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秀珍提出下午要找民兵负责人，王少庸提出要找公安局负责人。徐景贤提出下午要找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的负责人召集起来打招呼。
午饭后休息片刻，徐景贤从家中书柜里拿出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三封信的底稿烧了。随后和王秀珍给公安、民兵的负责人及部队的两个负责人部队打了招呼。王秀珍说：一级战备撤销后，发现有些单位战备松1懈，我们要提高警惕，要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空飘、海飘，防止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突然袭击。要他们回去抓紧部署战备。他们有意将“边防（沿海）防止内遣外逃”，改为“防止敌人空飘、海飘”。
徐景贤找新闻单位的负责人打招呼时，他先介绍情况说：中央台通知停播两首歌曲《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和《永远按既定方针办》。于会泳突然不出国了。和《人民日报》的鲁瑛通电话时十分反常。在京的三位领导都联系不上，又来了“老胃病发作”的暗示，可能出问题了。然后，他说：苏修人侵捷克时，捷克国家广播电台只听一个负责人贝利康的指挥，坚持广播了一天的抗议声明，根本不听苏军的。我布置新闻单位加强保卫，准备调民兵去保卫。你们发表什么东西，都要告诉市委。
他的话暗示中央如发布揭露“四人帮”的消息，上海不能随便刊登，要向他报告。最后徐景贤说：”还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8日下午5点多钟，徐景贤主持召开常委、列席常委会议，把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向大家打了招呼。但因为对军队有怀疑，没有通知应该列席的空军和海军领导参加。
晚上8点半，金祖敏的秘书按照约定，从北京打电话给上海警卫处政委康宁一，以暗号报告：“我娘心肌梗塞。”大家都惊呆了。
关键时刻，上海市委警卫处政委康宁一给公安部祝家耀秘书打电话，对方只讲了三句话：”人都集中了，锁起来了，不能动了。”徐景贤、王秀珍这下确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真被“锁起来了”，决定立即召开上海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商讨应变对策。
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讲到全国有几个省的问题时，毛主席亲笔写了三条指示，其中之一是“照过去方针办”。华国锋即时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姚文元看了毛泽东的手迹，事后查在他笔记本中记的华的传达也是“按过去方针办”。但是9月9日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姚文元即向《人民日报》的鲁瑛部署写“按既定方针办”的社论，并于9月16日《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中以黑体字发表。六个字错了3个字。他们企图在全国人民中造成一种印象，即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隐瞒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只有他们才是“临终嘱咐”的宣传者、扞卫者。10月2日，华国锋指出了他们的这个错误。
晚10时左右，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打来电话！马老不接电话。我们都病了，有病情。”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步要抓我们了。”徐景贤举着双手做着手势，说：“从此以后，谁也不准往外打电话了。”
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提出：“我看这次是华国锋、汪东兴两个结合，其他人搞不起来。”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8341这支部队是很厉害的，听汪主任的，没有汪主任指挥，一下子要搞掉四个人不容易。”
朱永嘉平时沉稳寡言，讲话轻声细语，这时一反常态：“他们先抓人，然后宣布一个决定，说几个人反党。困兽犹斗，我们要干，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就像巴黎公社那样。各地可能会有反应，可以发告全市人民书、告全国人民书，还可发一点有针对性的语录。或者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等。”
这时，大家都害怕当天晚上被一网打尽，议论要分两个点，撤出康平路机关，决定徐景贤、王少庸，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备区党委常委、警备区副司令张宜爱，警备区师长、党委副书记李仁斋和徐景贤的秘书张家龙等转移到“一号点”丁香花园；王秀珍、冯国柱，警备区副司令杨新亚，警备区常委、第二副政委李彬山及廖祖康等到民兵指挥部。张敬标留守市委（康平路），观察动静。
徐景贤起草了上海进人临战状态的命令！
请民兵指挥部力卩强战备，二千五百人集中，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即晚上集中值班）。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写好第一号命令，徐景贤当面交给王秀珍，按命令行事。分手时说定，大家做好准备，最后听徐、王指挥。
朱永嘉离开康平路后，到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和电台。问如果市委决定只发上海的消息，不发中央的（消息）行不行？这些单位的负责人因为都参加了下午徐景贤的打招呼会，均表态同意。然后，朱永嘉回到康平路141号、147号写作组，要王知常负责收集语录和赫鲁晓夫如何上台的材料。
半夜零点，中央电台广播中央的两项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坐汽车到丁香花园的路上，徐景贤对王少庸说发这两个决定的做法很坏，他们捞了稻草，看来是个阴谋！”
当晚11点3刻左右，王秀珍、冯国柱、廖祖康来到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的力、公室，听施尚英的汇报，让施看了徐景贤的手令。并召集当年造反的小兄弟叶昌明、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施尚英、钟定栋、汪湘君等人来开会。
