正式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