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轻工业局委员会代表揭发“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的腐化生活。上海轻工业系统60大类行业，上万种产品。从高档的照相机、彩色电视机、自动双历手表，到拉丝茶盘、成套餐具’从上万元的电冰箱、成套的电影放映设备，到几分钱一包的调味品；从吃的高级酒心巧克力、吸的特制的熊猫、中华牌香烟，到穿的皮鞋、凉鞋，从骑的自行车，到看的电影片，听的收音机。从已经上市供应的名牌产品，到还未上市供应刚试制出来的新产品、新花色。从生活资料到生产资料，“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统统都要。群众愤怒地指出：“四人帮”什么都要，就是面皮不要。王洪文拿走的东西价值13万元以上。马振龙充当“四人帮”、马、徐、王、黄涛、陈阿大等小兄弟的“后勤部长”，仅初步揭露，他动用设备更新改造费购买的东西共6290元，至今还有13万元没有还上，仅手表就1400只，照相机800架。金祖敏要茶杯，工厂一时没有货，马振龙让工厂停产，专I1给金祖敏做，专人护送，直飞北京。黄涛要买一台缝纫机，规定要出口的型号，马上就要，价钱不得超过150元。可是，出口产品价钱在170元以上。于是动用两部汽车，从局、公司到厂动员了12位同志，跑了批发站、百货商店、仓库、工厂等7个地方，最后，先从工厂借出一台，再由商店去还。叫商店把这台缝纫机的钱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开了三张发票，其中二张给了黄涛，正好在150元以下，还有一张发票24元，黄涛不认账，结果只得由一位经办人自己掏腰包。这张发票还在这里！他们通过“试吃”“试用”“样品审查”、“商标鉴定”，大发新产品财。王洪文从马振龙手中拿的手表就有100多只，去送礼、拉关系，收买人心。马天水夸马振龙是“最好的青年干部”。为他们结党营私、树碑立传服务，金祖敏要在m下搞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把自己搞成“海清天”。马振龙立即下令无偿调拨大生产资，中调就25万元。
中国远洋上海分公司委员会代表揭发“四人帮”及其在上海余党利用风庆轮远航制造事端。当造船厂和远洋公司就安装国产还是进口设备发生分歧，造船厂工人贴出大字报时，马、徐、王、黄涛、陈阿大批示，给远洋公司戴上“崇洋媚外”、“比苏修还苏修”、“假洋鬼子”等帽子。风庆轮用的是国产设备，起航时，他们没有信心，并不重视。风庆轮到达欧洲目的地后，江青见到简报，要风庆轮回来后在《人民日报》登头条。张春桥批示应盛大欢迎。风庆轮回到上海，马、徐、王、黄涛、陈阿大及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在沪的中央委员到码头迎接。工交组派了20名记者上船采访，报纸、电台、电视宣传了两个月，将自己打扮成“批崇洋迷外的英雄”，“新生事物的支持者”，“正确路线的代表”。同时无中生有说有人说“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攻击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是“假洋鬼子”“当代的李鸿章”。中国远洋上海分公司委员会，党的关系在上海，但是人员任命、业务由交通部管理。出航时，交通部派了李国堂、顾文广上船任副政委等职。远航中李国堂流露出对王洪文、王秀珍等人的不满。江青在反映李国堂问题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写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拥而上，都写上“完全同意”。王洪文立即下令将李国堂扣留在上海批斗。马、徐、王、黄涛、陈阿大逼着分公司常委派工作组上船，成立李国堂专案，要追后台。今年2月江青说邓小平是李的后台。1974年时邓小平还没有主持工作。1975年8月王洪文、马、徐、王、陈阿大到风庆轮，王洪文以正确路线自居，一口气讲了5个假洋鬼子，扬言要与假洋鬼子“再斗30年”。徐景贤吹捧王洪文！毛主席视察了长江舰，今天王洪文视察了风庆轮。”徐景贤在市揭批会上讲1975年就发现王洪文的问题，那你为什么这么吹捧王洪文？
