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王秀珍和“四人帮”在纺织局的亲信突出地宣扬王洪文。他们把王洪文的所胃“视察”,当作“特大喜讯”,对王洪文的所谓彳比示和讲话,印成材料,组织学习,开会交流,检查落实。在他们的吹捧下,王洪文俨然成了党的化身。张春桥要搞“张春桥思想”,王洪文也不甘落后,在上棉十七厂把一个车间当作他的点,说:要在这里摸索“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王秀珍忠实地贯彻,还仿效江青,多次用个人名义给厂里送材料。王秀珍亲自出马,命令上棉十七厂把王洪文工作过的办公室按照原样保存下来,当作圣地,供人瞻仰。王洪文还亲自授意王秀珍和在纺织局的那个亲信,编写上棉十七厂“文化大革命”的大事记。第一稿写成后,王洪文亲自审查了三遍,嫌自己不突出,作了三条指示。他说,“不要树碑立传,但是个人是有作用的”,“一般的人一般写写就可以了”,“上棉十七厂的夺权应该比一月革命早”。王秀珍效仿王洪文,要上棉三十厂写大事记为她自己树碑立传。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四人帮”以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王秀珍又到上棉三十厂,说!右倾翻案风来势之猛,涉及面之广,靠邓小平一个人刮得起来吗?要议得深一点,想得远一点,”“不要以为揪出邓小平,祸根就挖尽了,其实并没有挖尽,修正主义还会上台。”攻击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她还说修正主义上台后怎么办?你们敢不敢打游击?!”说江青还要领着我们去战斗。难怪“四人帮”在纺织局的那个亲信和上棉十七厂的那个黑干将董秋芳连呼“大喜事,大喜事”。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代表了全体党员、全国人民的心愿,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四人帮”一朝覆亡,顷刻瓦解,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上述中说的“纺织局的那个亲信”是指唐文兰,因为当时还没有做组织处理,所以发言中没有,点名。
工交组基建组、化工局、建工局、石化总厂、吴泾化工厂联合发言揭发:30万吨合成氨工程,是中央1974年正式批准的项目。在一次接见全国基建代表和各省市负责人时,华国锋同志指示:进口十三套引进技术,争取一点时间,但要立足国内。上海同志打算自己搞一套,很好。中央各部要支持。我们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们要弓进,我们要超过它。李先念同志说!进口翻版,无论女卩何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按总理讲的一用、二彳11、三改、四创去办。国务院有关部委为确保这项重要工程,在各个方面给了大力的支持。但是,“四人帮”在这项工程酝酿的过程中,先是拼命进行反对,不同意建在上海。黄涛说工人群众设计、试制的成果“不成熟,没把握”,要“担风险”,走自力更生的道路是“瞎来,欠考虑”。陈阿大说:“为什么都要自己干?化肥为什么不能进口?”1975年初,30万吨工程破土动工。大家听到石化部在广州与美方谈判时,美方人员态度十分傲慢的情况,都感到非常气愤,提出一定要争这口气,决心以最快的速度,抢在进口装置之前,把这一工程搞上去。但是,黄涛、陈阿大却冷眼旁观,从不过问,不仅不支持,还横加干扰,有意拖延施工,造成工程进度缓慢,不但不作自我批评,相反倒打一耙,把责任推给中央部门。马天水说,“你们说一句话,30万吨就上去了?砍掉了多少项目,谁负责?”黄涛指责具体负责工程的同志到底和一机部一起搞的什么鬼?”这项工程搞成了,他们就贪天之功为己有。马天水曾说“搞得再不好,也是我们自己的”。国产30万吨合成氨工程设备制造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四人帮”认为可以从中捞取政治资本,于是来了180度大转弯。1975年黄涛以市委办公室名义,炮制了一份整石化部的材料,王洪文批示,要黄涛立即行动,搞个情况报告,要越快越好。马天水、黄涛、陈阿大歪曲事实,说这个项目是他们“争来的”“抢来的”,还说这个是“第二个风庆轮”,逼有关部领导检讨,还要追“后台”。他们明明知道进口12套大型化肥设备,是毛主席1973年批准的,当时邓小平还没有主持工作,和邓小平毫无关系。江青竟下令追查“大化肥究竟是谁批准的?”黄涛攻击进口大型化肥装置是“奴化思想大回潮”。冯国柱说“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是“拜倒在洋人脚下,没有中华民族的骨气,没有无产阶级的气味”。陈阿大叫嚣要“为王洪文争气,为上海争气,这个项目搞上去,我们腰板更硬了”。
