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底，我起来造旧市委的反，得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12月底，姚文元打电话给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对姚感激涕零。1967年1月4日，张、姚来到上海，把我负责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实际上当成了他们的工作机构。1967年的一二八事件，我被红卫兵抓后，认为是他们保了我，把他们看作是救命恩人。李先念同志来上海，应群众要求在文化广场绕场一周，就是我向张、姚报告的，后来张、姚狠整了李先念同志。1967年底，机关造反派中有分成两派的危险，我的处境很困难，张春桥又提名把我作为上海市党章起草小组的负责人之一。我就用死保张春桥来报答他。1968年4月，市革委会组织组的两同志，怀疑张春桥和他老婆的历史。我发难对他们进行审查，整了他们达八年之久。1969年初，我找写作组编《一月革命大事记》，把张、姚在1967年初的讲话都收集排印出来，送给张、姚。他们觉得我的做法太露骨，赶紧下令不准印发。1969年九大！我当上了中央委员，认为是张、姚的提拔，对他们感恩戴德。我知道张、姚是经江青提名后到中央去工作的，因此我也紧跟和吹捧江青。1970年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保张有功，同时会上发的六号简报也是我先看到后送去的，因此到1971年初的上海党代会上，他又提名我任市委书记。以后，我和王洪文发生了一些矛盾，张春桥也是明的批评我，暗中往往支持我。1974年起，我无意在几件事情上触犯了他，他虽然批我几次。我马上向他们写信检讨，表示效忠。在1976年2月我们去北京开会时，张对我很热情，没有批评我。我觉得这是他对我的奖励。
张在2月26日找马、徐、王谈话时，提出要我们替他找两个秘书。我回来后积极替他物色了两个男同志，整理成两份材料给马天水、王秀珍看后寄给了张。到了3月份，张给我寄来了一封亲收信，此信共两页，根据我的回忆，第一页的大意是说，他收到两位同志的材料后，觉得他们去了以后，可能没有太多的事情，还不如在外面多干一些事情为好。第二页是张春桥单独写给我的。信的大意是：老实说，我要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秘书，而是想找个伴。关于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有没有合适的人呢？信的末尾写明：上一页可以给其他同志看，这一页请阅后烧掉，免得5起不愉，I夬的事。但找什么样条件等当面再说。第一页我给朱永嘉看过。
我收到信后，想起1974年王洪文来上海时专门和马、徐、王谈了张要和他的老婆文静离婚的事，理由是文静有历史问题。9月21曰我去北京开会，张春桥单独接见我。我向他介绍了对象的情况，他当时说：以后再讲吧！到了10月1日，他忽然在我的一封信上，批了一句话：你上次提到的某单位的那位同志的材料，能否送来一阅。于是我就积极把材料在10月6日寄去了。
最近我进一步认识，这不仅是张春桥的一般生活问题，而是“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整个计划的环节之一。张的第一封信写于3月份，正在他写《二月三日有感》之后，他刻骨仇恨毛主席，他想取华国锋同志而代之。他声称“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是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华国锋同志充满仇恨的自供。张的第二次批语，写于10月1日。9月21日晚上江青大闹，张春桥居然对华国锋同志说：你要考虑江青的工作。9月29日江青又为毛远新的事大闹，把政治局的同志统统赶走，只留下“四人帮”和华国锋同志。张春桥说：毛远新不能回去，要他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起草报告。这说明“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已经下手了。10月1日他提出要我送对象的材料，说明他准备在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时，可以避免给他人抓住把柄，就可以体面地粉墨登场了。
9月21日我见到张春桥时，还向他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军队的一些重要情况，以及马、徐、王给民兵发了枪等情况，都得到了他的默许和支持，他传授了要争取团结某人等反革命策略。因此，这一次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完全是在张春桥的支持和怂恿之下搞起来的，而我打头阵。
