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36小时后，谷牧奉令派出八人小组秘密飞往上海
1976年10月，北京最好的季节，天高云淡，气候宜人。可是今年不同往年，因毛主席于9月9日逝世，国庆节没有举行庆祝活动，人们仍沉浸在悲痛之中。1975年冬开始的“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使1975年整顿以来好的。人们，动，1967年1968年的。年，总理努力，费时两年才制止武斗，实现联合，各省市区相继建立革委会，局势逐渐平稳下来。而现在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等老一辈革命家都相继辞世，“四人帮”在中央占据重要位置，呼风唤雨，下面造反派又拉起山头，猖狂活动，华国锋能应付目前的局势吗？他能斗得过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不仅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有主席夫人的护身符，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中央常委，姚文元是政治局委员。因为他们三个人都来自上海，人们称他们为“上海帮”，毛泽东称他们为“四人帮”，但是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并没有对外传达，除政治局外很少有人知道“四人帮”这个称号。“文革”以来，“四人帮”先是在中央文革小组，将中央书记处取而代之。九大后进人中央政治局，一直在台上，在上海经营了10年之久，在全国各地都有爪牙，今天整这个，明天批那个，闹得大家没法工作，敢怒不敢言。周总理苦撑危局，扶大厦之将倾，心力交瘁，抱恨终天。对周总理尚且如此，“四人帮”更不将华国锋放在眼里。对于中央的斗争，大家焦虑不安，但是，只能静观。
10月7日晚上，王守家正在家里，接到国家计委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生产组组长袁宝华打来的电话：“守家吗？你明天上班时先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王守家从1959起担任袁宝华秘书10年，后到生产组工作，1970年任生产组所属的生产技术室冶金小组组长气他对这样的电话习以为常。那年他40岁，辽宁海城人，长春大学工学院毕业，194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人毛泽东青年团，195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在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中央重工业部、冶金部、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工作。
第二天0月8日早8时，他一进计委大楼就径直来到袁宝华办公室，看到除袁宝华外，还有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座。王守家心中一惊，谷牧副总理亲自召开会议，出了什么大事？是好事，还是坏事？1966年“文革”爆发以来，中国出了太多的突发事件，毛泽东刚病逝一个月，在这个特别的时期，他不能不想。他不动声色，找一个地方坐下。
很快又进来7位同志，这些都是王守家熟悉的。他们是：
58岁的徐良图，王守家多年的顶头上司，生产组副组长兼生产技术室主任，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文革”期间负责北煤南运、南粮北调和海运石油，解决濒临停产的钢厂、电厂等企业和人民生活问题，被称为“救火队”队长。
56岁的李景昭，原建工部副部长，国家建委核心小组成员，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46岁的曹大澄，1946年4月参加东北民主联军，1960年调到国家经委、国家建委任力、公厅副主任，国务院计戈起草小组运输处长，“文革”期间历届计划会议、经济工作务虚会简报组组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高个的干志坚，国家计委干部。195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到苏联留学，获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回国后任石油部勘探司工程师、石油科学研究院研究室副主任、石由部勘探司副总工程师、钻探钻头的专家。
王德瑛，194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国家建委燃料动力局负责人。
49岁的陈斐章，是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书法家陈秉忱之子，1948年5月参加革命，随军记者，参加过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西南，加人中国共产党。1954年在国家建设委员会、中南海、国家计委做秘书工作，担任会议记录。“文革”中到干校三年，此时任国家计委办公厅科长。
55岁的周力，老红军，1960年成立国家经委物资总局起任调度室主任。王守家见他进来有些诧异，他不是已回部队到总参工作了吗，怎么也来参加天的？天到什么？
这八个人有二三十年，甚至40年的党龄。长期在谷牧、袁宝华领导下工作，是久经考验、年富力强的干部。他们都是熟人，平时见面都要打招呼，讲个笑话。今天，大家一进来就感到气氛严肃，各自找地方坐下，互相点头算。
谷牧副总理见八个人都到齐了，首先宣布：昨天，党中央采取断然措施，把祸国殃民的四个人抓起来了！
