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怎么陷入“四人帮”而不能自拔的？“四人帮”为什么要我主持上海工作？有如下原因：一是，我比较早地得到解放，对张春桥感恩戴德；二是，1968年“四一二”事件中，我保了张春桥。三是，我对有极少数所谓的新干部，实际上是王洪文的小帮派，其中有的是流氓，有的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支持他们，纵容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包庇他们；四是，“四人帮”内部常有矛盾，狗咬狗，往往在上海不同的战线上表现出来，我根据张、王的意图，搞调和，搞折中。不使“四人帮”狗咬狗臭事暴露在党中央和全市人民面前。此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不是九大的代表，把我安排进了九大的候补。
我主持工作以后，准备十大，周总理召集政治局包括各省市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主席提议，酝酿王洪文当党中央副主席候选人的事。有的同志不大赞成。我打头阵表了态，说：我同王洪文相处一段时间，觉得王洪文看问题还比较全面，不是一个冲冲杀杀的人，他在上海主持过一段时期的工作，我感到他比我强。等到十大散会后，江青见了我，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很亲热，和以前态度大不一样。后来，开会时经常到上海组看我们，又送书，又问好。
王洪文当选副主席后，我在京西宾宫招待祝贺，参加的有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黄涛，谈今后还会有斗争，我们一定要斗底。目的是为了巩固“四人帮”的地位而斗争，为“四人帮”篡权而斗争。我当时的反动思想是，认为在党中央有几个靠山了，对我的工作也更有利了。王洪文几次讲周纯麟不可靠。
(二）批林批孔开始时，张春桥恶毒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江青攻击一位老帅，又讲十一次路线斗争开始了。张春桥于2月27日给上海来信，说：老实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一些方面，一些单位的权并没有夺过来，在一月风暴中，有的夺过来的权又失掉了。”这封信，市委常委讨论过了，我们还到基层去煽风点火，扩大了打击面，批判打击了一大批干部。
王洪文当时抽上海的人和工农兵学习班的人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个总部，目的就是搞军队的材料，揪军队的领导，特别是揪所谓军队的旧势力。“四人帮”借批林批孔整军队，借机整警备区，整周司令和其他同志。张春桥问我，李宝奇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张接着说，我早说过，不要换人，越换越不好。我们还根据“四人帮”的黑旨意，煽动张宜爱、李彬山写黑信，告恶状。用彳艮多阴谋手段，收集警备区以及南京军区的材料，还插手上海的空军和海军。
(三）“四人帮”妄图改组国务院的很多部，阴谋组织“四人帮”内阁，架空周总理。张春桥说，我关心的是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张还说邓小平一伙人，是物质迷，人大报告一定要写进1980年、1985年钢、粮的主要指标。经他反对，没有写上。邓小平去年6月12日来上海，王洪文在前一天打电话告诉我：邓小平来上海后，可能要找你谈话，请你注意。我就提起警惕，当他谈到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上钢五厂生产搞得还好嘛，我就说上钢五厂就因为批唯生产力论，生产才上去的。“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和中央文件精神有很多地方不一样，但我们把“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特别是把清华和梁效的文章，都看作圣经一样，组织动员学习。
(四）在张春桥煽动下，整理中央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去年七八月份，我看到北京、天津处理知青工作情况，怕影响上海。当时向姚文元汇报。姚说，这是毛主席指示嘛，要统筹解决嘛，可以向毛主席、党中央发电报嘛。市委发电报给中央和国务院，请求统筹解决。我连续向张春桥打过两三次电话。他给我来了一封信，大意说：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难处，比较烦恼，我现在处境也很困难，也无能为力，不要急，今后慢慢会好的。他还讲看完要烧掉。我只给徐景贤、王秀珍看过。黄涛弄来了邓小平在去年8月18日会上的讲话，说现在的问题“积重难返”，我和徐景贤、王秀珍、黄涛一面骂人家，一面就收材料，准备反击。
1975年11月19日，在万人育体馆开会，（是）得知了政治局在批判刘冰等人的信，我们以为时机到了。今年1月初，我向张春桥汇报煤、电、油等生产情况时，张春桥说：你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形势，要注意大事，不要老抓一些小事。于是我收集多部委的材料。召开座谈会，煽风点火非常积极。
我们几个人议论过谁当总理，我内心是赞成张春桥当总理的，但根据他的特点，不适合搞行政工作，搞中央工作倒合适，就是由他来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意思。
