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撤销张春桥、文、文上海的党，有撤销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职务，开会还要这些人参加，也弓起一些群众的不理解甚至不满。这种做法与“文革”中的做法截然不同，“文革”爆发以后对当权派不管是否有错误，不管错误大小，通通打隹彳，“一月夺权”更是将原有的省委、市委各级党委机关干部通通赶走，连刚分来一年的大学生，打字员、司机都不能幸免，革命委员会完全是另起炉灶。江青曾说：成立一个精干的小班子，自己拉出来，根本拉出来，不再和他们沾边。搬出原有的办公地点，到宾馆办公。她这番话想表明革委会就是新政权，要与所谓的旧政权戈清界卩艮，形成打倒一切的局面，达到改朝换代，以至于全国用了近两年的时间才成立了除台湾外的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在两年无政府主义状态下，出现了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
现在既要巴马、徐、王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揭露出来，又要找他们在一起开会；既要彻底改组马、徐、王为核心的原上海市委领导班子，又要继续使用市委工作班子。这真是一场复杂而特殊的斗争！
10月27日，中央任命电报到达上海，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名正言顺地进驻康平路市委机关，中央工作组的林乎加、严佑民等人因尚无任命正式职务，只能列席常委会。
当晚，上海展览馆宴会厅灯火通明，全市部委办、区、县、局400人的干部会议在这里召开。这是苏、倪、彭第一次在全市干部面前亮相。人们早早来到会场，气氛格外严肃。
8时，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走上主席台，徐景贤、王秀珍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马天水犹豫着不知坐在何处为好。苏振华回过头来喊了他一声，他赶快坐在第一排。因为中央的任命没有公布，会议仍由马天水主持，他知趣地只讲了三句话，说！我们今天开一次重要的会议。我们热烈地欢迎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同志到上海来主持工作。现在我们热烈地欢迎苏振华同志传达中共中央的重要通知。”这是马天水最后一次主持会议。
苏振华穿着布质海军制服，一举一动，均显示出军人威严。他讲话干脆，观点明确，满怀信心。他宣读了中央对上海新市委的任命，引来会场一。
苏振华等会场安静下来后说：“今天，我们主要是跟大家见见面，经过与倪志福、彭冲同志商量，讲点不成熟的意见。”
他首先肯定“连日来上海人民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上街游行，举行集会，贴大字报、大标语”的行动。然后指出“上海市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上海市，是一千万人民的上海市，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四人帮’妄图把上海作为他们篡党夺权、复15年资本主义的阵地，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以武力对抗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痴心妄想。”
苏振华的话简短，却点出“四人帮”在上海阴谋发动武装叛乱的这个最要害的问题，解脱了绝大多数干部，有利于迅速拉开全市范围的揭、批、查“四人帮”的帷幕。他的讲话受到全场广大干部的热烈欢迎。
随后周纯麟讲话，表示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到底。
马天水讲话，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决定。
马天水话音刚落，“文革”前的上海市副市长，曾长期任中共上海市地下党负责人、负责统战工作的张承宗便站起来，面对面地揭发马天水的罪行。他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
顿时马天水惊慌失措，无法回答，也不敢回答。
会场上，有人站起来指着马、徐、王说：“你们怎么老是被动呀？应该自己主动揭发交代嘛！”还有人站起来说：“市委的常委们要到市委各委、办去，接受群众的揭发批判！”会上不少人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展开对他们的质问，气氛极为紧张。
自此，夺回被“四人帮”篡夺的全市党政领导权和人民武装的领导权。同时，割断了被“四人帮”控带彳利用的工会、共青团、妇联、民兵等组织垂直领导，使他们不能再凌驾于党委之上发号施令。运动逐步纳人了市委和各级党组织的一元化领导，并很快进人第二阶段，即揭批阶段。从此以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排位也逢会即降，每开一次揭批大会，他们就降一次。从坐在台上，降到坐在台下；从揭发别人到自己挨批，直到被隔离审查。
以深挖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作为解决上海问题的突破口
为了解决“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问题，保证中央“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方针的落实，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统观全局，从全盘战略考虑，决定：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先抓住原上海市委常委的问题，即以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为突破口，解决上海问题。
