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工作组连夜找马天水等三人谈话，接管康平路上海写作组
10月20日下午2时，上海群众自发组织了一次以工人为主的100万人声讨“四人帮”大会，有200多个单位参加。4时余结朿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机关干部并将徐景贤、王秀珍等拉到会场内“勒令”他们低头认罪，老实交代问题。王洪文的一帮“小兄弟”也被群众“揪”了出来。
市委内部的大字报集中在3个人身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工交组内部从16日开始贴出揭发“四人帮”的大字报，矛头对准黄涛、陈阿大，财贸组则对准黄金海。
工交组对徐良图八人的态度也开始大变。10月20日下午，工交组生产组的副组长唐光煊等9人，主动到衡山饭店向徐良图等汇报工作。唐光煊说：最近形势好，不但起来很快，而且态度好。各局、组一致要求向中央发电报，请求接管。下面揭发比上面揭发得快。“四人帮”的阵线打乱了。昨天，高校大会上，徐景贤还叫姚文元称同志。黄涛在计划座谈会上追“风源”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已揭出来了。老的工作班子不合适。对我们自己思想、问题也应很好清理。
1967年各地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后，政府机构和名称都不统一。唐光煊介绍上海工交组下分六个组：秘书、生产、计划、军工、基建、外经。他还详细地汇报1一9月的生产情况。特别汇报了10月上旬，中央两个文件和15号决定发布以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开以后，群众积极性大增，生产大发展。他还给出了一组数字，汇报的内容十分详尽，一共用了三四个钟头。徐良图十分重视，最后商定，工交组生产组各个部门分别汇报，安排如下：21日（星期四）基建；22日（星期五）燃料、运输；23日（星期六）物资；25日（星期一）电；26日（星期二)外贸、清仓；27日（星期三）大城市规划但是由于形势发展很快，这个计划未能执行。
但也有一些王洪文的小兄弟不甘心。10月15日上午，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戴立清到轻工业局，见马振龙等人，就说：”不要跳，急是没有用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急，而是要头脑清醒，该做些什么呢？对打招呼会议的材料，要进行分析，有些什么问题要提出来。可以找几个人对提出来的问题进行有充分说理的批驳。可以找几个可靠的人做工作，也要他们帮助做一些群众工作。”
就在徐良图20日下午在上海衡山饭店听唐光煊等人汇报时，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毛联珏、车文仪、张寿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秘书丑运洲、北京市委政策研究室的石建增、张不矢卩（倪志福秘书）、司法局孙常立、警卫参谋朱明章、甄胜发、301医院医生张湘英、护士长周亚爿，共18人正在北京南苑机场待命。因上海正在举行以工人为主的百万人声讨“四人帮”大会，中央密切注视着上海动向，待4时大会结朿后，到下午）时30分中办才通知：飞机4时46分起飞，预计晚上6时到达。海军上海基地已做好了迎接中央工作组的准备。上飞机后，苏振华的秘书丑运洲说：上海基地的汽车有限，宣布坐车的编组。苏振华爽快地说：“我和志福、彭冲同志坐一辆车吧”
飞机按时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机场正处在严密的戒备状态中。上海市警卫处长康宁一、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早守候在机场大楼。局势诡谲，康宁一、李彬山也想乘此机会在暗中观察窥探一下，中央派来的是什么人？但他们不敢登机盘问这时，海军基地的小车队飞快地驶进机场，一字排开停在专机旁边。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带着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登上飞机，向苏振华敬礼问候：“政委，我们来接你们了，迟了一步，对不起。”
苏振华紧张的心情这才放松下来，招呼大家：“同志们下飞机吧！”
杜彪、康庄十分抱歉地说：“我们基地小车不多，全调来了也不够用，只好请首长们挤一挤了！”
苏振华连忙说：“不要紧，不要紧。”
按照事先的编组，三四人不等，挤坐一辆车，飞快驰离机场，穿过沉沉夜色，直奔海军上海基地司令部驻地。
车队在前面，康宁一和李彬山在后面跟着。他们看是东海舰队的车牌，不敢妄动。后来，彭冲说：”当时是有点惊险色彩……但他们捞到消息这么快，抢先一步到机场武装监视我们，说明他们情报系统很灵，不可小看。”工作组一到达水电路海军基地，马上开始紧张的工作。首先，通知上海警备区司令周纯麟、政委李宝奇、空四军政委武占彪迅速到基地来。电告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明晨赶到上海，研究稳定上海局势的有关问题。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和林乎加、严佑民等一边吃饭，一边抓紧时间听海军上海基地司令员杜彪、政委康庄的汇报。饭后，除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外，其他人都出动执行各自的任务。
