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踢，即踢足球。一次曹大澄到工交组副组长的办公室，见门敞开着，一个人背朝外弓着腰堵在办公室门口，忽听有人喊叫：“当心，来喽！”只见那个人一个鱼跃J卜上去，接住了飞来的足球。里边一个四肢发达的矮胖子，正拉开架势准备再射门，地上是碰碎的茶杯，打翻的墨水瓶，散落的文件，墙上布满了球印，而那位战战兢兢的守门员，正聚精会神地死盯着他的脚。过了一刻，趁着暂停的间隙，曹大澄走过去说明来意，守门员自称是钱秘书，他苦笑着说！你到会客室稍候一亥。”
门开了，那个矮胖子走进会客室，傲慢地摆摆手，粗声粗气地说：“我是阿大，欢迎。”自己坐在正中的沙发上，点支烟狠吸了几口，跷起二郎腿喷出一串白圈圈，得意地抖动着脚尖。
曹大澄表示希望他介绍一下上海工交战线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
陈阿大说：光讲干劲，不讲路线是不对的！工作上辛辛苦苦，路线上必然是糊里糊涂，只要路线正确，一吨钢不产，一吨煤不出，也要开庆祝大会。路线不正确，出一亿吨钢也要变修。你们来学习经验，首先要从路线学起么。我讲经验也从路线讲起。
说着，陈阿大掰起指头，说要讲的十个问题。他说：先讲我们的革命历史，忘记过去就是背叛么。啥个叫革命？革命就是造反么，就是反潮流么，就跟走资派对着干。想当年，洪文带领弟兄哥儿们北上控告，火车到安亭站受阻。春桥来处理“安亭事件”，他说：你们是革命行动，你们是上海工人优秀分子，是工人阶级未来的领导力量，我是满腔热忱支持你们的。从此，“工总司”的山头就拉起来了，王洪文当司令，潘国平当副司令，阿拉排行老三，还有叶昌明。潘国平勾结“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唐福克，妄图推翻王司令。洪文大哥一看不妙，急忙来了个上海全市各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协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
讲到这里，陈阿大眉飞色舞，他说：春桥考虑到队伍里面除了洪文没有党员，需要充实加强领导班子，才巴上棉三十厂的技术员、“文革”主任王秀珍提上来做个小头头，拉来徐汇区联络站的金祖敏负责组织工作。至于我本人，原来是群众，以后春桥叫我当“九大”代表，才临时补办手续当上中共党员的。
陈阿大接着说：黄金海更是个名人。那年8月，打“联司”，洪文被困在地下室，敌人带着武器冲破二道防线。在这危急关头，只见几个人民警察像天神下凡似的出现在战场，隔开交战双方，出示逮捕证，把洪文和一帮指战员抓进囚车开走，转移到安全地带以后，这个警察才把制16一脱，眼镜一摘，露出本相，是黄金海！洪文大哥也够朋友，给他人了党，封为上海市委列席常委、人大代表、市革委财贸组长。
还有叶昌明，原是合成纤维研究所化验员。这家伙精明强干，听说一件谋杀人命的案件有他的嫌疑，春桥亲自出面拉扯他一把，搞了个调查组，七调八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叶昌明就人了党，当了上海市总工会副主任、市委列席常委。
讲上海革命历史，总得要讲女同志，半边天么，汪湘君在女同志中是少有的，吸烟、喝酒样样在行，大小场面都拿得起。洪文安排她当“十大”候补中委、市妇联主任、市委列席常委。
还有能说会写的戴立清，绰号叫溜子，以前是个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参加造反，现在是后方基地党委书记。洪文当年保镖马振龙当了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什么手表、自行车、打火机、饼干、罐头都给洪文往京城送。另一个小保镖廖祖康，当今是洪文的大秘书，常驻上海的太上皇。祝家耀搞了一段专案，效忠洪文，先当上机关事务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后成为“十大”中央委员，眼下是公安部负责人之一。
上海革命领袖之中，我们这一帮是武的，还有一帮是文的，那就是春桥为首的啰。春桥有春桥的思想。还有文元。往下数是徐老三，市委书记徐景贤。江青亲自给徐老三照过标准相。他们手下有朱永嘉、王知常、何秀文、萧木。这一文一武团结就是力量。但是，他妈的，有人说我们是青洪帮！
陈阿大拳头一挥，蹭的一家伙跳起来，太阳穴的青筋绷出来，吼叫：这是他妈的政治谣言，恶毒攻击么！政治谣言要追查的，恶毒攻击中央领导！阿大我哪一点像青洪帮流氓老头子？杜月笙有那么多小老婆，我有吗？杜月笙在上海倒运鸦片烟土、海洛因，我倒卖过吗他开妓院、开赌场，我开过吗？
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当然由我们坐天下啰！当然，得培养、重用我们自己的人马，洪文说林彪都能培养出周宇驰、于新野那样的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培养我们自己的人呢？
陈阿大谈兴大发，说完第一个问题，又谈第二个问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问题：目前现实的阶级斗争重点是什么？就是批邓。怎么批？批谁？春桥、文元事先跟上海市委打过招呼。上海有春桥、文元直接领导，我们是幸福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转化成走资派，这是最危险的敌人，实际上是敌我矛盾！
第三个问题，就是上海抓革命、促生产的经验。政治挂帅就得抓大批判！工人阶级是岗位的主人，不是岗位的奴隶。火车晚点也没关系，我们宁产的资产的！
