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佑民1935年10月高中时参加共产党。1937年4月参加红军。1939年4月和王新波共四个人一起从延安出发到大别山新四军处。他们化装成战士，将介绍信封在蜡丸里，上千里路基本步行。为了不牵连家人，大家都要改名。正在翻山越岭，他随口说：“我就叫岳岩吧”。一直到抗战胜利，才改回原名。
1967年4月，周总理批示要成立中央专案办公室，每个专案都由中央的政治局委员负责。办公室主任是汪东兴，副主任是严佑民、戚本禹和萧孟。严佑民负责日常工作，那时只有彭真、杨尚昆等几个专案。他在狱中写的自传这样说“4月间，中央调我到专案办公室工作。是个不管专案的专案办公室。我在汪东兴领导下，做了一点人民来信的处理工作和不属于专案组的事，又为专案服务的工作，个别专案组的领导委托办的具体事。所有这些事，我都有报告请示，凡是领导批办的，我就积极地办，领导没有批的就不办。对于来信中的问题，属于专案的，即转给各专案组处理，不属于专案的重大问题，由于我对中央的许多事不了解，就把材料摘要，注明来源，抄好送汪东兴处理。我自己没有向中央直接送过材料或报告。由于搞专案是一个机密工作，我在专案办公室时，同外界的各种组织一概不来往。”
康生在党内号称理论家，人称康老。在延安时严佑民听康生讲过课。在专案组，第一次谈话，康生给他讲《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康一边看着书，一边指着书上批的字对他说：”这个，我是1929年批的；这个，我是1939年批的；这个，我是1949年批的。”他看康生讲得那么耐心，就说！康老，我们那些年轻人搞专案不大懂，以前没搞过这些事情，你可不可把他们召集起来，讲一讲。我以前看过您讲的一个9条方针内容，审干时讲的，我没记录，我看您能不能讲讲这些？”因为这9条是讲政策的，与“文革”中的“打倒一切”做法不同，从这次谈话后，康生再也没再找过严佑民，也不与他接角虫。开会也不叫他，中央文革开会他一次也没去过。
他提醒同去的公安部另一个副主任，说：“历史有经验教训，情况复杂。你是管具体工作的，无论女卩何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否则我们要受历史的惩罚。延安整风有教训，毛主席曾敬礼赔礼道歉。”这个人听不进去，说：“现在是立功的时候。”
1972年9月严佑民出狱后住在木樨地政法干校西小楼。西小楼前面有个学员一部楼，是幢彳艮大的四层楼房，住的人都是陆续从监狱里放出来的，从副部长、局长到处长、科长，甚至一般干部都有，住了几十家。这些人出来后，没有工作，住得近，经常串门交换情况，议论政事。他们讲和专案组斗智，专案组提出刁钻古怪的问题，既可笑又可气。谈到结论，最常用的八个字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审查五六年，没有审查出任何问题，可就是不给平反，还要让他们正确对待组织，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运动。
反击右倾翻案风后，这些干部又一次受到批步，甚至有的失去工作。1976年8月，严佑民到北京医院看望杨奇清。杨奇清用手势比画着，轻声告诉严佑民：两边都做好准备了，就等他（主席）逝世后动手。杨奇清从1949年公安部组建起一直是副部长。1968年1月将两人一起抓到秦城，杨是6844号，严是6845号。1972年秋一起放出来。1975年华国锋一起找他们谈话，分配工作。杨在监狱里挨打受了伤。从秦城监狱出来就直接被送到医院，1978年病逝。他和严佑民共事多年，了解甚深，才敢这样说。
果不其然，毛泽东逝世不到一月，10月6日中央就解决了“四人帮”问题。8日，严佑民从公安部副部长于桑给他的一份文件上没有看到“四人帮”的名字，断定他们已被隔离审查。
9日，严佑民进人中央专案组办公室工作。成立中央专案组是10月6日抓“四人帮”的当晚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专案组由华国锋亲自挂帅，成员是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下设办公室由汪东兴、李鑫负责，严佑民、于桑、武健华、周启才，任子超、王志民为办公室成员。会后，华国锋写下手令：要严佑民等人到中央组织部调阅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四人的档案。
严佑民到中央专案组工作刚三天，10月12日，他的亲戚《光明日报》社长莫艾受到审查。严佑民一向严守纪律，对党忠诚老实，向汪东兴如实汇报。汪东兴问：你们来往多吗？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干部，生死之交的战友之情远远超过亲戚。所以汪东兴这样问。严佑民如实回答：我们是亲家。汪东兴无不遗憾地说：那你自己找国锋同志说去吧，我来安排时间。
这样严佑民被派往上海，让他离开了在北京的专案组，既实行回避，又可以发挥他的才干。
余秋里推荐林乎加，谷牧推荐韩哲一、王一平、杨西光加人中央工作组