林乎加立即和徐良图联系，让他通知王一平速来见面。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林乎加和王一平就在一个地区工作，互相认识。此时此地，老战友会面格外亲切。林乎加介绍中央派出的中央工作组，传达中央精神。徐良图、王一平则汇报当前上海的情况。从此，徐良图、王一平经常到海军基地来开会。
严佑民带人到康平路147号、141号写作组，封锁房间，搜查材料。他说：一片纸都要保留。写作组的几个核心人物从11日就开始烧材料。20日工作组的进驻，结朿了上海写作班子的工作，为揭发“四人帮”收集了大量的材。
周纯麟、李宝奇、武占彪相继赶到海军基地。海军基地招待所后楼的临时会议室，既没有沙发，也没有会议桌，只有几把棉布蒙着的靠椅。于是在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的座位前放了一张长条的矮茶几，权当桌子。工作人员都坐在依墙而放的椅子上，由苏振华的秘书丑运洲做记录。苏、倪、彭和周纯麟、李宝奇、武占彪谈话结朿时，已是下半夜3点。
苏、倪、彭听了各方汇报后，得出结论：现在上海的形势总的是好的。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工业生产、市场供应、交通运输、供水、供电基本正常。社会秩序也是好的。当前，影响运动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市委领导已经瘫痪，主要领导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在群众中已威信扫地，说话没有人听，失去了领导运动、控制局势的能力。
虽然已是21日凌晨3时，为了防患于未然，苏、愧、彭决定马上找马天水话。
自19日深夜马天水给中央发了第二次告急电话后，一直坐卧不宁。20日晚，他得知天黑时北京来了架专机，被海军车队接走了。深夜，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中央已派出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同志为领导的中央工作组，今晚到达上海，将由他们同你们联系。”此时，一接到苏振华的电话，赶紧来到海军基。
马天水体态臃肿，故作镇静。20日下午，马天水参加群众大会，接受群众批判揭发，表态时，群众有两次鼓掌。他陶醉在这两次鼓掌中，认为没有过不去的难关。看见会议室如此简陋，便说！你们怎么住在这里？可以住锦江饭店，也可住兴国路，那边房子者卩空着，条件比这好。”
苏振华没理他的唠叨，当即宣布！马天水同志，党中央根据上海情况和你们的要求，为了稳定局势，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决定派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工作组由我们三人领导，希望你打起精神，把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和中央16号文件传达贯彻好！现在请你把从北京回来后，你们做了些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给我们谈谈。”
马天水精神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说：现在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难以控制局面，难以工作，今天下午的揭批大会有上百万人，我们去参加了，不让我们发言，搞得很狼狈。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16从你们的领导。
苏振华立即郑重地告诉马天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力、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丰卜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倪志福、彭冲也明确表示：中央的方针、政策十分明确，在北京你们都直接听了，作为上海市委负责人，该怎么办你当然清楚。
马天水这时仍极力表白和推脱，还想工作组推上第一线，乘机逃脱责任。
谈话结朿，已是10月21日凌晨5时了。
丑运洲边做记录边整理，谈话结朿时，他已写出报告，当场念出来，核实、批准后，马上用保密电话向中办值班室报中央。为及时向中央报告上海的情况，他每天工作结朿后都不能休息，常常是连轴转，最后累出心脏病。面对上海如此复杂的情况，苏振华深感和1949年进驻贵州的情况类似。那时面对的是国民党作最后挣扎的残余势力，是国民党隐蔽下来的特务、顽匪，是地方割据的土匪、恶霸。现在面对的是“四人帮”长期经营的巢穴，是“四人帮”一批穷凶极恶的余党，是一比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末途流氓、文痞。稍有不慎，局面失控，将陷上海于乱局。他必须摸准情况，做出正确决断，以确保中央方针的完全实现。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与廖汉生、张挺谈话，向王一平、韩哲一了解情况和马天水谈话后，苏、倪、彭稍事休息了几个钟头。10月21日上午，和从南京赶来的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副参谋长张挺商谈。
苏振华提出，鉴于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贼心不死，蠢蠢欲动，请南京军区继续加强戒备，特别是江苏、浙江一线的部队要保持高度警惕，海上情况由海军负责。请廖汉生警告上海警备区4个参与武装叛乱阴谋的人，悬崖勒马，立即停止活动。将上海警备区那4个与武装叛乱活动有牵连的人立即调回南京。请南京军区另外抽调人员到上海，协助中央工作组，重点保证不出。
