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黄涛透露，当时中央政治局正在开会交锋，马天水急急忙忙要的这些材料，就是为“四人帮”提供炮弹，大整中央、国务院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马天水还密令工交组：要赶快把经济领域的所谓奇谈怪论汇编一下。黄涛、陈阿大自己翻箱倒柜，又派人四处搜罗，到工交各局、公司和工厂，广泛收集国务院和各部委领导同志的讲话、报告，不管是传抄的，复写的，还是油印的都要，有二三十份之多，如获至宝。最后，拼凑了一份所谓《经济领域奇谈怪论汇编》，印了50份。唐山地震，有关部委要上海有关局紧急支援一批设备器材，黄涛竟然污蔑他们想乘机发“抗震财”。去年，国家计委一位负责同志在听到上海一个钢厂炼1吨钢消耗1500公斤的料时，提出要认真加以改进。黄涛知道后就大发雷霆，马上要我们核实数字，还追查是谁把这个数字捅出去的。1973年周总理指示要成立造船统筹组，有关部搞了一个近期规划，黄涛说“统筹统筹，统而不筹，统筹为时过早”，把矛头直指周总理。今年4月，黄涛到造船公司，提出一个口号，“向30万吨进军，向硬骨头开战，给邓小平颜色看”。把有条件生产的、国家急需的产品拉掉，而把没有条件的、吨位大的放上去。结果造成国家计划外的船缺配套，国家计划内的船被挤掉，使今年造船完不成国家计划。1975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18个重点企业的党委书记会议，征求对“二十条”的意见。会上明确宣布文件是草稿，不得外传。而黄涛打电话给上海参加会议的同志，密令连夜偷抄下来，带回来。黄涛下令打印20份，分送“四人帮”及马、徐、王。张春桥收到后，说！到现在为止，这个材料还没有人送给我过，是黄涛第一个送给我的。”黄涛抢了头功。李先念同志曾在年初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过“二十条”不成熟，不算数，有错误，有些地方传出去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明明是黄涛传出去的，他却在年初召开的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大批“二十条”。到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黄涛还是抓住不放。
到今年年初全国计划会议上，确定更新改造资金按“三、三、四”比例分配使用，即由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集中百分之三十更新改造资金，安排一些重大措施项目。当时谷牧副总理专门找黄涛商量，黄涛是同意的，姚文元、王洪文、张春桥都是赞成的。但会后不认账，王洪文大骂这是“刮皮主义”。马天水找综合计划组、工交组、财政局的同志去，破口大骂，说“这比刘少奇还刘少奇，刘少奇不敢干的，他们敢干”，还布置写报告把它顶回去。并讲“你们可以说叫谷牧来收，叫张劲夫(财政部长)来收，我们收不起来”。黄涛在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学着王洪文、马天水的腔调，破口大骂。马、徐、王、黄涛、陈阿大搞特务手段、法西斯专政。对参加各部开会，和各部、委、兄弟省市来上海的领导同志，控带彳越来越严，他们规定：凡是各局领导同志参加各部、委召开的会议，事先都要关照，甚至亲自谈话。回来先将部、委领导的讲话稿送黄涛、陈阿大审查，不合口味的不仅不准传达，还要抓辫子、打棍子，断章取义，肆意歪曲，整理“黑材料”送交“四人帮”。各部、委或兄弟省市领导同志到上海来，马天水布置要把他们活动的情况收集汇报，黄涛、陈阿大还密令陪同的人，要把他们到了哪些单位，讲了哪些话，都要整理，向他报告。去年，国家计委、石化部、轻工部、一机部、四机部、交通部来上海工作的人员都被布置盯梢过，掌握动态，向王洪文、张春桥汇报。看哪些同志对上海态度还可以，就“拉”过去，看哪些同志对上海态度差，要“打”。
最后他说：“我在几年工作中，执行了‘四人帮’和马、徐、王、黄涛、陈阿大的黑指示，做了不少错事，犯了许多错误，工交生产上的许多问题，我是有很大责任的。我决心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提高觉悟，改正错误，划清界限，肃清流毒，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市委领导下，继续革命。”
