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党委内部有些人受“四人帮”的影响，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群众有意见，自己又不能正确对待，怕字当头，党委对运动领导不力，行动迟缓；也有一些单位抱着等待上级部署的思想，一般地办，点学习班，运动声势不大，这是多数。三、少数单位，特别是“四人帮”和马、徐、王插手干坏事，搞破坏的个别企业，群众对领导的意见较大。领导班子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很不得力，受到群众的批评，领导处于被动状态。如上钢一厂、机修总厂，这类企业占十分之一。又经过5个月努力，到1977年5月，工交口20个局，82个公司，3031个厂，最好的单位324个，占10。3%；-级591个，占19。5%；二级119个，占3。9%；最差的只占1%-2%。到1977年底，工交系统采取组织措施进行审查的对象1266人，用“讲清楚”等形式进行审查的对象共2364人，据不完全统计，共查出173件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事。
经过数次揭发11判，终于剥开“四人帮”的“画皮”
一、不是“文艺革命的旗手”，而是篡党夺权的里手。
二、不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而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
三、不是“左派”，而是极右派。
四、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而是资产阶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
五、不是“新生产物的支持者”，而是破坏者。
六、不是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而是陷害毛主席的凶手。
七、不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模范”，而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吸血鬼。
八、不是批判唯生产力论的“真革命”，而是破坏国民经济的反革命。
依靠上海当地干部，起用韩哲一在开大会、中会、小会揭批“四人帮”的同时，林乎加和中央工作组尽量依靠上海市的干部，不断找人谈话。11月5日上午，徐良图找高崇志、唐光煊、葛恒、陈任之、徐景元等人研究生产，王守家记录。徐良图说：生产10月比9月好。今后还有50多天。他强调：一方面深揭“四人帮”，一方面狠抓生产。我们自己说错话、做错事也不要紧，先揭发“四人帮”，有错自己认错，争取群众谅解，不要把自己名字和“四人帮”绑在一起。把生产促上去。工交组日常请求报告，工交组几位领导商量办就可以了。
得到中央工作组的信任，干部们放下包楸，大胆工作。11月9日上午，工交组由唐光煊主持召开工交组、各局负责人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听取纺织局、港务局、冶金局、交通运输各局汇报。
徐良图在会上做总结说：揭发“四人帮”是历次斗争最大的斗争。现在中央组织国务院各部委组成工作组来上海帮助工作。三位书记对经济路线很关心。最近要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要以实际行动粉碎“四人帮”。上海市要做得更好。然后，他对生产做了以下统筹安排：
一、希望三五天内工交组将情况综合起来给市委同志写个报告，让市委放心，甚至给华主席写个报告，请华主席放心，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二、希望一些企业带头提出倡议，响应党中央的号召。
三、上海市工交系统要努力完成今年生产计划。从11月1日开始建立新的日报以后，领导同志每天都看。要求轻工生产市场急需商品。解决上海市财政收人，繁荣市场，支援外地。化工原料、冶金工业要多生产。组织战役不能拼设备，保持一定量库存。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工作组做后盾。这些问题在工交组里共同研究解决。
15日，徐良图在出席工交组核心组会议听取各局汇报时，又说！工交组的领导同志分工搞好。集中力量揭发四人帮，集中力量抓好生产。遇到重大问题，乎加和我都帮助一下。同志们精神状态要振作。他宣布成立专案组。
林乎加要翁俨诺、许萌两位参加核心组领导工作。工交组全面工作由金传德抓起来。要求把机关同志组织起来，该下厂下厂，抓紧一些，经常开会检查。
最后，徐良图宣布了一个好消息：明年解决工资问题。