其实是10月6日晚八九时把“四人帮”抓起来的，谷牧7日上午到玉泉山参加政治局会议获知这个消息，此时仍然沿用玉泉山会议宣布的“昨天”。谷牧并没有宣布四个人的名字，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这四个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大家先是愣了一下，很快鼓掌、欢呼。
谷牧等大家安静下来后，继续说：上海是“四人帮”长期巴持的地方，现在我们对上海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所以派你们八个人先去上海，执行秘密任务：了解上海帮派的动态，每天把上海的情况汇报北京。你们到上海以后，先作秘密串连工作，通过熟人、亲戚、朋友了解上海动态。你们要做好经受残酷考验的准备。这件事要高度保密，不许对任何人讲，甚至对老婆也不能讲，只能说到上海出差。你们对夕卜公开的任务是了解上海生产情况，了解计划完成情况。谷牧接着宣布，派遣小组的名义是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组，组长徐良图。
谷牧对曹大澄说：你到了上海去找王一平同志。因为他已经给王一平打过电话，要他注意上海的动态。
袁宝华对王守家说，你可以找上海科委的许言同志（袁宝华任中央重工业部钢铁局局长时，许任副局长）。
徐良图指定老部下王守家负责全组总务工作，要王立即到计委接待处订8张飞机票，越快越好。
王守家当即请接待处订妥明晨（10月9日）第一班飞机票。随后给上海市工交组值班室挂电话，告诉接电话的单永志：明天我们八个人到上海出差。7点4分起飞，8点半到上海。请你们到飞机场接机，并安排住宿。
此时，离粉碎“四人帮”仅仅过了36个小时。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参加中央打招呼会后刚从玉泉山回到京西宾馆。“四人帮”的上海余党因接不到马天水的电话，正在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打电话询问，还没有摸清北京的动向。
为什么派这八个人去上海呢？
王守家认为：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这国家建委的三人是谷牧提名。国家计委的徐良图、干志坚、周力、王守家、陈斐章五人则是袁宝华提名。
谷牧生于1914年，1954年从上海调国务院任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务院经委副主任，后成立第二届建委时，周总理点名谷牧为主任。曹大澄是综合处处长，负责整理文件，写材料。1964年建攀枝花钢铁厂时，谷牧找曹谈话，让曹担任自己的秘书。曹大澄委婉辞谢，说：我不是当秘书的料，说话直来直去，办事方法简单，有人说我“抗上”，会给首长惹麻烦，帮倒忙。曹大澄因此就当了不在册的“另类”秘书。谷牧长子刘念远一直认为曹大澄是谷牧的秘书。曹大澄爱好艺术，结交了几位老画家。“文革”中，着名画家黄胄受冲击，曹大澄将他藏匿家中避祸，还曾帮助李可染解决下乡女儿回京落户。因而被指责为不务正业，下放河南西华县经委干校劳动。两年期满，回城之后，依然我行我素。1974年“四人帮”批黑画时，曹陪谷牧到李可染、吴作人、李苦禅、黄胄家去看望，想方设法为这些挨批的老画家排忧解难。因“文革”前有一部电影《乔老爷上轿》，大家有时私下称谷牧副总理为谷老爷。
20世纪80年代，曹大澄到香港创办华艺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回京看望谷牧，谈起1976年派他们八人到上海一事，谷牧说他是奉中央之命安排的。谷牧特意和曹大澄、胡光宝合影留念。谷牧1976年10月7日的日记对此也有记载，收录于《谷牧回忆录》上午10时，到玉泉山，得知王、张、江、姚已隔离反省的消息，除了四害，真是大快人心。和我同时到达的是王震同志。我和苏振华拥抱了。华国锋同志讲了一句“我就不相信我们不能把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国家管理好”的雄壮言语。我受命组织三十人到上海了解情况。下午即找林、袁、顾、韩做了布置。
从玉泉山回来后，谷牧和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袁宝华、建委副主任顾明、韩光五人经过认真研究，确定了第一批八人名单。挑选这八个人的原因在于：各省市的计委（上海称计划组）、经委（上海市称工交组）、建委和物资系统对这八个管业务的干部都很熟悉。在每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上，都是他们和各省市打交道，平时也经常联系。他们到上海出差，大家都会相信他们是真的来抓计划、生产业务工作，不会怀疑另有秘密使命。
谷牧为什么交代要找王一平“接头”呢？
王一平和谷牧是山东荣成同乡，两人不仅同岁，还是山东省乡村第七师范学校（文登乡师）的同学，1932年同时参加革命。同年谷牧介绍王一平加人中国共产党。1935年底组织胶东暴动失败后，王一平连夜坐小船先到烟台再到北平，在辟才胡同找到谷牧接上组织关系。1936年4月30日深夜，两人同时被宋哲元的军警督察处逮捕，关押在府右街军警督察处看守所。出狱后两人一起到西安参加东北军学兵队。抗日战争时期，王一平和谷牧、李耀文、曹漫之被称为胶东四杰。谷牧任东北军一一二师工委书记、山东分局主任秘书、统战部长、华东局秘书长等职。王一平任山东军区第四师政委，三野二十六军、二十二军政委，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1952年2月，王一平转业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同时，任济南市委书记的谷牧也到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1954年谷牧调国务院任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兼建委副主任、经委副主任，因工作常到上海，和王一平一直保持联系。另外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爱字画、古董鉴赏，喜爱收藏，用现在的话说是“藏友”。他俩是几十年的战友，相知甚深。
