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弟子范祖禹也赶来向司马光叙说了“广开言路”之奏的受阻情况： “‘广开言路’受阻近两个月，皆右相蔡确所为。蔡确先是以‘司马光、苏轼、吕公著等乃流俗首领，天下已有定论，若骤然起用，必致朝臣逆感、人心疑惑’为由而塞途；继而以‘司马光入京吊丧致哀，黎庶拥巷欢呼，几成骚乱，乃洛阳耆英会成员文彦博、席汝言等先入京都煽惑愚民所致’而诽谤；并诬老师‘广开言路’之奏有讪谤神宗皇帝之嫌。遂有四月十四日诏令老师知陈州之举。更为甚者，五日前，老师的《乞开言路状》通过登闻政院以进，太皇太后知老师忠耿之心，决意广开言路，下诏求谏，蔡确却借草拟《求谏诏书》（《续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八》）之机，以‘防止混乱’、‘杜塞激烈之议’为由，暗设障碍，使《求谏诏书》，明为求谏，实为拒谏……”
太皇太后召见时，让司马光目睹了《求谏诏书》，尽管他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但他却刚毅肃穆的神情慷慨陈词，指斥炮制者误国。
太皇太后深受感动后，不禁拍案而起：“善哉！司马光，老而弥坚啊！梁惟简听旨！宣示诏令吧！”
梁惟简宣读诏令：“太皇太后陛下、皇帝陛下诏曰：因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染病卧床，不能料理朝政，特命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知枢密院事韩缜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事。资政殿学士司马光为门下侍郎…… ”（《宋史.本传》）
太皇太后原以为司马光会磕头谢恩的，哪知，司马光却来了个三辞门下侍郎职位的大动作。
司马光如此扭扭捏捏，一时间，急煞了朝野。反对派大老只好再次请程颢前去游说，程颢这次没有亲自出面，而是去请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亲自出马。
那天，太皇太后再次颁诏：“先帝新弃天下，天子幼冲，此何时而君辞位耶！君实不助，朝廷何倚……”
惊恐万状的司马光只好将“手书”转呈给自己十分敬重的哥哥司马旦，请其为自己拿主意：“事已至此，弟心神迷乱，当何去何从？乞兄教之。”
司马旦览“手书”后而低语：“皇恩浩荡，亘古少有，汝平生诵尧舜之道，思致其君，今时可而违，非进退之正也。君实，汝有何难而不决耶？”
“骸骨癯瘁，不堪驱使……”
“这是诏令，也是希求，似是责怪，更是宾朋之音，此乃无法抗拒皇恩圣旨啊！君实，以身许国吧！”
“朝政之弊，积重难返，身似秋风黄叶，难有作为，徒负皇恩……”
“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竭尽心力而耕耘，收获丰寡，俟天命可也！”
“革故鼎新之举，势必罪及介甫，弟心惶惶，结缚愁肠啊……”
“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你放开脚步，走自己的路吧！介甫非凡俗之人，你多虑了。”
经哥哥鼓气，司马光方持“手书”面阙谢恩：“太皇太后陛下，臣司马光将顺民心、合君意，拚力而为，荣辱不惧，鞠躬尽瘁。以死报陛下知遇之恩！‘革故鼎新’壮举，当从‘求谏诏书’开始……”
果不出所料，随着司马光的复出，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公著（门下侍郎），李清臣、吕大防（尚书左右丞），李常（户部尚书），范纯仁（知枢密院事）等反对派大老进入了权力中心，蔡确等人失宠，反对派无不欢欣鼓舞。当年群臣“以介甫马头是瞻”的情状，今日变成了群臣“以君实马头是瞻”了。
此时在洛阳的程颢，见自己的一番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乐不可支。到了六月，他也被重新起用了。原来是经司马光、吕公著推荐，太皇太后颁召，任命程颢为宗正寺丞。
程颢在洛阳领旨谢恩，兴奋不已，他打算倾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极力配合司马光与吕公著两位恩公，在政治舞台上大刀阔斧地干上一场，为自己的一生打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哪知，正当他准备走马上任时，不料，六月十五日竟突患急病，卒然驾鹤西归了。
程颢的去世，士大夫不管认识不认识他，没有不悲伤的。文彦博采纳大家的意见，在他的墓碑上题写了“明道先生”的称号。
程颐叙述这个称号的原由说：“周公去世，圣人的大道不再实行；孟子死，圣人的学术不再流传。大道不实行，百代没有好的政治；圣人的学术不流传，千年没有真正的儒者。没有好政治，儒士还可阐明走向好政治的途径，以教育好别人，以流传给后代；没有真正的儒者，则瞢瞢懂懂地没有人知道该走向哪里去，人欲横行而天理灭亡了。先生出生在孟子之后一千四百年，从遗留下来的经典中学到了已经失传的学术，以振兴这一文化传统为自己的责任，识别异端，驳斥邪说，使圣人的大道薪尽火传般地再次为世人所认识，恐怕从孟子以后，只有这样一个人而已。然而学者对于大道如果不知道有所向往，则谁能知道这个之所以是有功的呢；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大道，则谁能知道这个称号之所以符合实际情况呢！”
