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华国锋与粉碎“四人帮”问题的专着（待出版）。为此收集并参阅了当时的文件、档案、报纸、回忆录，釆访了华国锋等90多个当事人。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他重点解决上海问题。他认为：只要制服“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其他都是小玩闹。因为各地的“四人帮”爪牙以上海最强，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都来自上海，他们在上海经营了10年。上海又是中国最大城市，中国工商财政重地，在中国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我将中共中央的决策和中央工作组的工作情况作为一个重点，对“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历史写了8万字。之所以能写这么多，是因为得到严佑民的支持。1976年10月，严佑民参加中央工作组，1976年10月20日到上海，负责公安、清查等工作，后任上海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上海工作5年。2001年7月1日病逝上海。重，他将的我，要我将历史地录来，传之后世。同时，介绍我顺利地访问到中央工作组、公安部的诸位领导和成员，如倪志福、彭冲、林乎加、赵行志、韩哲一等。但是有两个遗憾，一是，关于上海的历史，多有釆，只写字。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史实因缺乏材料而没有写清楚。
早在1977年春，江小华告诉我，在粉碎“四人帮”之初，中央派国务院的一些同志到上海了解情况，中央掌握上海的动向。后来，在陈锦华发表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2005年陈锦华在《国事忆述》一书中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在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之前，中共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各部委派一些人到上海去，以研究、准备197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了解社会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新动作，及时报告北京。谷牧副总理亲自同这些同志谈话。但是派出的第一批同志有多少人、具体姓名、什么时间到达上海他们到上海收集到什么情报等情况却无从查起，只好阙如。
2008年初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主办的学术讨论会上，我见到谷牧的长子刘念远大校，机会难得，向他请教。他说：奉党中央命令，1976年10月8日，谷牧派秘书曹大澄等八同志到上海。他侃侃而谈，介绍了谷牧与王一平的关系，曹大澄如何到王一平家取得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情报。他强调：这些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为解决上海武装叛乱、稳定上海乃至全国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是有功之臣，应载入史册。
写历史要有第一手的资料。我迫不及待地问：曹大澄在哪？他说：986年曹大澄带了几位青年到深圳、香港仓彳办华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定居香港，曾在香港的报刊上发表过回忆文章。什么时间发表在什么报刊上均不清楚。
2010年5月，在山东八路军研究会的会议上，再次见到刘念远。他当场介绍杨培青大姐，说：她与曹大澄住一个楼里。会后，我从杨培青处得到曹大澄的电话。我喜出望夕卜，经联系，急匆匆去釆访，受曹大澄热情接待。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及他当年写的5万多字的《余党末日》及回忆材料，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余党末日》登在1977年5月13日新华社的《内部参考》，这是《内部参考》破天荒头一次发表纪实文学。同时，编者按评价：这篇文章“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揭批‘四人帮’的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原中宣部副部长、理论界的前辈于光远在2002年8月16日个人网站上发表文章《我关心曹大澄的（余党末日）》。于老写道：
在我个人档案当中，一直保存有“本报通讯员曹大澄”写的《余党末日》。它从上世纪80年代初起，一直保存在那里。可是时间一长，就记不起是谁和为了什么原因送来的了。只是觉得其中有些史料，而且同1975-1976年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运动”有些关系，所以没有处理掉。由于我对粉碎“四人帮”前后的情况比较熟悉，我敢判断，文章中所写，基本上符合我所知道的事实。至少同我所知道的事实没有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写得比较具体，我想应该找到一个地方把它发表出来。否它就没，那，我就觉得可我当即决定和曹大澄合写一篇文章。
曹大澄又介绍一起到上海的战友王守家。王守家至今保存着派遣到上海时的4本工作日记，共13。5万字。曹大澄、王守家已是耄耋之年，回想起当时的情况仍然记忆犹新，颇有几许“地下”活动的手段，惊心动魄。