在锦江饭店南楼顶层会议室，苏、倪、彭亲自坐镇，召集上海市委常委会，林乎加、严佑民等列席。苏振华开宗明义说：现在我们集中时间，先把你们自己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问题交代清楚。你们可以自己交代，互相揭发，最好是按妄图发动武装叛乱的日程，一天天讲清楚。这是常委会，范围小，有利于你们发言，讲清问题。这也是一次让你们认识错误和罪行的机会，我们党历来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希望你们打消顾虑，端正态度，讲清问题，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倪志福、彭冲也都说明会议的重要和党的政策，希望马天水、徐景贤、王人过机。
徐景贤首先发言。王秀珍接着交代，马天水也插话，常委们补充揭发，基本讲清楚10月7日以来策划叛乱的过程。
每交代到关键、要害处，马天水就装作不知道，态度最坏，还故意问别人他的要害问题是什么？
苏振华当即指出：马天水同志，你先不要把门封死，你们妄图发动武装暴乱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事实总会查清。你应该首先端正态度，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马天水的发言空话连篇，好像自己没有多大问题，迟早还要站出来的样子。
王秀珍尽量表白自己。
徐景贤讲，自己在感情上转不过来。他除了把自己臭骂一通以夕卜，会选择机会抓住要害问题，点一，点马天水。王秀珍则跟着徐景贤的调子，时不时也把马天水的位置和问题突出点一下。这时，马天水就紧张起来，解释一通，但又支支吾吾，就不说到点子上。三人各怀鬼胎，相互揣摩，争相表演。
会一结朿，马、徐、王三个人马上分头围住苏、倪、彭，要求单独谈问题。苏、倪、彭三位没有估计到他们这一手，只好一人对一个，硬着头皮听他们讲。马天水多是讲：过去的事情记不住了，揭发材料写不起来，要求指定一个人帮他写检查和整理揭发材料。王秀珍多半是有点像背书，也有点像演戏那样地说一通自己的问题，然后说自己文化低，写得慢，要求有个人帮忙。徐景贤同他们两人不一样，每次开过会总要交一本或两本书面材料，有自己的检查，也有对别人的揭发。这么弄了一、两次，苏、倪、彭也有经验了，下次会议一结朿，他们站起身拎起公文包，就走出会场。马天水、王秀珍无奈，只好怏怏而去，徐景贤则把书面材料交给坐在第二排的工作人员。
每次接到开会通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会早到，有的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到了以后，就急忙向饭店服务员要求开房间洗澡。马天水仍拿一副还是市委书记的派头，要开大房间，照用照洗不误。徐景贤和王秀珍要识相得多，不敢用套间，只要求有个地方洗一洗就可以了。当时上海生活水平并不高，马、徐、王都住在康平路机关宿舍，也不能天天有热水洗澡。
如此市委常委会议连续开了两天，尽管苏振华一再交代政策、晓以大义，但三人还是躲躲闪闪，极力掩盖真相，想统一口径，逃避责任。言辞中他们也只讲“暴动”，不讲“叛乱”，受到其他常委的批评。10月29日后，便停止他们。
10月29日下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还找了一些工交、财贸组和部、办、局负责人开座谈会，了解当前运动情况，群众的反映、要求。随后他们三人都讲了话。林乎加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根据他的传达，王守家做了记录整理。林乎加是将三人讲话综合在一起传达的，大意如下：
今后开会作风要改一下，党委会不要随意外传，更不要上街！要讲纪律。“四人帮”在上海把党的作风搞坏了，把“四人帮”的批示摆在中央之上，可以改变党章规定。大家要认真学习中央指示。
昨天核心组学习中央16号文件，一定要按16号文件精神办事，和群众一起商量执行16号文件。
当前运动总的形势大好，但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这是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四人帮”就是要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他们披着左派外衣，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代表。“四人帮”是党内资本主义典型代表，比资本家还厉害。我们要将矛头对准“四人帮”。
现在斗争刚开始，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大家建议召开市委扩大会，大中小会议相结合，认真学习，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这些意见是很好。现在要做准备。首先要认真学习、武装思想，要学习中央16号文件，吴德同志讲话，两报一刊社论，学习苏振华同志重要讲话。广泛发动群众，并且作知情人工作，逐步引导到本系统、本单位，边学边揭批，边声讨。这场斗争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及教育。上海广大干部群众路线觉悟是高的，不像少数人估计。
许多单位要求派人去帮助，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对上海非常关心，派了中央工作组。原来工作组的同志只是了解情况、反映问题，现在直接参加领导，帮助工作。工交、计划、科技由林乎加同志负责。各部来的同志帮助把上海运动搞好。上海市公安工作中央派了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同志负责。