上海电影工业公司、市革委会工交组电影工业小组发言揭发说：1969年6月中央决定要在大三线建立电影胶片厂和洗印厂。为此，周总理开了5次会。江青对厂址、规模、车间部署提出苛刻的条件，到1972年才将厂址定下来。江青倒打一耙。一份关于此项目的材料写！是否有人破坏”，“石化部领导不力，高高在上，很少深人基层”江青在此处上！恐不只是如此。”并将此材料转给周总理，将矛头对准国务院的领导。1974年初，中国科学院化学所有人写信给江青，反映上级对化学所的一项目重视不够，江青回信：“要回敬你院的孔老二徒子徒孙们。”1974年7月毛主席批评江青“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10月她在计委关于电影工业的报告上写道！可能我的民族自尊；L、太强了，有些话刺伤了一些人，但我无私心。”
1975年王洪文回到上海，9月17日晚，对辽宁电影电视办公室的人说：“报纸上为什么登江青在大寨的讲话？因为有人想搞嘛！”马天水问你们那里前一阵子谣传的多不多？”王洪文说“辽宁、上海要团结起来。”今年，把辽宁私自拍的两部为“四人帮”在辽宁死党涂脂抹粉的电影拿到上海放映。马、徐、王、黄涛、陈阿大一再说：“我们一定要上海电影工业搞好，要为在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争气。”“我们多么幸福，直接见到中央领导同志（指王洪文、江青）。”你们执行不执行王洪文、江青的指示是“态度问题、感情问题、路线问题”。陈阿大说！你们搞出成绩，简报可以直接送王洪文。如果搞不出东西来，你们写的简报，我看也不看，只能当擦屁股的草纸。”粗鲁的流氓语言。江青使用的照相器材、胶片、相纸、洗印剂都是进口的。我国试制的新产品已经出来，江青却花500万美元进口，将我们的样机打人冷宫。“四人帮”是一伙地道的洋奴。
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揭发戴立清（后方基地党委副书记)在武装叛乱中的活动。戴立清同黄金海等人到江南造船厂、上棉三十一厂、工人文化宫等地，召开黑会，设立武装叛乱的据，点，他说：“只怪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后手太软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罢工，宁可站着死，不肯跪着生，不做修正主义的党员。”他亲笔拟定了十多条反革命标语，10月12日到13日两天之中，他6次打电话给后方基地党委和驻沪工作组，要后方基地党委领导同志，“不要远离机关，要加强值班，加强民兵训练，加强战备，加强武器装备的检查与保管”，“要设立指挥部”，派专人赶到后方基地妄图策动基地领导和后方民兵参加他们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戴立清打电话给后方基地党委，说“王、张、江、姚问题，为什么毛主席在世时不解决，毛主席逝世才20天就这么干了？”“毛主席把王、张、江、姚的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处理？”等5个“为什么”。10月13日晚，戴立清看了毛主席亲笔批示的复带彳件后，还和叶昌明、黄金海、陈阿大、施尚英、汪湘君、马振龙、王日初等人继续密谈到半夜。第2天，他与黄金海窜到上棉三十一厂，继续为“四人帮”鸣冤叫屈，进行煽动、挑拨，把矛头直指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14日下午，戴立清知道中央点名要廖祖康去北京办学习班后，急急忙忙伙同叶昌明、黄金海等人到廖祖康家里碰头密谈。傍晚，又一起前往机场送行，策划。今年以来，戴立清要在后方架设电台并要派专人去上海培训，以便在非常情况下同上海保持联络。他还搞一个整个后方的立体沙盘，并且搞了一本南京军区水陆交通图，对后方基地一带的地理交通，专门加以研究，还亲自跑遍了附近几个省的主要公路，熟悉地形。今年3月，他不经党委同意，私自向基地公安处拿了两支手枪，随身携带。毛主席逝世后，戴立清从上海民兵指挥部领来“五六”式半自动步枪500支、子弹6万发。他自己私藏手枪、步枪和小口径步枪子弹2000余发。
戴立清到后方基地，准备每年以20%的速度，花五年时间把后方基地的领导权统统抓到手。1974年3月28日，戴立清伙同叶昌明等人，在联合厂召开了一个全后方基地拉线广播的所谓“万人夺权大会”。在大会上，戴立清在黄涛的支持下，宣布对7个人进行停职和隔离审查；对隔离的同志用武装民兵押送，并且扬言，“谁要反对就再抓几个”，制造白色恐怖，实行法西斯专政。同时，大抓民兵，大抓公安机关，而且把黑手伸到两个劳改农场，伸到上海设在后方基地的所有单位，伸到外省市，派人到街头上抄写当地贴出的大字报，并用长途电话和打字复写，报给了黄金海，由黄金海转报王秀珍。戴立清原在兰州工作。1961年，他擅自离职，逃回上海。到上海后，他设摊头，跑单帮，后来，将户口非法报进上海，混进了工厂做临时工。“文化大革命”期间，组织红色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同王洪文拉上了关系，他从抄家物资中，挑选了一支最好的微型手枪给王洪文。