一方面，程颐对程颢在道德、文章等方面的造诣，在《明道先生行状》中有一段十分精彩的描述：“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閒；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近思录·卷十四圣贤》之十七）程颐对程颢的这一席高屋建瓴的评价，对于后人了解与进一步认识程颢和程颢的道德哲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程颐把其兄长之“学”明确地称之为“道学”，“道之学”。并说：“今之学者，岐而为三：能文者谓之文士，谈经者泥为讲师，惟知道者乃真儒学也。”（《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317~318页）
后来，在1087年为一位门人所写的悼念文章中，程颐写道：“自予兄弟昌明道学，世方惊疑，能使学者视效而信从，子与刘质夫为有力焉。”这里，程颐第一次明确要求别人“信从”他的教义，以便自己亲自看到真理。……在1086年被招到朝廷的时候，程颐自命为“将以道学辅人主”的儒，因为，“臣幸得之于遗经，不自度量，以身任道。天下骇笑者虽多，而近年信从者亦众。”
在程颐眼里，程颢的去世使他成为惟一有权威谈论那种促使人们了解真实价值观的学问的人。正像他在悼念一位门生的文章中所写的：“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317~318页）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的“革故鼎新”新政之威，震撼全国，追随王安石的改革派官员纷纷下台。
司马光首先不废吹灰之力，撤除了王安石所苦心经营的学制。四月，又请立经明行修科，“岁委升朝文臣各举所知，以勉励天下”（《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八），旧党援引私人，树立党羽。五月，诏孙觉、雇临、程颐修立国子监太学生条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八）。七月，司马光奏立十科举士法。
到了元祐二年正月，吕公著“请禁主司不得以老庄书命题，举子不得以申韩佛书为学，经义参用古今诸儒说，毋得专取王（安石）氏。寻又禁毋得引用王氏字说。”四月，吕公著请复制科。至此，王安石在学制方面的改革就全被推翻了。
与此同时，司马光首先奏请太皇太后废除了王安石主持制定的、几乎连改革派也无大争议的《保甲法》、《将兵法》。尽管司马光一再表示，对于国家于民有利的法律继续沿用，可是在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内，几乎将王安石十七年变法新政来一个一刀切，全部废除。史称“元祐更化”。
这时，作为司马光的同路人程颐、苏东坡、范纯仁等人，他们虽然也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但赞成实行其《免役法》。于是，他们建议司马光区别对待，保留那些经实践证明合理的新政，免得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糟蹋了老百姓。结果，遭到司马光断然拒绝。致使苏东坡、范纯仁等人相当惆怅地叹息：怎么又出了一个和王安石一模一样刚愎执拗的宰相。程颐也不无感慨地说：“今日之祸，亦是元祐做成。”（《二程集》p235）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悲剧：
王安石不惜与众多亲人、朋友、同事反目，也要忠实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坚定而执着。如今，司马光表现出了同样的坚定与执着。于是，坚定与执着变成了执拗与刚愎自用，帝国的政治空气之中，被两位政治领袖从不同方向注入了一股同样强烈的、带有戾气的不祥气息。
书生意气，诤谏皇帝表精诚
二程兄弟虽然毕生都追求着共同理想——缔造理学，但他们兄弟又各具个性，其外貌也各具特色。
哥哥程颢黑发黑须，弟弟程颐白发白须。传说程颢“生而知之”，不费吹灰之力就满腹经纶，而程颐是“学而知之”，刻苦读书，学白了头发，故才有了渊博的学识。
其实，程颢虽然是哥哥，但死时才54岁，故黑发黑须；弟弟程颐死时75岁，当然白发白须。如此传说无非是告诉后人，不论具有什么样的天资，只要刻苦努力，终能获得大学问成就大事业。
程颐毕生真可谓博览群书，学富五车，他几乎终生都是在与书本打交道。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40岁以前读诵，50岁以前研究其义，60岁以前反复绎，60岁以后著书。
他的学术以诚为根本，以《大学》、《论语》、《孟子》、《中庸》为宗旨，而通向《六经》。动作、静止、说话、沉默，一切以圣人为师，不修养到圣人的境界不停息。张载称赞他们兄弟从十四五岁时起，就超脱一切只想学圣人，所以终于学到了孔子、孟子那套已经失传了的学术，而成为诸儒的先导。
程颐虽然在程颢逝世以前没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但他早已为朝中重臣吕公著等所重视。
