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江苏省委内部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江苏毗邻上海，苏州是江苏省离上海最近的大城市，学习上海有地利之便。1967年苏州工人劳模华林森学习王洪文造反、夺权，将100多名区、局领导干部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和“叛徒”、“特务”，其中50余人被刑讯逼供，3人被毒打、迫害致死，10人致伤致残。华林森因与上海关系密切，“九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十大”当选中央委员。1970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3年任江苏省总工会主任。1973年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后，他更是处处听王洪文的，一切与上海同步调，从不把江苏省委放在眼里。1974年年初学习上海建立“第二武装”，自任领导组组长，在全市设立了21个“关押所”，8个“劳动教育学习班”，非法关押群众840余人，有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致伤致残。并搞突击提干、突击人党，扩展帮派势力，进一步篡夺许多单位的领导权。1976年1月25日、3月11日，数次向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要求解决江苏省委领导班子，还炮制各种诬蔑、诽镑党和国家及省委领导人的文章，铅印帮派刊物30期，耗用纸张40余吨，散发上海、北京、浙江、湖北、安徽、福建、河南7个省市。
1976年2月打招呼会后，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精神做了自我批评。华林森不依不饶，到处散布：“江苏省委陷得不浅”，“江苏的运动没有搞开，省委不肯转弯子”。转弯子的标准是“走资派转臭，造反派转香”。
不仅华林森与省委对着干，省委内部也产生分裂。江苏省委副书记、南京市委书记杨某原是部队军级干部，对形势作出错误估计，把宝押在江青一伙身上，一再扬言，省委在右倾翻案风中已经“陷得很深，走得很远”，向彭冲施加压力，逼省委转弯子。在他的鼓动下，省委办公厅的两名工作人员给彭冲贴出大字报，一时弓起轰动，使省委很难正常工作。省委为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召开党员领导大会，彭冲对起草讲话稿的同志说：“要把好关口，决不能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稿子要写得简短些，在大的方向晃一晃就行了。”并且向各地区的领导干部打招呼，要他们在复杂的形势下沉得住气。
在这种政治气氛下，3月5日上海《文汇报》在报道学习雷锋的题词时，删去周恩来的题词，就不是偶然的。人们都知道，上海是“四人帮”控制的，从上海的举动来观察“四人帮”的动向，看到《文汇报》删去周恩来关于雷锋的题词，马上联想到1974年批林批孔时，江青讲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批周公，因此认为这是“四人帮”的新动向，纷纷打电话、写信抗议，提出“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这便是“三五文汇报事件”。
3月14日，上海《学习与批判》第3期出版，又刊登上海写作班子负责人朱永嘉、王知常写的《从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这是根据2月份张春桥和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等在北京的谈话写的。
3月25日《文汇报》第1版登出报道《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因中央规定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不准，点名，“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实际上是指邓小平，群众自然认为“党内那个走资派”就是暗指周恩来。南京、杭州等地群众愤怒地把这两天的《文汇报》张贴在街头，刷出大标语；“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不能抹杀！”“《文汇报》反对周总理罪责难逃！”短短数日，给《文汇报》抗议的信件、电报420封，抗议电话1000多次。