金山工程建石油化工总厂,1972年2月5日经国务院确定,周总理同意,毛主席圈定。可是张春桥在1972年8月的一次会议上,和10月9日来金山工地时,说“我是反对引进的,如果不是为了翻版,我是不同意放在上海的”。1973年下半年,黄涛对石化总厂指挥部的同志讲“金山是上海的金山,金山工程是上海的金山工程,你们要听上海的,不要听北京的”。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对大庆找了差距。黄涛说:“什么学大庆、学大庆,上海有上海的大庆,金山就是大庆”。1975年8月国务院决定在金山工地召开现场会议,但是,由于这个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不是“四人帮”定的,因此,马、徐、王和黄涛采取顶、拖、混等手法进行抵制破坏。谷牧副总理和各省市有关负责同志都已到上海,但会议材料还没有准备好,谷牧同志当时严肃批评指出,材料没搞好,会议不能开。黄涛变换手法,把大堆材料推给国务院来金山的同志,使会议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从而嫁祸于国务院。现场会议是国务院召开的,会后上海各报报道,只字不提“国务院现场会议”。今年3月,徐景贤秉承江青、姚文元的旨意,要金山工程拍故事片。他说:要害问题是要写最大的走资派。《春苗》只写了一个卫生院院长,《决裂》也只写了一个专员,要以金山工程为背景,写省以上的走资派,甚至更大的走资派。1975年10月中旬,王洪文的政治秘书萧木,打电话给工交组说,王洪文回北京需要带几份材料作为重型炮弹,要石化总厂写一份,题目是“积极理解基本建设程序”。
中共上海市冶金工业局委员会揭发:批林批孔一开始,“四人帮”在上面反对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下面揪斗干部,搞乱基层。马、徐、王首先对上海机修总厂开刀。1974年3月18日,马、徐、王到厂里,王秀珍学着张春桥的话说:“过去我们夺了他们的权,现在又被他们这些人夺过去了。”徐景贤说!要开刀!”马天水说!批林批孔一定要联系这方面的实际。”对干部“要狠狠地批,狠狠地斗”。马、徐、王还召开万人大会,把上海机修总厂作为全市一个所谓右倾复辟的典型在会上介绍,马天水亲自抓上钢一厂,派了一个得力干将到厂指挥,揪大大小小的“复辟势力代表”。陈阿大跑到砂钢片厂和冶金局,在揭矛盾大会上拍着台子,说“为什么要搞批林,如果只一个单位复辟那就好办,这不是一个单位的问题,而是全国的问题”。一语泄漏了天机,目的是篡党夺权。1974年8月5日,清华、北大、党校三校大批判组给上海市委和上钢五厂党委写了信,说按照江青的指示“要来上钢五厂送材料”。王洪文还特地要廖祖康打电话给王秀珍,告诉马、徐、王要狠抓这件事。马天水8月6日写信给五厂党委,吹捧江青,说“这是对上钢五厂职工同志和上海工人阶级的关怀和鼓励”。同一天,又和王秀珍把江青送来的材料亲自送到厂里。8月8日下午,迟群、谢静宜专程到上海,在马、徐、王陪同到厂里。去年8月26日晚上,王洪文突然窜到上钢五厂,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跑完了3个车间,到上钢一厂第三转炉车间,根本不同炼钢工人接近。他怕热、怕脏,走了不到150公尺,竟先后用冰毛巾揩了6次面。他哪里有一点我们工人的气味。黄涛一看没有欢迎队伍,捅了一下厂党委副书记,说:“你们又不鼓掌,又不欢迎,是干什么的!”1958年9月28日深夜,毛主席到工厂,登上一号炉的炉台,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和炉前的工人、干部热情握手,亲切交谈,还接过火镜,察看炉火,询问生产的情况。周总理先后四次到过上钢一厂,两次到过上钢三厂,也到过异型钢管厂。周总理自己到工人食堂排队,吃几分钱的菜。周总理和我们工人心贴心,我们爱戴周总理。
中央批邓打招呼会议后,王秀珍到冶金局说“有人要一口气把地球吞下去”,“他们有后台”,“这次风源之大是空前的”。马天水到五厂说“这次斗争涉及人的面是很大的”“有挂帅人物”,“有得力干将”,“要一个一个逐步搞”。今年六七月,毛主席病重期间,“四人帮”为了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向党中央进攻,黄涛指定上钢五厂派人前去参加会议。黄涛出点子、定调子,煽动上海代表先开炮,攻击所谓“大官们”。王洪文说!回去告诉你们厂党委要更加朝气蓬勃地投人战斗,斗争还没有完,棱角不要磨掉。”
上海的钢产量1973年比1970年增长120万吨。但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从1974年至1976年钢产量连续下降,三年没有完成计划,而且消耗上升,成本超支,利润下降。“四人帮”和马、徐、王、黄涛、陈阿大是破坏上海钢铁工业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却把责任推给基层,说“你们没有完成计划,使上海在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压力彳艮大”,另外嫁祸于中央和国务院,说“给上海压的任务太重了”。事实上,毛主席、华主席、党中央历来对我们冶金战线非常关怀。1974年9月,冶金部召开重点冶金企业会议,10月2日华国锋同志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之中抽出6个多小时,作了重要讲话,我们到工交组汇报,陈阿大听了两句,就讲了四个字!不准传达!”