(五）今年2月打招呼会议，2月19日（徐景贤交代是20日下午）张春桥来上海小组说，邓小平说他不搞阴谋诡计，到你那里讲的一通不是阴谋吗。你不要以为讲过了，（在这次会上）不讲了，包括电报里的内容还是可以讲的。还有进口那么多，石油出口1100万吨，弄得自己停产，都可以讲嘛。我在小组会上讲了话，出了简报。但张春桥感到我们的发言调子还不高，责问我们：你们的气难道都出光了，看了你们的简报，气还没有在家里写的电报大。于是，第二天我们加足气，对邓小平和右倾翻案风大攻了一通。张春桥在2月23日来上海小组说：邓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阶级，把中国工人劳动成果送给人家，把石油垄断起来，猪肉垄断起来，是垄断资产阶级。还胡说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他们垄断了。2月22日毛远新等人窜来上海小组时，毛远新说，大学我们自己可以搞，经济上他们（指国务院）卡我们。毛远新说，他们不仅代表资产阶级，而且代表买办阶级。回来以后，我同意了朱永嘉要调查夕卜贸的情况，以给张春桥提供中央领导同志的炮弹。
会议结束时张春桥找我们三人到钓鱼台谈话，讲，阿Q和小D打架后面是赵太爷挑动，赵太爷就是走资派，层层揪走资派。
我向张春桥汇报，《解放军报》很少报道批邓的消息。南京事件开4合时，张春桥要我们把《文汇报》接5彳的有关指责他的来信都报给他。我还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中央有关部和有关省的情况。谢静宜、迟群对徐、王讲了政治局领导对批邓的态度。他们都向我讲了。
(六）插手外地，分裂兄弟省。有机会就宣传我们的观点，比如广播电视会议，我和徐景贤、王秀珍又是访问，又是宣传，又是送材料。我们还插手了外交部运动，江青在今年2月份，大骂王海容同志。我们心领神会。后来，“四人帮”来电话告诉我们，外交部的事，你们不要多问。教育部周宏宝来上海，本来已调出上海了，我们对他做工作，要他和迟群不要对立。我支持民航局的人向“四人帮”写信告状。1974年到外地去开会，布置工作人员上街去看大字报，抄大字报。
(七）不经中央批准私自在地方5进两条武器流水线，作为“四人帮”生产武器的自留地。超产计划不经上级机关同意就捞来分配。由某厂专门造了一艘巡逻艇。今年，我为什么要这么急着发枪？我和徐景贤、王秀珍三人经常地议论主席百年之后会不会打内战、闹乱子，特别主席逝世前后，我们议论得更多了。
(八）再补充一点包庇坏人，压制反对、抵制他们的革命同志。
原文教组的一位负责人，因为他知道江青30年代的一些情况，在四五十年代议论过江青的问题，张春桥对他恨之入骨，硬要把他打成反革命。张春桥在1968年，为林贼大建招待所，要布六千尺。有一位组办负责同志提出了不同看法。张春桥就把这个负责同志关了几年。小兄弟的问题，我向王洪文汇报时，王洪文却说，这些人有些问题，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其中有些人在这次武装叛乱中就起了作用。王洪文死保，我丧失原则，不敢向党中央报告。我是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为什么这样，一是私心重、保乌纱帽。二是我有野心。张、王说：你管国家经济最合适。做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做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九）在上海的经济工作上，自搞一套，搞独立王国。张春桥不懂工业生产，多次讲只要抓阶级斗争，生产可以自然上去。张春桥讲农场只要抓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行。上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套，什么大组套小组，上下一般粗的组织机构固定化。在计划上没有综合平衡，“四人帮”一句话就是计划，什么人都可以批基建项目，但是，国家急需的项目，可以迟迟不解决。一定要搞新建的，贪大求洋。很多人民急需的项目，排不上队。对科学技术研究也有很大的破坏。黄涛、陈阿大也干了不少坏事。很多干部不敢抓生产，怕戴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在生产上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生产增长率逐年下降、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也逐年下降，但成本上升，单耗增加，事故增多。出了事故往往去找英雄、找烈士，不追查，不处理。
(十）今年10月政治局召开的打招呼会议及会后的表现。（业已述及，略）。
徐景贤这次做丰卜充揭发、交代，终于将自己与“四人帮”联系在一起讲，但仍将“四人帮”、马天水的错误放在前面。根据王守家出差上海工作笔记和秘书组11月25日印发材料整理，删去口号、吹捧或扣大帽子的话与重复的，内容如下：
一、“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蓄谋已久，但是觉得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就是人民军队。
他们大搞反军、乱军。1975年8月王洪文在上海时，反复对马、徐、王说：“军队不可靠。”“政治谣言都是从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传出来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上，那些老家伙乱讲，发泄不满。”他攻击好几个兵牙中、大军区的领导。