花了数年的时间，终于找到谷牧派出的第一批8位同志中的两位，找到历史当事人，得到第一手资料，大大丰富了我所写的关于解决上海问题的那段历史。我的喜悦如同久旱逢甘雨。当即决定根据这些资料及回忆，由我执笔和曹大澄、王守家合着一本口述历史，所涉内容是从1976年10月8日到1977年1月底王守家离开上海时为止。着手写第一章，即他们8人到上海的活动，从10月8日到20日，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所率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之前。在送曹大澄修改时，他提出不署名。第一章主要内容2011年8月在河南党史研究室办的《党史博览》发表。
但是写完第一章后，写作难以为继。一是，曹大澄于1976年11月初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我费尽周折又找到当年同去上海的陈裴章。他因病失忆。二是，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多是会议记录。他在工交组工作，到众多工厂、企业调研，记的是大量数字及专业用语。如何解读枯燥的会议发言、数字成为重要的课题。三是，第一章是叙事体，共3万多字，照此写法，目前资料难以支撑后面几章。四是，仅凭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难以反映出上海“四人帮”余党覆灭的全过程。
踌躇月旬，几经考虑，下决心写一本历史专着而不是资料汇编。从前述书稿中我拿出相关的7万字，将书中内容由1977年1月延长到1979年底清查工作基本结束。有了基本框架，再将王守家上海出差工作笔记及以前收集到的其他资料补充进去。苏振华的秘书丑运洲读完后，评价：当年的情节历历在目。
增加附录《大事记》，将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所记载的活动尽量列出。接受曹大澄的建议，增加了尾声，对书中人物历史全貌做一介绍。
王守家的上海出差工作笔记本很小，字迹小，难以辨认。我边录入，边写作，进展缓慢。在朋友的帮助下，请人输入电脑。第一、二稿错误百出。王守家冒着酷暑和严寒，以耄耋之年，一共校对了三次。在此基础上，我又校对一遍。随着校样越来越清晰，写作的速度也加快了。
本以为自己对这段历史基本脉络已经掌握，设想用一年半载即可完成，没有想到第一稿竟写了21个月的时间。其原因我对经济不熟悉，如何理解枯燥的数字颇费心思。其次，本书所涉及的是重大史实，时间长，头绪繁杂，变化快，人物众多。有的人经历曲折、起伏；有的关系错综复杂、情况变幻莫测；有的名不见经传，难以查证。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没有众多人物难以表现历史转折中的波澜壮阔。再者，我患直肠癌手术后初愈，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即使这样工作周期从最初的两三个月，逐渐缩短，甚至到十几天，就不得不休息数日。看材料，熟悉情况，谋篇布局，苦思冥想，绞尽脑汁。写作的最佳状态是一气呵成。因体力不支，不能痛快淋漓地写出而纠结，不断加重病情，不得不停笔。直到写作快结束，身体才渐渐好起来。在这种情况写出的是的。
2012年4月第一稿完成后，停了11个月。这段时间既是等待、休整，也是让自己从材料中跳出来，思索的过程。如同欣赏油画一样，不能只是近看，要站得远一些，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才能看得更清楚，找出毛病，发现问题。从材料中跳出来，冷上一段时间，再将脑中的材料重新认识、组织，如同牛的反刍一样，才会有好的消化吸收。
我认真地研究了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审读意见，2013年3月开始第二稿的修改。这次一共改了4遍。第一遍，在再次研究材料的基础上，割爱去掉枝蔓，删去与本书主题关系不大的内容，对材料进行提炼、精简，重新组织。删去第一章文学色彩浓的描写，以保证全书行文的一致，基本是白描手法。同时，增加了对“四人帮”揭发批判的内容。第二遍，因各节是按专题写的，修改大事记时，按时间顺序，将全书过一遍，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第三遍，前面的写作，也是对材料、全局的再认识。再将材料从头到尾过一遍。此时，原来没有看到的，现在看到了；原来看到的而没有引起重视的，此时发现了其价值；原来看到的而不知道该放在什么地方的，现在找到了恰当的地方。将材料烂熟于心之日也就是书将成之时。第四遍，从头到尾再顺一遍。即使这样，仍然会有挂一漏万。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写作是从微观到宏观、再由宏观到微观的反复过程。微观材料要准确、细密。才能保证基础扎实，不会失去正确的方向。即使如此，常常苦于概况既要言简意赅，又要准确，这就是功力。写作是不断思索的过程，只有理解了这段历史的内在联系，才能写出逻辑清晰、准确生动的历史。看起来改动不大，下笔千斤重，字斟句酌。
粉碎“四人帮”已过去近40年。在这近40年中，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的动乱。第二，由突出政治，政治第一，政治运动为主，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全党工作的重点，改革开放。第三，由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第四，执政党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转变为各阶级的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变化之快令世人瞩目。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很大，连语境也不一样了。现在40岁以下的人都不知道“文革”的复杂情况，难以想象曾发生过的种种事件，更不要说理解。有的不知道“四人帮”为何人，更不知道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何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人不知道“四人帮”的罪行是罄竹难书，恶贯满盈，本书所涉及的仅他们所犯罪行、错误的冰山一角。有人甚至对“四人帮”的错误、罪行提出质疑；不明白为什么“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为什么要对“四人帮”釆取隔离审查的方法；不清楚群众为什么夕口此恨他们，十年来同他们做不懈的斗争，一拨又一拨，前仆后继；也不知道粉碎“四人帮”后，为什么会举国欢庆，不用动员，群众自发上街庆祝。因而，需要重新审视历史，重新研究历史，重新回顾历史，以回答人们的疑惑。