面对以上揭发、批判,黄涛、陈阿大不得不低下头。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下发了24号文件《王、张、江、姚反党罪证(材料之一)》。材料多处涉及徐景贤。徐景贤很紧张,说,按现有材料已够死罪,要争取个好态度,从宽处理。12月24日下午,文教口批判马、徐、王、朱永嘉、王知常。新华社上海分社揭批“四人帮”插手写作组经济组:朱永嘉利用经济调查攻击周总理。上海京剧团揭发江青革命旗手的画皮。上海人民出版社“朝霞”出版社揭发“四人帮”控制“朝霞”的罪行。理论队伍代表、上海师大的同志也做了发言。!
第二次面对面揭发批判黄涛、陈阿大
经过20多天的准备,1977年1月15日上午,黄涛、陈阿大第二次做检查。根据王守家的笔记记录,这次黄涛的态度比较老实。
他说:我向同志们交代,我紧跟“四人帮”。我干了大量坏事,罪行累累。我利令智昏,过去没有把这些豺狼认识清,他们放个屁,我可以唱台戏。从1973到1976年四次计划会议上,做“四人帮”的帮凶一次比一次猖狂,是各省市的一霸。1975年11月计划会议,在王洪文精心策划下,采取一磨二顶三争的策略,破坏会议,目的是反对周总理。1976年计划座谈会,我为“四人帮”急先锋,狂叫“国务院务虚会”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目的反对华主席。罪行严重。我严重罪行集中表现为“四人帮”的吹鼓手、急先锋、干将,破坏革命,破坏生产。
黄涛揭发,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王洪文说上海要跟上。张春桥说,最大走资派要点名了。要打倒一大批。去年国家计委要总结工业学大庆的材料时,我说,现在批邓,国家计委学大庆,方向不对头。今年9月9日王洪文打来电话说毛主席逝世,要做水晶棺,越快越好。到15日又说,水晶棺慢慢搞,因遗体能不能保存好是第一位的。
最后黄涛交代自己在武装叛乱中的情况。黄涛检查时像做报告,他交代的都是众所周知的内容。
随后金传德揭发:你讲过!我不做假共产党员,我准备坐牢。”
大家纷纷质问:你和“四人帮”的关系?到北京多少次?你交代的是众所周知的。从北京回来,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怎么安排亲信,一个一个安排。总理逝世,各船鸣汽笛,为什么要追查?
黄涛不得不低下了头。
1月15日下午,继续开会,陈阿大做检查。随后进行揭发批判。前面群众揭批陈阿大的事情很多了,此次王守家只记了以前没有涉及的事情。陈阿大在外事方面不遵守纪律,不懂礼貌。1975年6月底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当天晚上宴请,原定7点接外宾,到时间陈阿大还在家里打羽毛球。黄涛却与马、徐、王和王洪文到一边开黑会。接待越南代表团,陈阿大对越南代表团说:中国橘子比越南好吃。越南同志说:各有各的味道,陈还强调中国的好吃,使越南同志很反感。
有人揭发:1974年计划会议时,要进口15套化肥设备。黄涛在大会上表态,说:上海1975年底,自己搞出一套。国家计委同志说,一个省市搞一套有困难,是否几个省市一同搞。黄涛表示进口15套设备是投降卖国。黄涛说“争投资也是一种斗争”,处处和国家计委对着干。黄涛和冶金部的陈XX、吉林的吕XX勾结的相当密切。
翁严诺揭发,批邓分三条线,朱永嘉从理论上批,黄涛从经济方面批,王秀珍从组织方面,批台阶论。
有人揭发:陈阿大散布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主席、副主席,毛远新、迟群、谢静宜进政治局没有问题。政治局左派占多数,事情就好办了。
会上,许多人纷纷揭发、质问黄涛、陈阿大。
最后许萌总结!一、要下功夫学习,掌握思想武器。改造自己世界观,核心组带头认真学习好。二、继续发动群众,一件一件揭发调查,面对面斗争。专案斗争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三、机关一些领导干部,过去说过错话,干过错事,要在斗争中多亮思想。
到1977年1月中旬,上海第一次全市性的揭批告一段落。
中央工作组在全市借调干部5万人,专职做揭批、清查工作。因为王洪文的小兄弟集中在工交系统,工交系统一直是揭批、清查的重点。从1976年11月以来,工交系统派出201个工作组,2221个人,重点了解1034个工厂。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工交系统面貌大变,以上海冶金局为例,冶金局下属共57个单位,运动分三个类型:一、主要成员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积极领导运动,带领群众,带头学、带头揭,带头批,把自己摆进去,革命轰轰烈烈,生产热气腾腾,如上钢三厂、异型钢管厂、上钢二厂等。这类企业占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