机电一局、工交组军工组、工交组生产组联合发言，代表揭发！969年第二季度，王洪文、张春桥下达了制造防弹轿车的任务。同年9月，黄涛开会布置，他说“由洪文亲自抓，工交组由我负责”。打着“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的旗号，限令汽车工人抓紧试制。王洪文5次到汽车厂。1970年6月底，造出了第1辆防弹轿车，第二天，王洪文说“车子要有上海特色”，“要超过(吉林一汽生产的）红旗”。又伙同王秀珍、陈阿大、戴立清等人，到靶场实弹射击，试验轿车的防弹性能。到1974年，共私造了防弹轿车6辆，第7辆零部件也已做好，一共花费了12万个工作日，320多万元。今年9月18日晚上7时半，廖祖康从北京打电话给黄涛，了解防弹车的情况。9月22日凌晨1时，廖祖康来上海，和黄涛、陈阿大一起抓防弹车。9月24日，黄涛又写了手令“6号（车)要修好，7号（车）完成它。”10月6日，陈阿大亲自到汽车厂，限令要把6号防弹车搞好待命。
1974年10月，王洪文指使黄涛私自安排了微型冲锋枪的试制，派廖祖康送样枪、图纸，提出具体要求。黄涛亲自布置，陈阿大批示，要“试制十支(枪），设立专门小组抓，保质保量尽快攻下来”。再三强调“对下不要说是洪文亲自抓的”。当工交组军工组要列人国家计划时，黄涛坚决反对。1976年9月，样枪造好以后，黄涛专门派人，伪装好，送到北京给王洪文。今年9月23日，王洪文专门派廖祖康来上海，同黄涛、陈阿大一起策划，说“年内要搞出50支枪来，50支不行，20支、10支也可以”。
今年9月9日清晨，王洪文给黄涛打电话，要上海赶做水晶棺。但是不久，“四人帮”知道保存毛主席遗体有技术问题没有解决，竟然撒手不管，企图嫁祸于华国锋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从此，黄涛对制造水晶棺的态度来了180度的转弯，不参加，不表态。上海的广大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夜以继日，进行了大量试验工作。我们把模型送到人民大会堂后，听说“四人帮”正在此参加会议。但一直等到下半夜，他们也没有来看。后来廖祖康出来说：“领导（指‘四人帮’）很忙，没有时间来看，你们回去卩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才知道那天晚上正是“四人帮”为了要窃取毛主席的文件和材料，围攻华国锋主席，大吵大闹了五个小时。黄涛、陈阿大私造的防弹轿车和微型冲锋枪，成了他们篡党夺权无可抵赖的铁证；华主席亲自主持毛主席纪念堂的奠基典L，彻底粉碎了他们破坏制造水晶棺的阴谋，真是大快人心，大得人心。
市革委会工交组居开松、杨元仁、蒋庆良三人联合发言：凡是王洪文提出的吃喝玩乐要求，黄涛都作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限期完成。王洪文要打鸟，黄涛布置上海气枪厂特制气枪，先后经黄涛之手送王洪文的气手枪就有5支，气步枪2支，气枪铅弹80发。十大期间，王洪文对黄涛讲“这次中央委员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你可以当市委书记”。陈阿大也是拼命地为王洪文效劳。上海的彩色电视机一试制成功，陈阿大就马上挑选了三台，空运北京送给王洪文。陈阿大还把照相机和上海打火机厂试制出来的各种新式打火机，都给王洪文送去。
黄涛、陈阿大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同样如此。江青要做衣16，拿了一块类似乔其纱的料子交给黄涛，要黄涛照样子生产一块。黄涛接受后，深夜找了工厂和公司规定限时限亥完成。黄涛拿到产品后，又亲自包装，写了信，空运给了江青。还要上海感光胶片厂特制了几百卷、价值数千元的彩色胶卷，亲自带到北京，交给江青。陈阿大也不甘落后，他也从上海照相机厂拿了价值上万元的东风牌高级照相机送给江青，并写了信，说什么“请首长试用”。张春桥的老婆不在北京，但今年年初，张春桥的秘书打电话给黄涛说“首长要避孕药”。黄涛立即派人去制药厂拿了两瓶最好的，当天就送了。市四届党代会时，黄涛为了能得到小兄弟的支持，当上市委常委，专门把十元一张的人民币兑换成一元一张的，在上衣和裤子的各个袋袋里都放一点，好让小兄弟来摸袋袋请客，这实际上同国民党出钱拉选票是一样的办法。黄涛经常拉小兄弟，请客吃饭。尤其是金祖敏、廖祖康等人每次来上海，黄涛都设宴招待。黄涛去北京几年来带的手表就有二三百只之多。今年7月，他给张春桥的秘书严XX四只春蕾牌手表。黄涛也不给手表厂付钱，到现在还欠着。黄涛说他是个365天、天天没有空的大忙人，有些局党委书记接连找他几天，打了几十只电话，甚至只要求见他5分钟，他都说没有空。其实，黄涛根本不抓工作，除了为“四人帮”奔波，就是在家里吃喝玩乐。大量贪污各种轻工业品，还利用特权，买热水瓶，买棉毛衫，买台钟，配眼镜，都叫工厂和商店把各种各样的产品拿到他的办公室挑选，还少给钱、不付钱、不付券。他要吃月饼，黄金海布置，先做几只给他试味，等他满意以后再生产，而且尽管是特制的，但每只只付一二角钱，一次就买了一二十斤。黄涛有个儿子在部队当兵，1973年生了病，到上海治疗，每周回家，看戏、看球、看电影、看同学，都要机关里派轿车接送，每天要看大参考，机关派车子送到医院。机关里对此反应很强烈。但是，黄涛向王洪文告状，王洪文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竟然限制到常委的头上来了！”当机关不得不给他儿子派车子时，黄涛对司机说：“你们说我是大老爷，我儿子是小老爷，今天怎么又派车了？ ”