同志们提出的开市委扩大会议，这要认真做准备工作。受“四人帮”影响的同志，要放下包揪，轻装上阵，共同对敌。领导要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深入揭发批“四人帮”。
有几个工厂要做好工作，如上海机床厂、上钢五厂等和上边联系多一些，应揭发“四人帮”罪行，揭发市委某些人的问题，领导部门要到这些地方去工作，各单位有好的经验，可向市委报告。
中央、国务院派来的同志到各单位直接参加工作，帮助你们，但你们也不要依赖，你们要大胆负责。关于个别人受“四人帮”影响，讲过错话，做过错事，是执行的，要跟那些跟得很紧、陷得很深的人区别开来。这些人要带头揭发。至于自己有错误，要自我批评，群众会谅解，就有可取得主动。
各级党委站在运动前列，严格按方针政策办，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要有信心，要敢于领导，善于领导。
大字报主要是揭“四人帮”，要抓大是大非问题，至于生活上那些丑恶的东西当然也要揭，方法上要注意。另外大字报不要上街，否则有副作用。大字报点名不要点得太多，有些人问题可在适当会上提出来，一看二帮。不要一部分群众贴另一部分群众大字报。
大字报上街不好。要反复交待政策，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同时注意方法。利弊向大家讲清楚，要做思想工作。政策要搞稳，没有把握的问题要请求报告，总之，要有利于运动健康发展。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经常听林乎加、严佑民的汇报，随时掌握工作进展。还经常见王一平、韩哲一等，听他们介绍“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活动近况，也了解了上海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及最新动态。苏振华还通过秘书丑运洲找新华通讯总社派到上海的干部了解情况。
10月3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喜看上海大好形势”，指出上海的形势大好，令人十分高兴。
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召开中央工作组全体人员大会
10月30日上午10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在锦江饭店会议厅召开工作组全体人员大会。林乎加主持，他说：出席今天会的有中央各部委87人，摄影、电视记者36人，共123人。曹大澄回忆，在这个会上他第一次见到苏振华、倪志福、彭冲三位领导。会场气氛热烈，熟悉的同志互相打招呼，平日工作紧张，难得这么轻松。
王守家保存了三份工作组名单，一份是1976年11月7日在延安饭店的工作人员住房、电话号码；一份是1976年12月3日住在上海大厦的；一份是1976年10月至1977年4月的，这三份名单上的人数均多于林乎加这次会上所说的123人。最后一份人数最多，因为中央不断派人来支援、加强上海力量，最多时达226人，其中省部级干部17人。现在我将这三份名单综合起来罗列于后，其中各部委220人，新闻单位36人(领队是工作组成员）。各单位人员以参加工作组先后顺序排列，具体是：
中组部：赵振东（应是赵振清，部核心组成员）、梁艮华（女）、唐佩荣、苗枫林、李竹林、傅宪武、秦永明、王铸、常月英(女)。
北京市：毛联珏(市委副秘书长）、石建增（处长）、孙常立、张不矢、肖振帮、金业明。
总政：陈柱深(军政大学宣传部副部长）、夏侯魁（军政大学系政治处副主任）、陆国元（新华社海军分社记者）、王素之（《解放军报》处长）、栾保俊(《解放军报》记者）。
海军政治部：车文仪（海军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张寿华（海政宣传部副部长）、丑运洲（苏振华秘书，原新华社海军分社记者）、堵仲伟（新华社海军分社社长）、张志毅、陆国元、邵以华、李润身。
公安部：严佑民（副部长）、宁福洪（副处长）、张泰臣（副处长）、李声华。
国家计委：林乎加（副主任）、徐良图（生产组副组长）、干志坚、王守家、陈斐章、陈宗皋、胡康生(林乎加秘书）、陆凯军、高卢麟、刘洪、竺庭鹤。
国家建委：李景昭（核心组成员）、曹大澄（副局长）、王德瑛、韩滔、阮忠敬、方中成、傅雯娟（女）。
冶金部：贾洪（军工力、负责人）、辛月斋（副处长）、于明、罗琪、李文杰、陈国昌、王德权。
石化部：秦仲达(计划司司长）、李风（女、计戈司副司长）、张德义、冷寅生、蔡强、林栋、魏瑞明、聂应凯、贺务宜、吴鸿安。
水电部：李锡铭（副部长）、李伯宁、游吉寿（副司长）、刘航、周振先、周培年、温克昌、叶延芳、袁联、白世海、张勇、何永传。
一机部：曹维廉(科技局局长）、侯宝勤、杨铿（副部长）、江泽民（外事局局长）、江虹、张志、奚义杰、邱平金、罗亚黎（女）、刘志明。
六机部：阎济民（副部长）、章九雄、张有萱、江勇为、陈祖林、张志信、梅鉴洪、彭定方、马祥渠、王产良。
交通部：王西萍（局长）、赵成斌（处长）、何志良、彭德清（副部长）、袁跃成、韩文青、周秋岩、冯志利、苏玉璞、王仁亭、丁炎瑞、夏元卿、戴丽明（女）。
铁道部：宁致远、聂凤竹、白耀飞。
邮电部：罗淑珍(女、副部长）、崔志宏（政治部副主任）、徐敏庄（局长）、董会义（处负责人）、郑德铨（干部部负责人）、杜肤生、王圣暧、朱述武、毛炎。
轻工部：陈帛华（计划司负责人）、谢红胜（机械局局长）、郑定铨、徐政(女，机械局副局长）、娄世勤（女）、潘裕仁（食品局副局长）、葛荣生、凌晋良、王海南、鲁万章（一轻局局长）、周鹏年、李澄和、朱庆颐、王金光（二轻局局长）、李正光（化纤局局长）。
商业部：任泉生（副部长）、张有余（秘书）、张世尧（局负责人）、许配厚(副局长）、阎敏(局长）、林形女卩（副局长）、宋章名、吴炎晖、俞昌寿、徐盖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