10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中央工作组到上海，13日彭冲进京，中央政治局定下日后上海工作的大政方针。从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人，大家简称为苏、倪、彭，根据中央的部署，研究文件，研究接管上海的主要问题，并挑选工作组的主要成员。他们住吃在玉泉山4号楼，连日工作。
苏振华派倪志福到国务院了解上海情况，谷牧推荐了原华东局书记韩哲一、王一平、杨西光三位。倪志福到国家计委找到余秋里，希望他推荐一个懂经济工作的副主任。余秋里非常支持，推荐了林乎加。
为什么推荐林乎加？第一，林乎加“文革”中表现非常好，不推倭，对“四人帮”斗争坚决。第二，林乎加是懂经济的一把好手，业务好，能力强。第三，林乎加在浙江工作时间长，如果上海需要浙江支援，林乎加就地联系很方便。
60岁的林乎加是山东长岛人，14岁当学徒。有一次背钱（铜板）上楼，不慎跌倒腿骨折，而医生又接骨错位，从此留下残疾，走路有一些瘸。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达到高中文化。1937年加人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12月参加了天福山起义，拉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序幕。林乎加由此认识了王顾明，由相识而相爱。1939年，林乎加调到鲁南任鲁南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从此两人天各一方，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才相会。两人等了六七年，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两个人对婚姻的坚贞不渝传为佳话。
杨西光1915-1989)，安徽芜湖人，大学文化程度。1933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北平等地从事学生运动。1937-1940年，在东北军做中共党的秘密工作，任中共特支书记。1941年起，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工作，后任华东军区军官总团教育长、副政委。上海解放后，曾任市军管会驻同济大学军代表。1950年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福建日报》总编辑，复且大学党委书记，《解放日报》总编辑，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教育卫生工作部部长、书记处候补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迫害。1975年任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起，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系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南下，林乎加一直在浙江工作，曾任书记处书记，负责全省农业工作。1965年，组建国家小计委，毛主席亲自点名，让林乎加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
1967年1月全国夺权，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林乎加。林乎加明知回到浙江凶多吉少，仍说，我在浙江工作了这么多年，管农业管了这么多年，我要回去，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他回去后，多次挨斗。他对孩子说：我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把浙江省的各个县者卩跑遍了。这次我又把浙江的各个县都跑了一遍。浙江和上海相邻，浙江的造反派对王洪文言听计从。林乎加对“四人帮”的胡作非为，非常反感。
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调整政策，解放了一批干部。1972年林乎加回到北京任国家计委任副主任，一心一意辅助余秋里抓工作。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1975年11月，批邓后，《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成为被“四人帮”批判的三大毒草之一。计委成为批判的重点。1975年5月余秋里发现心脏病，11月到广州休养。林乎加开始主持计委工作，天天与造反派周旋，既不能不做检查，也不能检查得太多。