书要让现在的人和后来者看懂。为此，需要相当篇幅介绍时代背景，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对特定历史的名词和人物加以注释。对当时的领导者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王一平、赵行志、韩哲一作了简要介绍，因篇幅所限，仅涉及与上海工作有关的内容。列举上海“四人帮”余党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这样才能看清与上海“四人帮”余党斗争之复杂、艰巨、残酷，斗争之惊心动魄，并不是像有的研究者所说“四人帮”上海余党是稀里糊涂就投降了。上海是“四人帮”发迹之地，他们在此经营了十年，将党羽安插在各个部门，企图把上海变成他们的根据地。当“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传到上海，这些“四人帮”的党羽绝不会束手就擒，一定会作乱。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一个原因，上海在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上海的工人，上海的人民，觉悟是高的，上海的绝大多数干部和工人群众是好的。
更重要，华国锋领导的党中央釆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方针。在1976年10月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利于大局稳定”，“要破得彻底，立得正确1。叶剑英概括为十个字（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
党中央指挥得当，只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北京，同时派八位同志于9日清晨到达上海。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上海最新动态，将徐景贤、王秀珍叫到北京，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工作。不费一枪一弹，没有发生流血，就解决了“四人帮”上海余党策划的叛乱问题，不失时机派出中央工作组稳定局势。
真是运筹帷幄，决战于千里之外，“不战而屈人之兵”。
这与党中央的领导分不开，也与在上海的第一线领导及中央工作组全体同志掌握政策的水平、领导能力有关。“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在上海经营了10年，他们和林彪集团在全市立案审查305225人，由于迫害造成非正常死亡10407人。事实证明96%是错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后在短短的三年内清查、批判“四人帮”，平反冤假错案、消除派性，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政策，调整建立领导班子，发展经济，工作量之大难以想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后人学习、借鉴。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28年处于秘密、地下、武装斗争中，许多重要的当事人牺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领导人一直忙于政务，没有机会写回忆录，即使写了回忆录，由于多年工作习惯，擅长做政治报告、工作报告、理论文章，所以很少有生动的历史细节叙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段历史已离现实政治越来越远，党史回归中国历史学传统的时机已到。这本书根据回忆、釆访、查证资料、实地考察，在场景、对话等细节上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尝试，希望得到同行的理解和指教。
书中的人物不少是我尊敬的领导、先辈，也有人人痛恨的历史罪人，因是历史着作，按照学术规范一律直呼其名，既没有尊称，也没有贬称。
历史着作的生命力在于言之有据。为了便于读者检阅，凡是已公开的档案，均注明公开书籍的出处。吸收别人的釆访、研究成果，都一一注明出，以他动的重。
照片由严晓藕、严晓梅、苏承业、苏承军、林新婴、林大建、许海宁、曹大澄、王守家、赵霄洛、王时驹、朱通华提供。鲁纪行、王竹、马震平扫描、整理。
丑运洲审阅第一稿，曹大澄、严晓江、苏承业、苏承军、许海宁、许海星、林新婴、林大建、赵霄洛、王时驹审阅第一稿部分内容。王守家审阅全书。得到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朱通华、韩钢、严晓彬、孙立众、周晓瑛、冯乔、陈菱的帮助。一并表示感谢。
感谢一切关心、帮助、支持过我的人，感谢为我服务过的人们。有的知道姓名，有的不知道。
最后，感谢读者。真诚希望他们能对我的书提出宝贵意见。因为最终，一本是在读的的。
李海文2015年2月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