廖汉生政委当即决定由张挺副参谋长留在上海，并抽调一些人员协助中央工作组抓好警备区、战备工作，以保证上海不出乱子。
很快，上海警备区常委、副司令杨新亚，师长李仁斋被找来谈话。他俩交代了10月8日深夜，徐景贤向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党委常委、副司令张宜爱和李仁斋了解部队动向、兵力的情况；徐景贤写的手令内容；王秀珍对杨新亚、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说“可能出事，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我们军民要联合作战”等情况。
林乎加、严佑民则在21日上午找先期到沪的同志开会。林乎加对陈锦华讲，苏政委（指苏振华）的意见是，让你去上海市委写作组，你要在那里深挖“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的阴谋。第二天，林乎加通知陈说改变决定了，要他去市革命委员会文教组，先党政大权夺过来。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则随时听林乎加、严佑民的汇报，掌握工作进展情况。
21日晚7时15分，苏、倪、彭第二次找马天水谈话，这次要徐景贤、王秀珍一起来。
苏振华说：“10月24日北京要召开百万人大会，全国各地都要开这样的大会。根据中央的统一部署，我和倪志福届时回北京参加全国的庆祝大会。彭冲回南京参加江苏省的庆祝大会。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已久的基地，开好这个大会尤为重要，对全国影响很大，你们一定要同全国人民站在一起，开好这个大会。这对你们也是最好的考验。你们回去立即召集常委、区县局干部议一下，这个会怎么开，能不能开好。
马天水三人说，召开大会，群众不来，来了就起哄。他们已经无法领导。
苏振华告诫说：上海市委在“四人帮”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要揭发、要交代、要检讨，但是先要办好这件大事，24日以后再搞市委本身的揭发交代检讨。现在你们要振作起来，把工作抓起来，不要搞什么“合法”斗争。又强调说：要注意政策，对于在“四人帮”问题上所犯严重错误，市委要为下面承担责任，不要搞层层揪斗。不要搞跨行业串连，要弓导广大群众按系统在本单位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揭发批判。
倪志福指出：要注意政策，要注意正面引导，按中央指示力、
彭冲严肃要求说：4日的大会，一定要开好，这是大局，市委的揭发交代检讨下一步再搞。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北京回来后，思想并没有转过来，没有原原本本迅速传达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到10月17日，才把自称“是从兄弟省市抄来的”10月7日华国锋讲话、8日中央领导讲话和打招呼提纲一并作为市委正式文件印发基层党组织。这些材料错误百出，有很多篡改和歪曲，例如将毛泽东批评江青“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删掉不传达，将华国锋对“按既定方针办”的批评“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篡改为“张春桥批了暂时不要下达，我（指华国锋）考虑也有道理，不要引起纠纷”，故意制造混乱。对10月8日中央出版毛泽东选集、建立毛泽东纪念堂两项重要决定，不但不组织群众学习，反而说这是“华国锋上台后要树旗帜，笼络人心”，是“捞稻草”。因为有这些表现，他对中央工作组到上海十分紧张。王秀珍一见到徐景贤，竖起自己两手的大拇指对碰了几下后说！对头来了！有的斗了！”徐景贤马上打断她的话，连连说！不要瞎说了，不要瞎说了！”在群众大会上，王秀珍只讲过程，空洞承认“我要负责”、“我有罪”，涉及具体问题却推说“不知道”、“不清楚”。她知道中央工作组来了，再这样推脱是过不了关的。而徐景贤之所以这样回答不是偶然的。19日他在16所大学高校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像是做大报告，又像是演戏。回来后，他向马天水、王秀珍其他常委介绍经验道！上台去要低下头来，要靠边站。”徐景贤是摇羽毛扇式的人物。
这时，这三人一边听，一边急于表白自己，想继续搞“合法”斗争。王秀珍因和倪志福一起去智利访问时当过副团长，对倪志福还表示出一种特别的“热情”。倪志福当即指出：王秀珍同志，当前你主要的是按中央指示的方针办事，做好工作。
这次谈话，他们交代了8日策动“一级战备”的过程，徐景贤交出了他在8日写的两次手令。王、徐强调说，他们从北京回到上海时，王洪文的秘书萧木、廖祖康准备把他们抓起来，了解他们是否投降了，如果投降了，也要用他们的名义发动武装暴乱。还谈到12日朱永嘉、陈阿大、黄金海等人的表现。谈话中，他们对自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仍在极力表白和推脱，还想把工作组推上第一线。
当时上海有1000万人口，有650多万工人、师生、干部、部队走上街头游行，22日达到高潮，一天达150万人。口号声、欢呼声响彻云霄，鞭炮声、锣鼓声传遍浦江两岸。从清晨到深夜，千千万万的工农兵和各界群众，由各级领导干部带队，抬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高举红旗，手持花朿和彩带，纵情欢呼。《国际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东方红》激荡在整个城市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