再讲第四，突出政治问题。突击人党，突击提干，突出政治，都得要“突”字领先。突出政治是怎么个突法呢？就是靠嘴巴讲话，一天到晚，政治不离口，大批判不离手，帽子随身有。我是经常做大报告的，我可以一口气讲三个钟头。
曹大澄问他当前上海工交战线的生产任务完成情况，财政收支情况，节约煤炭、电力的数字。他说：我抓政治，不抓数字。
问他怎样依靠群众加强企业管理。
他说：企业管理无非是三讲，讲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讲领导权，就是造反派掌权；讲相互关系么，就是上海要听洪文为首中央四首长的。我们要搞一个没有规章制度的工厂，机床一转就有管理。你们中央各部的干部思想不整整是不行的呀……
陈阿大谈的组织路线问题，确使人感到他们真是一伙青洪帮，凡是为帮派打天下立过汗马功劳的都论功行赏，封官晋爵，打手走马上任，文痞窃据要职。为帮派文攻武卫、打砸抢抄，摇唇鼓舌，舞文弄墨，表忠心，偷鸡摸狗之辈为非作歹，鱼肉人民，这不是三四十年代的青洪帮又是什么呢？
曹大澄想：这些流氓阿飞得知他们的首长“四人帮”被抓起来，一定会负隅顽抗。流氓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四人帮”上海余党打探北京消息，策划武装暴乱，派人监视八人小组
9日8点32分，飞机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大厅空荡荡的，到处不见接站人。大家都感到意外。王守家当即给工交组值班室单永志挂电话，告诉他！我们八人已经到上海虹桥机场，怎么没人来接站？”
单永志说：”已经写电话记录，报告工交组组长陈阿大了，他至今还没批下来。”
王守家反问：“难道安排住宿还要批准吗？”
单永志在电话里支支吾吾，说：”上海的旅馆全都满了，没地方住了。”
王守家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我们不能回北京了。实在没地方，就住在你们办公室吧！”这时机场一值班员在旁插话！最近根本没有什么人来上海，馆么能住满呢？)
单永志又说：“机场有车子B巴？”他还是想将徐良图一行拒之门外。
王守家斩钉截铁地说：“你们必须来接我们。”
单永志说等我再联系一下。过了一个多小时，单永志来电话，说火车站附近可能还有旅馆，等我联系一下。又过了一个半小时，单来电话说：”真是对不起，一会儿，我们范处长去机场接你们。”
单永志所说的范处长，是上海市革委会工交组下属的生产组负责人之一。生产组是工交组最重要的单位。范处长于1975年9月人党，10月即当了副组长。一月夺权后，原有的组织系统全被打乱，名称也发生变化。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权倾一时，各地纷纷效仿，将重要机构都称“小组”，一时间遍地是“小组”。小组里套着小组。外人都难以搞清楚他们之间是谁领导谁。上海称工交组。单永志是沿用“文革”前的称呼称范为处长。为了叙述方便笔者也沿用这个称呼。
徐良图一行又在机场等了很长时间，范处长坐一辆小面包车来了，一见面，都是熟人，忙说：“真是对不起，值班员没有交接好，让你们久等了。”
大家上车后，范处长第一句话就问！春桥同志好吧？”
大家不动声色，回答！都很好。”
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街上写着大标语“按既定方针办”。路口设了哨卡，实枪荷弹的民兵检查过往的行人。大家顿时感到形势不同一般，上海呈现一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犹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面包车把大家拉到距离锦江饭店不远的一座三层小楼，范说：“工交组领导都出去开会了，现在我来安排一下，暂时先住在这里吧！”
上海对八人小组的到来的确深有疑虑。范处长所说“工交组领导都出去开会了”，其实就是继续开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的研究武装叛乱的会。
10月7日晨，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电话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北京来开会。行前马天水和徐景贤、王秀珍商议，感到中央这次不同，开会通知的程序不同寻常，过去是中力、通知上海市委，由上海市委通知警备区周纯麟司令。这次不同，却是中办直接通知周纯麟。
徐景贤感到突然。因为9月21日他在北京见到张春桥、王洪文两人时，问过近期有什么会议，他们都说没有。9月28日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来沪给市委常委传达张春桥的话时，也说没有会议安排。7日中午，马天水临走前商定，马到京后两小时内来电话报平安。但是，马天水一上飞机，如泥牛人海。
到晚上9点30分，王秀珍找来正在上海办事的金祖敏秘书缪文金，通过京西宾馆的熟人电话找到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那边说尚在待命。会议有上海、江苏、山东、湖北，还有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等参加。王秀珍问：马老好吗？房佐庭说：马老有点感冒，现在正在洗澡。