这时《文汇报》社内互相埋怨，推卸责任。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慌忙向北京的“四人帮”汇报。王洪文说：“删掉总理题词算个屁事！”张春桥说：“不要批评报纸了。”姚文元说：“编辑不删稿子，那就不要办报了！这样的事多的是。”4月1日上午，马天水、徐景贤召开紧急会议，徐景贤宣布：”现在有人以《文汇报》3月5日、3月25日的报道大做文章，矛头是对着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这是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严重事件。我们不要受它干扰，继续深人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当日下午，徐景贤、朱永嘉和上海市革委会常委、学习与批步O负责人王承龙等到《文汇报》社，召开报社党委的扩大会议。徐景贤代表市委对《文汇报》社表示“慰问”、“致敬”。《文汇报》社某些头头原准备发“更正”启事，这下子腰杆子硬了，把从南京寄来的40多封抗议信交给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转送到南京、杭州，使不少群众受到打击迫害。
1976年的春天，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3月24日下午3时，江苏医学院中医系师生抬着花圈走出校门，挽带上写着“敬爱的周总理和革命烈士永垂不朽！”一路上群众不断加人，人潮涌向雨花台。人们终于找到一个表达自己感情的地方和方式。3月28日，南京大学数学系400多人，也抬着“光辉永照后人”花圈到周恩来战斗过的地方梅园新村。梅园新村纪念馆得到省委通知，热情接待学生。师生们的游行鼓舞了广大市民。3月29日南京街头出现大标语：“《文汇报》的反党文章是篡党夺权的信号弹！”“不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誓不罢休！”“打倒张春桥”。那天下午，南京大学300名学生们分成20个组，在开往全国各地的长途汽车、火车上刷大标语，一直到晚上。在火车站，大家一起振臂高呼：“打倒江青！”“把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张春桥揪出来示众！”“《文汇报》‘三五’、‘三二五’的文章居心何在？！”“揪出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警惕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上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慌了手脚，急忙派出大量民兵到上海近郊洗刷火车上的标语。标语是用柏油、油漆写的，一时很难刷干净。
彭冲在自己处境困难的情况下，默许、同情、爱护学生。在高校负责人会议上，他说：“要注意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劝阻学生的过激行为，不要造成不必要的牺牲。”他特别嘱咐南京大学党委书记章德，做好学生的疏导工作，不要激化矛盾。
南京群众上街纪念周总理，3月底出现反对张春桥的大字报，消息传到北京，3月30日，王洪文给《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鲁瑛打电话：你们在南京有记者吗？鲁瑛答：有记者。王洪文说：叫他们反映重要情况。南京大街贴出“打倒张春桥”的大字报，省委说没有办法。不是没有办法，是他们不管。第一，这个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是转移批邓斗争的大方向。他们是借着《文汇报》删稿，大做文章。别的报也可以删嘛！第二，你们的记者要深入到群众中去，深入到基层去。全省要批邓，自己不批邓，是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反到自己头上。你们记者要掌握南京的情况。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南京事件是因为省委有走资派，省委的彭中。
王洪文在电话中直接指出彭冲是走资派。
4月7日，天安门事件被宣布为反革命事件。彭冲看到天安门诗抄却说：“周总理在天之灵，也会感到欣慰。”他对公安厅长说，抓人要慎重，要注意分寸。对暂时收容审查的学生，他也关照说：要注意爱护他们，他们还年轻。
4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开会解决江苏省委的问题，将江苏省委、南京军区负责人召到北京来。华国锋和政治局多数是想稳定局势，帮助各省的主要负责人顺利过关，而“四人帮”则要兴师问罪，将抵制他们的干部打下去，支持造反派乘机夺权。
“四人帮”质问：“北京有个政治谣言公司，南京有没有？如果没有，那才怪呢？”并向杨某等人交底：江苏乱得不够，要派人去搞。实际上，通过“四人帮”在上海的亲信，已经派了人在江苏搞分裂，搞阴谋。
华国锋主持会议时，仍然话很少，冷静观察，看清楚江苏确实有那么几个人，听命于“四人帮”。知道彭冲对“四人帮”这一套很不满意，政治态度鲜明，对“四人帮”是顶的。他不动声色，记在心里。会议结朿时，华国锋向江苏的同志特别打招呼回去只传达四句话：“认真学习，深人批邓，认真追查破案，坚决镇压反革命。”
“追查破案，坚决镇压反革命”缩小打击面，只打击反革命。其实是从正面规定不准传达“四人帮”对彭冲的批判。
华林森在下边散布”邓小平不是一个人，是一批人，一层人。”“真正要查南京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后策划人只要三分钟就够了，彭冲到北京自首就行了。”
4月底，杨某到上海向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诉苦：“我在省委里是少数。”马天水一伙给他出主意“应该让华林森进省委常委。”他回到南京多次提出让华林森进省委常委，分管工业、农业。由于彭冲坚决反对，这个图谋未能得逞。