工交组的另一个恶霸陈阿大，同黄涛一样，上午在家睡觉，下午才来上班。到机关，每天必做六件事：举哑铃，拉弹簧，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以及踢足球。凡是供“四人帮”看的西方电影，他都要先过目。从下午看到深夜。陈阿大经常和他的小兄弟去饭店大吃大喝，有时吃了还要拿回家去，吃不掉再倒掉。用各种名目贪污、盗窃、敲诈勒索。他逢年过节，要从张敬标、王日初那里拿上百元的“小兄弟补助费”，他住的房子，按规定每月房租46元，他每月只付3元7角8分钱，厂里每月给他的房租补贴15元，这样每月还要收进11元多。他坐专车，还要机关买月票，在厂里每月拿交通费5元。仅这两笔，几年来贪污就达二三千元之多。去年夏天，他当上了上海人民友好代表团副团长，访问日本，日本人送了这个代表团手表20只、照相机20只、半导体收音机20只和餐具20套。按规定，这些L品都要上缴，过去有人没有把礼品上缴，马、徐、王又是点名，又是通报。但这次，陈阿大串通代表团团长冯国柱，经过马、徐、王点头，把这些礼品统统据为己有，把录音机、半导体收音机分别送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金祖敏、张敬标、黄涛、廖祖康等人。陈阿大经常说！货币对我们这些人不起作用”。陈阿大一家住了两套公寓，今年年初，又看中了新康花园前花园洋房，指令房地局为他大修房子，修理费自己分文不出。又提出要动迁住在楼下的一户居民。
黄涛、陈阿大对待机关工作人员也看作是他们的奴隶，是一个比奴隶主还要厉害的贵族老爷。黄涛、陈阿大声称，秘书是伺候他们的。动辄训人、骂人，稍不称心，就讲要三个秘书“砸烂，统统给我滚蛋”。机关里任何人他都训斥。他下午二三点钟才来机关，到六七点钟回家吃饭，要到九点左右再来机关，干部都得在机关等候，如果回家了，也要把你叫回来，所以机关的同志说“黄涛是常中班，而我们都要早班、中班连夜班”。由于黄涛的折磨，不少同志长期睡眠不足，搞垮了身体。
陈阿大也是一副老爷架子，流氓腔调。他吃饭要人端到手里，衣服要别人帮他洗，洗澡要人替他擦背，家里的地板要秘书、司机帮他打蜡，连他小孩子的尿布也要驾驶员给他洗。尽管这样，陈阿大还是经常训人、骂人，工交组的许多同志都被他指着鼻子臭骂过，什么下流肮脏的话都骂得出来，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干得出来。动手打驾驶员的头，有一个驾驶员无辜被陈阿大捅了一下，胸口疼了十几天，说也不敢说。还有一次，陈阿大下车时把一条毛料裤子勾破了，他就骂驾驶员，要驾驶员赔他的裤子。最后工交组找老师傅织彳卜，他也不付钱。
中共上海市纺织工业局委员会代表发言揭发：1974年1月24日和25日，“四人帮”在北京连续召开了两次批林批孔大会，把矛头直指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会后，江青和姚文元对大会录音连续进行了三天的修改，要发到全国。这两个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的批评，扣发了录音带。在这两个大会后的第3天，王秀珍拿着大会记录稿，到上棉三十厂，并巴上棉十七厂的人也叫去，传达布置，妄图通过这两个厂，把这股阴风刮到整个纺织系统，刮到全市，转移彳11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王洪文在他安插在纺织局的一个亲信写的一封诬告信上，点名批判，给纺织局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定下了“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罪名，马、徐、王以及黄涛、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汪湘君等人伙同王洪文在纺织局的亲信，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地“放火烧荒”，大搞“改朝换代”。马天水、徐景贤、黄涛等人多次到上棉五厂，捏造了一个“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二年半的政”的典型。徐景贤说“这是全市难得的一份反面教材”。造成一大批革命的新老干部被戴上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王洪文的小兄弟黄金海、叶昌明、汪湘君等盗窃犯、流氓、坏蛋，则通过高压手段，被拉人党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