张春桥是“四人帮”中摇鹅毛扇的。今年2月会议，他来京西宾馆，说：部队，我们有处理林彪问题的经验。”王洪文的秘书萧木谈到天安门广场事件时，说：在天安门广场最乱的那一天，春桥在人民大会堂里面往外看，他甚至想：假夕P军队把枪口都掉过来（就是对准‘四人帮’），那怎么办？”
今年2月21日晚上，江青对我们说：现在军队的报纸、文化的领导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掌握在混进部队的、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手里。”“等到部队搞好了，问题解决了，我再穿上军装，再戴上红星。”1967年上半年，姚文元伙同张春桥支持一些人冲南京军区。姚文元有一条基本的理论（军队就是保守派的后台。”1975年7月姚文元来上海，还攻击叶副主席。某师的一个干事写了一句“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上海”，我连续批了几次，连他回家结婚都。
十届二中全会期间，张春桥当着上海全体中委、候补中委的面，训斥周（纯麟）司令，把周司令整得心脏病发作。某政委来上海时，张春桥借部队里发生的一起事故，拍桌大骂这位政委。我也当了打手。张春桥对马、徐、王说：新来的（指李宝奇）不一定比原来的好。”我狠批了李宝奇政委，在会上责问某副政委等说：你们来警备区，究竟是谁派你们来的？带着什么任务、什么感情来的？”张春桥说：“所谓正面教育就是不批首长，至于批邓、批论点，当然可以批”，“（部队）稳定，不是不要搞批判。”所以我回上海后，积极主张部队“搞批判”“批论点”的，而且我还到一个连队去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在我的反对下，《长征组歌》没在上海演出。
我秉承林彪一伙和“四人帮”的旨意，打击好几位老帅。九大前后，上海整理过叶剑英等同志的黑材料。九大时，王洪文和我组织上海出席九大的代表团的同志少投老中的票。九大期间，上海编了《陈毅同志反动言论》小册子，发给九大代表。几次批陈毅同志，我都是最积极的发言人。陈毅同志逝世以后，市委直属机关干校的群众来信，是我转给张、姚、王的，由他们批下去，整了好几位为陈毅同志说好话的老同志。
我一向以文人自居，但是这次却下了手令，调动民兵，调动军队，直接指挥起反革命武装暴乱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认为军队不可靠、最危险。
二、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反对毛主席的严重罪行。
1975年7月25日，毛主席对影片《创业》作了批示，我拒不让上海电影局传达。文化部向北京直属单位传达后，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强烈要求，我被迫于8月22日由文教组出面传达。当时，我和马、王商量的传达口径是：“原来关于《创业》的十条意见（即‘十大罪状’）传达到什么范围的，这次毛主席的批示也传达到什么范围。”即使这样，张春桥立即打电话给马天水，大发雷霆地说：“谁叫你们进行传达的？你们有什么权力扩大传达范围？你要知道，这件事情关系到江青。”马天水接到电话，也大发脾气，打电话给文教组“你们传达是什么用意？矛头指向谁？”完全把责任推给下面。同时，各单位的同志要求传达毛主席的批示时，马天水竟说什么：“你们唯恐天下不乱！”文化部刘庆棠来上海，向王洪文汇报了“四人帮”其他人的黑指示，王洪文听了，马上跳出来表示呼应。王洪文说：《创业》“影片无大错，还是有错误”。“求全责备不对，不严格要求也不行”等。我也传播过刘庆棠带来的“四人帮”的黑话。文化部于会泳对我多次卩彳嚷文化部处境孤立、困难，我不断下达指，要上海文化、影、等系文化。
1975年5月，我听说毛主席有一个重要批示，知道是对“四人帮”张春桥在总政的讲话和对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的批判。我进行封锁，不往下传达。在7月底送姚文元回北京时，向他告密说：“听说新华总社某某某向分社传了关于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事。”姚文元回京后，立即镇压、追查。
三、揭发交代“四人帮”和我反对周总理的严重罪行。
在去年12月底的一次会上，我抛出几位政治局同志和副总理的材料。王洪文在1975年12月底或1月上旬和我通电话时说：
“上海的讨论情况是好的。”他说：下次你们向中央发电报，可以点部老爷的名，可见右倾翻案风不是孤立的。”我把王洪文的电话告诉了马天水、王秀珍。1月8日下午，我跑到某大学，就江西省委负责人（江渭清）的一个讲话进行煽动，并布置常委的负责同志晚上带了这份材料到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散发。
我砍掉了上海群众悼念周总理的大量的文章，砍掉了上海市舞蹈学校的简报中一段悼念周总理的文字，还删掉了报纸简报和稿件里关于周总理的一些正确的提法，怕得罪“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因为我知道他们看上海的报纸和情况反映是非常仔细的。
我下达指示，要上海两报尽量多登北京两校的报道和文章，而且要求尽量把新华社发来的外地的电讯登在显着的比较醒目的地位，而宁可把上海的报道放到后面。我这样做目的是想把那些地方发动起来，把他们的批邓活动纳入我们的轨道。
1月下旬，由我起草向毛主席、党中央发了一个点名批邓小平的报。
四、和“四人帮”彻底决裂，重新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