王洪文拉他当上“工总司”常委、秘书组负责人、工宣队三办负责人。当时戴还不是党员，王洪文却让他把持了科技系统党政大权，基层科研单位党委正副书记的任命要由他来批准。在王洪文的授意下，王秀珍、金祖敏再三强令基层党委办理批准手续，将其拉人党内。王洪文批示，把其老婆从兰州调回上海。戴还以养病为名，伙同一帮小兄弟，吃喝玩乐，偷鸡摸狗，钓鱼打猎，利用窃取的权力，非法侵吞国家大量财富。他无证驾车，在上海轧死一个农民。又到黄山游山玩水，撞翻农民的一辆拖拉机，倒打一耙，说是农民的拖拉机撞了他这个“中央首长”的汽车，要当地公安机关追究农民的责任，自己却逍遥法外。当戴立清的腐化堕落错误败露后，马天水、王秀珍、金祖敏、廖祖康等人，一再向他表示为他保密，说“市委常委也没有几个人知道”。马天水还对戴立清许愿说！“你先到小三线去一段时间，半年内再把你调到工交组来。”王洪文每次来上海，总要找戴立清密谈。戴立清写信给王洪文说！看不到你，自己心里总缺什么似的。”对别人说！司令在北京压力很大，处境彳艮困难。”“司令一打倒，我们就完蛋。”“我们不好好干，如何对得起司令。”戴确实是王洪文所说的“在关键时刻有用的人”。
市革委会工交组唐光煊揭发马、徐、王、黄涛、陈阿大，在“四人帮”的指使下，对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指示、决定，可以随心所欲，自作主张，有的竟不传达、不贯彻。对国务院和各部委召开的会议，有的拒绝参加，有的派一般工作人员去应付，有的还要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诽镑，甚至巴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在会上的讲话拿来进行批判。去年2月，中央为了解决铁路问题，召开工业书记会议，并经毛主席圈阅，发了中央9号文件。马天水、黄涛对中央这次会议和中央9号文件，只派了一位工交组的副组长出席。回来以后要C报，他们不安排时间；要传达，他们不表态。文件规定铁路局和铁路分局同在一个地区的，分局应该由路局实行一元化领导。上海拒不执行，说，这一条是专门针对上海的，中央、国务院是“搞阴谋”。
1973年，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要求各省市革委会副主任带队，而上海只由城建局党委书记带队。会后，国务院专门发了文件，但是马、徐、王、黄涛、陈阿大不听汇报，不作传达，拖了一年之久，才在一次会上稍带了几句，算作传达。1974年、1975年两次全国计划会议期间，谷牧副总理亲自召开工业学大庆座谈会，黄涛两次都拒绝参加，关在房间里睡大觉，要我去参加。我向他汇报，当我说到谷牧副总理提出，没有开过学大庆会议的省市包括上海，希望快点开，为召开全国学大庆会议做准备，黄涛却说“我们没有开，全国一下也开不起来，大庆的经验政治局还没有通过呢”。去年下半年，马振龙擅自决定把上海牌手表从17钻改为19钻，并要轻工部、商业部把零售价格从120元调整为125元。轻工部和商业部不同意，正式下文，已经生产的手表还是按原价出售。马振龙暴跳如雷。马天水、黄涛、陈阿大还授意马振龙，再向两部写报告。马天水说“你这个报告，文字上不要写市委支持的，但又要让他们看出来，市委是支持的”。马天水直接打电话给国务院领导，施加压力，同时，他们借口价格问题没有解决，不让手表出厂，造成厂里手表大量积压，而市场上又无货供应，迫使两部改变原来决定。马、徐、王和黄涛、陈阿大这些人，都是一伙两面派。一是公开顶，一是欺骗。去年中央发出17号文件以后，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多次来电话，要汇报重点企业领导班子的分析情况。黄涛根本不予理睬。后来向他汇报，这是中央领导要的，他才同意搞一个排队分析。排队结果，比较差的领导班子占重点企业总数的百分之九。黄涛竟不顾事实，武断地说“我们上报，差的不能超过百分之五，百分之三到四也可以”。特别关照：第三类企业不要讲“路线不端正”，“我们上海不存在路线不端正的问题”。今年1月初，马、徐、王秉承“四人帮”的旨意，布置搜集所谓经济领域两条路线斗争材料。陈阿大召集工交组有关同志多次布置，他说要“有多少搞多少，越多越好”，“问题要提得尖锐，要上纲上线”。搞了十多份材料，内容有石油口问题、电站设备问题、电视工业和造船工业等问题，涉及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交通部、外贸部等十几个部委，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和部长。马天水还叫秘书几次打电话来催，要把这些材料连夜送去，不然过了时间就“派不上用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