徐景贤长于写作，勤于记录，有许多笔记本。他到各单位“讲清楚”时’都带着一叠笔记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谁讲什么，他是如何回答的，都讲得清清楚楚。后来他写了回忆录《十年一梦2003年12月在香港出版。书中没有写到武装叛乱一事，但是收人1980年12月13日他在最高法院特别法庭的证词，即关于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使下，与马天水、王秀珍策划武装叛乱。这是张春桥、王洪文的主要罪状。《十年一梦》与这两次检查所述的情节基本一致。
徐景贤在检查中为张春桥找伴一事，没有，点名，因为事先徐景贤单独与苏振华、彭冲、倪志福谈过，他问中央工作组这三位领导：我要不要当众揭发这件事？
苏振华看了看倪志福和彭冲，一字一句地说这件事，我看就到此为止。不要搞什么当众揭发了，人家并不知道嘛！不要闹出一条人命来！”话不多，意思很明白。然后苏振华又问：“你们看呢？”倪志福、彭冲异口同声！“同意！”苏振华看了一眼徐景贤，又用眼光扫了一下担任记录的朱通华，重复说了四个字！到此为止！”
所以徐景贤在公开检查中没有提到这位女同志的名字，在《十年一梦书中，徐景贤说！这么多年以来，我始终遵守对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等几个政治局委员的诺言：要保护这位女士，姑隐其名。”
11月22日下午，王秀珍补充揭发交代。以下根据王守家的记录整理：
我几年来跟随“四人帮”犯的罪行。
第一，与“四人帮”密切关系。1968年我在北京，张春桥在天安门城楼介绍我去见江青。1970年参加九届二中全会，住在庐山，江青吹嘘自己在上海搞地下斗争。回来后，我要烟厂树江青，实际是树自己。1971年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江青说：我住的地方鬼都不登门。我去了，她拿出许多照片，又照相又看美国宫廷政变电影。
1972年参加批林整风会议，我吹江青是反陈伯达、林彪的。今年2月到北京参加打招呼会，她送我们两本地图，送文官果。
我同王洪文关系亲切，1966年11月到工总司之前就认识。调到工总司后，1967年4月，王洪文把我送到北京见了毛主席。我一向认为自己能当中央委员、市委书记都是王洪文提拔的。我常说：要为工总司总司令争气。保留王洪文在上棉17厂的办公室，为他树碑立传。1972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前说：有事可以找造反的老头头。我照办。王洪文和徐景贤有矛盾。王洪文表扬黄金海、陈阿大、马振龙。王洪文和张春桥是狗咬狗斗争。今年1月周理逝世，我要到北京去。王洪文说，你们不要来了，要批邓。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有战斗力的，要做好布置。“四人帮”发动暴乱早就有预谋，我积极参加了。
第二，结党营私，搞了小兄弟。小兄弟有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叶昌明、戴立清，头子就是王洪文。黄金海是一个流氓阿飞。检举黄金海的信，马天水又转给黄金海了。戴立清在专案组和我打得火热，搞得很坏。王洪文说对小兄弟要帮，我都照办。陈阿大是个不读书，不学无术的流氓。派陈阿大到工交组，参加市委常委会议。马振龙是王洪文心腹、保镖。王洪文通过我和叶昌明把持总工会。我经常在小兄弟面前说：为上海在中央的三位领导同志争气、争光。”天安门广场事件时，我同祝家耀通电话，和小兄弟开两次会。毛主席病重时我找过小兄弟，我说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可能要分裂。和马天水、徐景贤一同也议论过。一直到反革命暴乱，都把小兄弟当成骨干力量。王洪文是大头目，我们是二头目。
第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组织路线。只要“四人帮”熟悉的，不管是乌龟王八蛋都要提拔。部长级干部提了18名，司局级干部提了12名。后来又提出，部长级16人名单。办坏事是我，根子在“四人帮”。1974年4月底，把区局领导班子不忠于“四人帮”的大换班。王洪文指示要分期分批地调走。九大前，要陈阿大为九大代表，张春桥要立即突击发展他入党。小兄弟们都是急急忙忙拉入党内的。叶昌明就是马天水和我发展的。工总司一个老造反奸污知识青年判了五年刑，我给放出来。还有一个老造反有人命案，王洪文拉入党，当上区党委书记。对我有意见的人，我一有时间就整她。对另一人也是打击报复。张春桥1972年接见工代会代表，要下级党组织听总工会命令，破坏党的一元化领导，市总工会向各区派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