1955年5月13日，开始清查胡风分子，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说成是胡风分子，上海市委紧急成立了“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肃反领导小组，由主持日常工作的市委书记陈丕显任组长，王一平任副组长。因彭柏山被毛泽东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党内的代理人，5月24日，《人民日报》公布胡风的第二批材料，点了彭柏山的名字。毛泽东亲自写编者按。组长看到《人民日报连夜召开会议，提出要拘留审查彭柏山。王一平认为情况尚不明，不能仅凭报纸上的一，点材料，就采取拘留措施，应即着手了解情况，而后再定如何处理。王一平立即组织人员调查、搜集、核实材料，自己调看了彭柏山的全部材料，经过缜密思考，认为：彭I白山在三十年代和胡风是一起在鲁迅的领导下工作的。抗战中彭到了新四军，胡在敌后，中断来往长达9年，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来往。从彭和胡风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由于文艺观点有分歧，关系疏远。没有发现彭和胡风有任何反革命行为或其他非组织活动。但是，因毛泽东亲自过问彭柏山一事，专案组批评王一平右倾。王一平将彭的材料放在桌子上说！是不是右倾，我说不清，以后再看吧，但是限时限刻要我把彭柏山搞成什么分子，我没有办法。初步审查的情况，我已起草一份报告，连同有关材料都在这里。”说着他把材料推到桌子的中间，说：“请市委另请高明巴！”辞去了组织部长和专案组副组长的职务。
1960年大力、城市人民公社时，上海市委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领导小组，王一平为组长。1961年上半年，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听取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汇报时，听到成绩尚满意。听到公社存在的问题，说有浮夸、强迫命令时，大发脾气，打断汇报。汇报的同志非常紧张，不敢讲下去，也不敢坐下来。这时王一平站出来说：汇报提纲是我和办公室工作的同志一起讨论的，有什么不当之处由我负责。他的话简单明了，但态度和语气是严肃的。柯自知理亏，逐渐平静下来。
事后，柯庆施并没有对王一平抱以成见，反而于1962年6月让王一平担任市委秘书长，1963年提升为市委候补书记，1965年3月提升为市委书记。表明柯庆施的政治胸怀和用人水平。虽然大家对柯重用张春桥很有意见，但是柯在老同志中威信较高。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组织夺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的党、政大权，王一平和其他市领导一起遭到批斗。随即被隔离审查，然后又被送往“五七干校”强迫劳动，交代“问题”。
一天，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马天水、王少庸突然到家中看他，表示只要他站出来揭发第一书记陈丕显就可以马上“解放”。王一平心里当然清楚，“解放”对他、对他全家意味着什么，但他说：我也是书记处书记，如果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有责任，绝不能由第一书记一人负责，再说我是分管干部的，现在上海那么多部、委、办、区、县、局的干部都没有“解放”，我现在“解放”是不合适的。马天水、王少庸是原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听到此话十分难堪。王一平如此“不识抬举”，大大激怒了张春桥。张春桥在一份“五七干校”的简报上恶狠狠地批示：“王一平劳动表现好，但思想反动。”
直到1971年王一平才“解放”。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一再过问下才当上上海市革委会的副主任。王一平对毛泽东指示都不盲从，对柯庆施都敢顶，怎么能看得惯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的做法、作风？他从不出席会议，更不去上班，主动提出分管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他多次率市慰问团，北上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南下云南、江西、贵州，深人田间和知识青年的集体宿舍，和他们一起劳动、座谈，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带去党组织对知青的关怀与慰问，帮助知青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不少知青成了好朋友。
他对“四人帮”、对马天水、徐景贤、王洪文态度明确，在上海工作时间长、影响大、威信高。很多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到他这来倾诉内心的不平，有困难的人找他商量、解决、排疑解难，许多人愿意与他谈心、他人虽坐在家里，对上海的情况却了如指掌。
谷牧的安排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么，谷牧为什么派曹大澄去找王一平呢？
曹大澄和王一平都因爱好中国书画而相熟。“文革”中，王一平在上海保护程十发、林风眠等一批老画家，批准林风眠出狱后去香港隐居。王一平到北京办事，必邀曹大澄陪同去拜访黄胄、吴作人、李可染、李苦禅等老画家。谷牧要曹大澄到上海先找王一平，即以书画往来掩护此行的真实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