马天水被称为“马老”，因他资格老，1931年人党，1956年提升为上海市委书记，分管工业。1966年11月，马到北京参加全国工交会议，向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求救，经张的指点下站到造反派一边。张春桥领导的一月夺权，将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人都打倒了，但要有一个懂工业的副主任，便“结合”了马天水。1968年马天水担任上海革委会的副主任，1969年九大当上中央候补委员，1972年取代王少庸主持上海全面工作，1973年十大当上中央委员。徐景贤外号徐老三，因为他的地位在上海，排在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第三位，马天水还是经他手解放的。张春桥要稳定上海，将马天水摆在徐老三前面，并专门给他写信，要他尊敬“马老”。张春桥一再叮嘱王秀珍、徐景贤这些造反派要尊重马天水，称马天水为“马老”。这个称呼传到周恩来的耳朵里，1970年周总理当面问他：“你几岁呀，人们都叫你马老”马天水说：”我虚龄58岁。”周总理哈哈大笑：“那你比我小好几岁呀，怎么称马老呢”马天水满脸通红。那时，人们习惯称郭沫若为“郭老”。郭沫若是全国着名的学者，比周恩来大6岁，才被称为“老”。马天水在上海被尊为“老”，可见地位不一般。
又等了1个多小时，还是没有消息，徐景贤便给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打电话。于会泳说他本来率团出国演出《红色娘子军》的，中力、突然通知他不出国了。徐景贤觉得一定出了大事，因为毛主席逝世时有些代表团还照常出国的。随后，徐景贤又给卫生部部长刘湘屏打电话，刘湘屏说：没有发现。
徐景贤终于收到了马天水的电话。徐景贤急切问：”北京怎么样？”马回答：“很好，很好。”声音、语气正常。说完就放下了电话。事实是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打招呼会刚结朿，华国锋特意派中办秘书局局长周启才送马天水回来。此时马天水已知道“四人帮”被抓，但他当着周启才的面不敢造次。
徐景贤、王秀珍在惶恐中度过了10月7日，他们直等听到马天水亲口说“很好，很好”，才回去睡觉。
8日上午，王秀珍去找同住一个院的张春桥老婆李文静。“文化大革命”后，李文静先后在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材料组（后改名为上海市革委会材料组、专案办）工作，她没有职务，实际上是这些组的负责人。1973年张春桥与李文静离婚，但是没有让她搬家，仍住在康平路市委院内。李文静讲：儿子原定8号去北京，昨晚我打了一夜电话也没打通，不知出了什么事情。
王秀珍用保密机挂钓鱼台找王洪文，想问个究竟，王洪文不接电话。连王洪文的秘书、护士、警卫也都不接电话。王秀珍犯了嘀咕，将徐景贤、冯国柱、张敬标找到康平路小礼堂商量。他们又让王洪文在上海的秘书廖祖康、萧木，张春桥的秘书何秀文分头再给王洪文、张春桥挂电话，也无人接听。为什么都不接电话呢？
他们又分头给北京文元的秘书、姚的老婆，钓鱼台王洪文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服务员等打电话，又给紫光阁打电话。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甚至给三四一部队值班科、总政的一个熟人打电话，徐景贤给迟群打电话，都不通。
徐景贤终于拨通了《人民日报》负责人鲁瑛的电话，不料鲁瑛神态反常，旁若无人嘟嘟囔囔说的话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最后，张敬标终于给马天水秘书房佐庭打通了电话。房秘书慑于党中央的威力、慑于纪律不敢据实以告，说：“我的老胃病复发，你们以后少来电话。会议不准往外打电话。”廖祖康一把抢过电话，房秘书还是说这个话。为了搞清楚这句话的真假，派张敬标的秘书找房秘书的家属核实，才知“房根本没有胃病”。
这让他们越发不安。
徐景贤又给浙江省委一位副书记和福建省委常委陈佳忠打电话。王秀珍给辽宁省委书记魏秉奎打电话，要魏秉奎给毛远新打电话摸底。一天之内，上海市委徐景贤、王秀珍，大小秘书共打出了二十多个电话，都没有摸到一点准确消息。
这时，收到警备区作战处的电话记录说，军委首长指示，部队战备工作转人正常后，发现有的单位有些松懈，请检查一下。战备工作不能放松，仍应提高警惕，注意敌情，边防（沿海）防止内遣外逃。上海警备区作战处通知：总政首长指示，在上海召开的全军图书工作现场会不开了。
徐景贤、王秀珍、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王洪文秘书萧木、廖祖康等人在康平路小礼堂看了电报，议论纷纷：一级战备刚撤销，为什么又要加强战备，而且要防止“内遣外逃”？房秘书说“老胃病复发”，是不是指老帅或某些军区的负责人动手了？
徐景贤判断说：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出了事情，极有可能发生了军事政变。一个是老帅闹事，一个是邓小平上台。我们大家要有思想准备，春桥早已告诫我们，上海要准备打仗，打大仗。
空气陡然紧张起来。
王秀珍把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找来，他下午要随一架专机到北京。王秀珍交待说：你到北京后，到京西宾馆马天水的秘书那里去摸摸情况，赶快打电话给我。她还交代联络的暗号是：如一般情况就说肚子痛，情况严重就说胃痛，最严重的情况就说心肌梗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