1976年4、月间，华林森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频繁地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联系接触。马、徐、王在和华林森谈话中，多次挑唆彭冲对点名邓不表态，省委是“没有江谓清的江渭清班子”，鼓动华林森到省委去闹。6月18日、10月3日，华林森给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为了给华林森鼓劲，马、徐、王还多次华林森攻击彭冲、攻击江苏省委的诬告信和所谓“材料”，转给江青、王洪文等人。
华林森从2月到9月，先后组织了53批、1100人到南京张贴、散发攻击省委的大小字报，到省委机关和南京寻衅闹事，甚至制造涉外事件，以造成国际影响。8月6日，博茨瓦纳总统访问南京，华林森派出大批民兵冲击省委和省公安机关，强占派出所，绑架民警，殴打工人。还绑架苏州地委书记刘锡庚，并在地委机关门口搭帐篷，砌锅灶，闹了两个月。接待全省各地帮派头目共130人，策动联合反对省委。江苏各地区造反派纷纷效仿苏州。南京、无锡、徐州的造反派一个个山头又树起来。
1976年六七月间，华国锋批准国务院在苏州地区召开南方水稻生产现场会议。在会上，陈永贵肯定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肯定抓革命促生产，对省委是很大的支持和鼓舞。而华林森等人诬蔑陈永贵的讲话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是以生产压革命”，“要追查会议的深刻的政治背景”，说陈永贵的讲话“不能代表中央”。
这个情况很快反映到国务院。华国锋十分清楚江苏的情况以及彭冲的困难境地。10月7日，专机接上海、江苏、山东、湖北省市的负责人和济南军区、武汉军区负责人到京，对解决“四人帮”问题分批打招呼。华国锋首先派人将彭冲接到玉泉山，说：”今天找你们来，告诉你们，中央解决了‘四人帮’的问题，你们听了一定很高兴。”华国锋接着说：“‘四人帮’到处串连，对江苏实际上就是要把你们两人搞掉。他们说江苏的南京反革命事件就是你们策划的。”汪东兴说：”彭冲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二政委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我们知道你们受‘四人帮’的欺压很深，因此先告诉你们。”第一批打招呼结朿，华国锋让江苏省委和南京军区的同志先回去。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慢慢由南京传到上海。10月9日晚上，知道马天水已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王秀珍答应到北京来开会，华国锋、李先念等中央几位领导人又找彭冲、许家屯和南京军区的两位负责人谈了一次。10日中午彭冲、廖汉生、丁盛等回到南京。廖汉生马上在南京军区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上海警备区部队根据南京军区的指示，做了调整和部署。保证了上海的安全。
严佑民说：“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华国锋说：“我们要留你”
对中央工作组人选，华国锋还提出一个人，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1975年华国锋出任公安部部长，抓紧解放干部，首先给几个老部长杨奇清、严佑民、凌云分配工作。这三人1968年初被关人秦城监狱，杨奇清、严佑民1972年秋出狱，1974年秋做了结论，一直没有安排工作。凌云1973年出狱后，也一直没有做结论。1975年8月7日，华国锋在中南海国务院会议厅找杨奇清、严佑民、凌云谈话。
严佑民写报告要求离开公安系统。华国锋对他说：“我们要留你。”华国锋为什么会这样讲？
“文革”前严佑民任公安部副部长兼国务院内务办副主任，谢富治是主任。“文革”起来后，内务部群众分两派，一派要打倒内务部部长曾山，一派要保护。1967年10月，为了保护曾三，要查清他的历史，经谢富治、康生等批准，派科长孙宇亭到中央档案馆看档案，但没有让他抄回来，他自作主张抄了回来，摘抄了毛泽东等圈阅过的电报。这件事被认为是盗窃中央档案馆档案。事发后，原要抓孙宇亭。谢富治、吴法宪等都在人大会堂审孙宇亭，这时严佑民站起来说：“前前后后的情况我都知道，是经过我批准的，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谢富治说：“你承担得了吗？”严佑民说：“承担得了、承担不了，都应该承担。”严佑民被捕后，没有人敢再整曾山。这样严佑民被关进监狱，孙宇亭去了干校。
在此之前，谢富治找严佑民谈过此事，当时就问：是你坐荦，还是我坐牢？！“文革”前秦城监狱是由公安部管的，严佑民当然清楚坐牢的滋味，以及给夫人、孩子带来的后果。在关键的时候，他挺身而出，承担了责任。
1972年严佑民出狱后，孙宇亭去看他，说：“严部长，你为我坐牢……”内心十分不安。严佑民说：”我坐牢，中央有人替我说话，还有出来的那天。你坐牢，瘐死狱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