从1956年全国实行统一工资以来，调整工资7次，但是每次因钱少，增加工资的人数有限，大多数人已经20多年没有涨工资了，1958年的大学毕业生仍然拿着毕业转正时的工资56元。1958年及以后参加工作的职工，早已成骨干，却只拿二级工的工资35-42元不等。都已人到中年，有三四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文革”十年动乱造成国民收人损失五千亿元人民币，又实行“高积累，低消费”，上海的消费基金在国民收人中所占的比重，由1965年的32。4%下降到1976年的26。8%。“文革”中大批资产阶级法权，否定按劳分配原则，推行平均主义，取消计件工资和奖金，使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由1965年的69。58元下降到1976年的57。16元，下降17。8%。加上城镇职工子女上山下乡，增加了家庭负担。全国人民生活在这十年中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1974年，1975年两次要提工资，都因“四人帮”反对而不能实现。现在大家听到要涨工资，感到政策变化，看到希望，无不振奋。
当时，华国锋要国家计委首先对1977年第一季度做出安排，报国务院批准，明年一二月开全国计划会议。11月16日，华国锋批准了这个第一季度计划。11月16日到21日，林乎加主持了华东计划会议，提出三个目标：一、各行业所有企业达到本行业历史最好水平。二、一年或二年达到全国行业先进指标。三、提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11月23日彭冲、林乎加第二次听取工交组、计划组核心组的汇报，研究生产问题。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和林乎加重视原来在上海市委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决定将韩哲一请出来主持制定明年计划。王守家随即通知韩哲一参加会议。24日晚，林乎加在工交组宣布：韩哲一负责计划组，计划组和工交组管计划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制定明年计划。
韩哲一对制定计划果然轻车熟路，很快定下方案。12月14日下午，韩哲一主持召开区县局负责人会议，讨论上海的这个1977年第一季度计划。他说“四人帮”一向是你抓生产就是唯生产力论；你抓带彳度就是管卡压；你抓生活就是物资刺激。从现在到1980年一个新项目不上还要花几个亿，例如新车站原计划7000万，但实际需要2亿。综合平衡的任务重。
韩哲一不仅负责制定计划，还管财贸经济，粮、棉、油副食及鸡、鸭、鱼市场供应。当时市场缺鸡蛋，但上海有粮食，林乎加提出用粮食换鸡蛋。韩哲一说：南方人喜欢养鸭子，用粮食换鸭子、鸭蛋，这个容易做到。林乎加高兴地说：有鸭子、鸭蛋吃也很好嘛！这个容易。上海的供应马上改善了。此事隔三十多年，95岁的林乎加仍清晰地记得，他说：当时上海有粮食、有菜园子。韩哲一原来就是抓经济工作的，他和各县有联系，他一布置下去，各县就完成任务。一抓就抓起来了。当时有一个重要经验，就是依靠原来的干部，不重新搞一套。“四人帮”就不懂这点。张春桥是：工作由你干，错误由你犯，把柄由我攥，到时你完蛋。他们的口号是砸烂，好干部都换掉，用的造反派，没有群众基础，干不了什么事。
工交组核心组有些人跟着黄涛、陈阿大干过一些错事，说过一些错话，清查开始后，情绪常常波动，不稳定。针对这种情况，徐良图说：不管我们有多错误，要倾听群众意见。知情人，看你敢不敢揭发。想溜是溜不掉的。核心组揭发批判，主要抓住“四人帮”极右实质，“四人帮”利用经济部门篡党夺权。这个目标不能转移。至于我们执行了不要紧。不能把“四人帮”和自己捆在一起。要实事求是。这个思想不解决，就只能讲过程。当然过程要讲，主要讲极右派实质，讲他们的毒害、反党、反中央，及上下勾结，提高揭发批判水平。另外，大家到小组里和干部群众一起，对群众的问询，要作准备。
但仍有人执迷不悟，思想转不过来，批判稿都是别人替他写，对黄涛什么都没有揭发。对工作组有情绪，说：工作组指挥，我怎么干？不承认工作组的安排。上班十分之一的时间下棋。不下去到各局，下面送来的报告，该批的不，也不向上送。当面向徐良图撒谎，汇报时说，一个星期一次抓生产，实际没有。还扬言：我这个人什么人都可批评我，我坚决不当头，我已经准备小包楸，到公安局报到，我有什么问题审查。观察了一个月后，12月20日工作组开会座谈生产组领导问题。大家认为这位组负责人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耍滑头，两面派，改也难。会后报林乎加、徐良图决定让他靠边站，由别人来做。但仍给他一个机会，第二天批判黄涛、陈阿大的大会发言由他来宣读。
上海生产稳步上升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全国工人有2000万，上海工人有200万，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在十年内乱中，上海的经济和全国一样，工业经历了三起三落，到1976年，上海的经济和全国一样已被拖到了崩溃的边缘。全市连续三年没有完成财政任务，工业总产值损失115亿元。
10月29日下午，苏振华、倪志福、彭冲和工交、财贸组和部、办、局召开座谈会。从市委的组、办到区、县、局和各公司，都成立抓革命和抓生产的两套班子。理直气壮地抓生产，工业生产从10月中旬以来逐月上升。
林乎加和中央工作组尽量依靠上海市的干部，11月2日，他率工作组与工交组及各局负责人见面，着手研究港口、运输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