62岁的韩哲一是苏振华的部下，1939年苏振华到冀鲁豫时，韩哲一任边区支队战地工作团团长。韩哲一1932年到苏联学习时加人共青团。1934年回国收集日军情报，不幸被捕。因为找不到证据，被判“非法人境”罪坐了三年牢。出狱后，在河北南宫参加八路军，1938年加人共产党。1943年任冀鲁豫边区政府工商局监委，从此一直做经济工作。1953年到国家计委任副主任兼国家物资总局局长、国家物资储备局局长。1958年，毛泽东在中南海西楼听汇报，提出一些具体问题，韩哲一连小数点以下的数字都讲得清清楚楚。毛泽东微笑着说：“以后就称‘韩材料’吧！”从此他“韩材料”的外号在党内不胫而走。
1960年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韩哲一调上海任华东局候补书记，1965年任书记，负责华东地区工业交通工作。华东局有12个书记，均是各省、市和军队第一把手。1964年春，华东局第一书记柯庆施因肺癌开刀后一直在广东养病，1965年病逝。韩哲一和魏文伯两人主持华东局日常工作。1966年11月，王洪文所在的“工总司”等造反派数百人冲进安亭火车站卧轨，使南北大动脉瘫痪30多个小时。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来明码电报，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来电话要他处理安亭事件。就在他和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杨S劝说工人回单位“抓革命，促生产”时，张春桥却另在文化广场签了字，同意“工总司”的五项要求。1967年1月，由张春桥、姚文元策划，徐景贤、王洪文夺权，韩哲一被打，随后隔离审查四五年之久。
张春桥为什么要打倒华东局的书记，撤销华东局？江青到上海来搞京剧改革时，张春桥是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1966年3月杭州会议决定张春桥任华东局宣传部长。1966年春，张春桥进人中央文革小组后，说小组别的成员都是各个中央局的书记，言下之意是华东局应该让他当书记。韩哲一和魏文伯召开华东局书记处开会商量，江华、江渭清、叶飞、许世友等8个书记从南京、杭州、合肥等地赶来参加会议。许世友问张春桥是干什么的？我怎么不认识？”江华也明确表态说不行。大家认为，中央局的书记都是中央任命，哪能个人提出？这样张春桥没能当上华东局书记。为此，张春桥出了许多坏主意，要打倒华东局书记，撤销华东局。
周恩来总理每次到上海者卩询问韩哲一的情况，并提出要他出来抓华东地区的工业生产。张春桥、马天水这些人就是不落实，一直拖到1973年才解除韩哲一的隔离审查，下放干校劳动。1975年才安排韩哲一到上海市革委会综合计划组工作，当第四五把手的副组长，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权。
进驻上海前在人民大会堂的一次紧急会议
中央工作组人员确定后，从中央各部和国务院抽调的人员，由中央办公厅下发通知。苏振华、倪志福则分别通知从海军和北京市抽调的人员。
10月19日傍晚，海军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分社社长车文仪正准备吃晚饭，忽然接到海军王昕副政委的电话，通知他接受新任务。10月20日凌晨，严佑民突然接到电话，要他20日上午到人大会堂开会。
20日上午10时20分，车文仪赶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参加会议，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外，还有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毛联珏以及海军的张寿华、苏振华的秘书丑运洲、倪志福的秘书张不知等十余人。
苏振华穿着洗得很干净的布质海军制16，一头短银发，神情严肃，看着手中的名单。因为工作组成员大家互不认识，苏振华规定点到谁，谁就简单做自我介绍。林乎加、严佑民、毛联珏、车文仪一一自我介绍。倪志福、彭冲手里也有一份名单，一边看着讲话人，一边做着记录。
介绍完毕，苏振华宣布“‘四人帮’虽然已经被捕，但上海的党政大权还掌握在‘四人帮’的余党手里。他们正蠢蠢欲动，要出大事。出了大事就会影响全国。所以党中央决定立即派一个强大的工作组去上海接管党政大权，领导是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座是工作组成员。”
苏振华要求“这次是在特殊情况下去上海执行特殊任务，大家要有艰苦奋斗、连续作战的思想准备。我们这次到上海的方式、时间都是绝对保密的。中央认为，为了防止‘四人帮’余党狗急跳墙，必须严防不测，所以在通知各位来开会前都没有讲会议的内容。我们去上海也没有通知‘四人帮’余党控制的上海市委，专机是中央派的，接待的是海军上海基地。会后请大家回家带上洗漱用具和换洗的衣16，下午1时去南苑机场待命，何时起飞，中央将视上海的情况而定。”
严佑民匆忙中来不及和家人告别，回家拿东西时，就给夫人林轩留下一张条子，上面只有几个字“我到上海出差。”下午1时，大家准时赶到了南苑机场。专机已在待命，随时准备起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