早在嘉祐元年（1056年），程颐游太学时，吕氏就佩服其真才实学，尽管后来程颐在科考中名落孙山，但吕氏毅然让儿子吕希哲拜程颐为师。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吕公著主持国子监时，曾诚聘程颐为学正，程颐却以《谢吕晦叔待制书》婉拒。治平三年，吕公著再次上疏，请对程颐“不次旌用”（《吕申公家传.年谱》），他仍却之。神宗时，程颐在旧党中已享有很高声望，文彦博、富弼、司马光、吕公著和范镇等对他都很尊礼（冯忠恕《涪陵纪善录》）。
程颐是一位个性十分突出的学者，也是一位落榜不落志、自学成才的典型代表。
自从仁宗嘉祐四年，他在廷试不中以后，他发誓再也不参加任何形式的科举考试了，而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学术研究。他虽然尊崇孔夫子，但他对“学而优则仕”则不以为然。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未有意于仕也”。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青年时期的程颐即以学识品行名噪海内，四方之士从游者与日俱增。本来按旧例，程家世代为官，不说他的高祖程羽、祖父程遹，就是其伯父程琳、父亲程珦也享有荫庇子弟当官的特权。而程颐却不愿吃祖宗的老本，每次“任子恩”降临到他家，他均把机会让给了本家族的其他人，自己长期以“处士”的身份潜心于孔孟之道的研究，并且广泛招收了大量学生，从事讲学活动。后来，不少朝廷大臣多次举荐他当官，但他都以“学之不足”为由而“不愿仕”。
直到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赵顼去世后，年幼的哲宗赵煦继位，他才走上仕途。
常言道，一朝君子一朝臣。改朝换代后，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起用旧党，王安石集团随之土崩瓦解。于是，旧党新贵司马光、吕公著一起上疏，表彰程颐的德行：“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节，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其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二程集·伊川先生年谱》）称程颐是一位高标准的儒者，应让他出来做官，如此可以鼓励知识分子，使之以程颐为典范，便有助于形成良好的士风。于是，皇帝下诏，让程颐担任西京的国子监教授。
在《宋史》有传的1935人中，布衣入仕者高达55.12%。但他们入仕大都是在科举考试中金榜题名者。而程颐第一次落榜后，就发誓与科举绝缘，一心一意做学问，当然就没有功名。他以“处士”身份议论朝政，并帮助其父处理政务。
按说，一个没有功名的“老童生”，得到皇上如此重用，一定会感激涕零地领旨谢恩才是。哪知，程颐这位执拗公却极力推辞不就。
第二年，司马光、吕公著、韩绛等旧党显要，再次共同上疏推荐程颐，“以布衣受诏”，任秘书省校书郎、为崇文殿说书，其职务是教皇帝赵煦读书。当时的赵煦年仅十岁，司马光等人之所以极力推荐程颐教他读书，其目的是为了根除后患，让新皇帝今后不再奉行神宗赵顼的改革政策。
也许程颐知道伴君如伴虎的厉害，也许他想故意抬高自己的身价。于是，他先后以《再辞免表》、《辞免馆职状》（《二程集》P535-536）婉拒。
太皇太后也知道程颐的学品与人品，觉得他是一位难得的太师，于是她决定亲自出面聘请程颐。可是，程颐仍然不识抬举，竟然如同司马光一样，当面谢辞了高氏的要求。
接下来，当太皇太后执意要他就任时，他又屡次上疏《乞再上殿论经筵事札子》、《论经筵第一札子》、《第二》、《第三》（《二程集》P536-539）表达自己的心迹。对此，御史中丞刘挚认为，程颐如此讨价还价，太不像话，极力奏请皇上别用那个书呆子程颐。但在司马光的竭力举荐下，程颐仍然忸忸捏捏地上书《辞免崇政殿说书表》、《再辞免状》（《二程集》P540），在高氏几乎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之后，他才同意赴任。
程颐为什么竟能享那么高的盛誉，而屡次为名公巨卿们所推荐呢？
究其原因，除程颢的人缘与二程的学术地位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对宰臣们来说，他们能给天子找到这样一个刚正纯粹的大儒，以为是尽了自己的职责，为太平盛世添加了光彩。对程颐本人来说，既然自己是因为刚正纯粹，被朝野看重，就无妨再加大这方面的资本，进一步彰显自己不遗余力地宣扬“圣王之道”和以“帝王之师”自任的本色。
直到元祐元年（1086年）春，程颐才至京师开封，担任秘书省校书郎，随即召对，授祟政殿说书，八月又差兼判登闻鼓院。
像程颐这样的直上青云，在宋代是极其罕见的，这也正说明旧党对他的殷切期望。有起用诰词为证：“孔子曰：‘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吾思起草茅岩穴，以粉饰太平，……故加以爵命，起尔为洛人矜式。”（叶绍翁《四朝闻见录》）
程颐为人端庄严谨，但过于迂腐，常常与人较劲。
他虽然54岁才从政，但他一直关心国家大事，常常运用自己手中之笔，向皇帝上书奏章，参政议政。他18岁时，第一个上疏《上仁宗皇帝书》，陈述了当时的社会弊病，提出了“勿徇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的“应时而作”变革主张。却迟迟没有得到仁宗的批复，他因此感到无以“罄陈所学”。但他并不灰心，后来多次自己单独或代人上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