王秀珍向他们说：中央出了大问题，感到不给你们工会的头头打个招呼不行，所以这么晚了把你们统统找来。她介绍情况后说：”肯定出了问题，把‘文化大革命’出来的中央领导都抓起来。我们要同他们干。这几天康平路不能蹲了，否则一网打尽。上海是一月风暴的发源地，我们跟‘文化大革命’血肉相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们要对着干，就是死了，也要教育后代，让全国知道。”
王洪文秘书廖祖康煽动说：周司令到上海，可能指挥抓我们。他们把马天水关在北京。也可能叫我们去开会，然后把我们全部抓起来。他要施尚英拿出上海地图，边看边骂：“上次就告诉你们了，一张像样的地图也没有，这种地图怎么好打仗”并要施尚英他们马上研究提出具体作战方案。施尚英讲，是按国庆保卫工作具体方案准备的。廖祖康提出，如果外地军队来怎么办？他们以加强战备名义来，怎么对付？我们要随时掌握动向，采取措施。还说，铁路、码头、机场都要控制起来，要保证电信畅通。王秀珍同意，要廖祖康和冯国柱分头部署落实。
他们决定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的力量由原来民兵值班二三千人，准备增到一万多人，并根据打“联司”的经验，设立一线、二线（秘密指挥点），在指挥点设置电台。王秀珍对陈阿大、黄金海、叶昌明、马振龙等人说，你们打过“联司”，有经验，那时也分一线、二线的。如打起来，你们都分到各指挥点去一起抓。决定秘密指挥点设在江南造船厂，并设置了电台。马振龙还讲，轻工系统下属工厂仓库里有子弹，打起来可以用。
徐景贤则率领王少庸、朱永嘉、张宜爱、李仁斋等宣传、军事参谋人员到华山路丁香花园一号指挥点坐镇指挥，负责抓，总和舆论准备。
半夜2点，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从民兵指挥部用红机子打来电话，转达了王秀珍、冯国柱的意见。徐景贤在丁香花园又起草第二个命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电台台长）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同志通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徐景贤让秘书叫醒睡在隔壁的李仁斋，交给他去执行。李仁斋根据徐景贤的手令布置了下去。
此时，上海武装叛乱已经箭在弦上，只要一声令下，上海马上陷人一片血海之中。
到9日上午10时左右，这些人见一夜无事，中央并没有派人来抓他们，怕天亮容易暴露，又纷纷回到康平路。王秀珍想把王洪文、张春桥的家属和他们自己的家属安排转移。
正在这个紧要关头，徐良图一行八人突然来到了上海，虽然国家计委说是来抓革命、促生产，但是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时来，徐景贤、王秀珍充满了戒备与敌意，所以迟迟不派人接待。
9日上午，王秀珍总算同在北京的马天水通上了电话，问他对于那两个决议（卩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怎么表态？马天水说：“要热烈表态，坚决拥护。”问他张、姚、王三人情况，他说：“见到了，身体还好，他们很忙。”徐景贤、王秀珍一干人听到三人情况正常，松了一口气，赶快准备起草两个电报，一个是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两项英明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一个是热烈欢呼华国锋同志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徐景贤错误地判断了形势，认为这两个决议是“四人帮”拥护的。
于是才派人将徐良图8人安排在简陋的招待所，想打发了事。
徐良图一行八人被送到地方，范处长就告退了。这个三层小楼十分简陋，单人房间，一桌、一凳、一张床、一只热水瓶一只茶杯。还没有坐稳，生产组另一个副组长唐光煊坐着车来了。当时路上车很少，汽车往来速度很快。因为工作关系，他与徐良图很熟悉。他一来就说：怎么能住在这儿，太简陋了。将大家搬到衡山饭店。
衡山饭店位于徐汇区，离康平路市委大院很近，是上海有名的饭店。徐良图、李景昭、周力是单间。曹大澄、王守家、陈斐章、王德瑛和徐良图、李景6人4楼，志、3楼。，大情况头，楼梯被封死了，上下楼只能走电梯。更令人惊异的是，楼道里有三个往来巡梭的“服务员”还有一个把住楼梯口。他们虽然一身白裤褂，腰间却斜挎一把套管大扳子，像随时要修下水道的管子工。徐良图召集大家在屋里开会，发现有人趴在门上偷听。从楼上向下看，宾馆两旁的街道衡山路、宛平路上也有三三两两的人不停地走动。王守家外出买粢饭（上海用米饭做的早点）给大家吃，一个尾巴紧随其后，盯住不放。
徐良图立即召集紧急会议，说！我们的任务是来观察上海余党动向，现在却先被软禁起来。我们唯有针锋相对，主动出击。”当即商定派王守家、陈裴章到工业交通组找黄涛、陈阿大，正面谈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问题。派曹大澄去拜访王一平探听“内幕”消息。
徐良图说：“去工交组去拜访陈阿大，被他们盯梢紧跟，还算是一个保镖。去王一平家的一定要甩掉尾巴，保证一平同志安全。”
于是，先安排干志坚出门。此公膀大腰圆，地道的上海人。他疾步出了门，一个服务员紧盯不放。过五分钟，王德瑛跑出去追干志坚。又一个服务员，不容分说尾随其后。稍后周力下楼买烟，又跟上一个尾巴。李景昭逛南京路，再跟上一个尾巴。四个服务员都被调开了。这时，曹大澄最后下楼，和看门的服务员打招呼：“阿拉吃饭去！”守的不敢擅离职守，眼巴巴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
不辱使命，曹大澄拿到情报；华国锋速调徐景贤、王秀珍到京
10月7日晚，王一平接到谷牧电话之后，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推门来到阳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十年、十年，终于等到这一天。上海是“四人帮”经营十年之久的地方，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怎样动作呢？他在阳台上来回踱步，不停地思索。他想起两个人，一个是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的李庸夫。李庸夫是华东局公安部部长梁国斌的秘书。1965年梁国斌任上海市委书记，李任上海市委力、公厅秘书处处长，直接在秘书长王一平的领导下工作。“文革”后，张春桥将梁国斌抓了起来，1969年将李庸夫全家下放到黑龙江呼玛县带上海知青。王一平分管知青工作，两人一直有往来。下放干部互相称戏为“荒友”。后来李庸夫想办法从黑龙江回到上海，在一个区里做调查员，住在淮海路，离康平路、武康路不远。
1976年8月下旬，马天水根据王洪文指示，开始在上海发枪，他们也知道这是见不得人的，既不征求警备区司令周纯麟的意见，也不敢让其他人发觉，偷偷摸摸地进行。在市总工会工作的女同志张伟强发现后，将此情况告诉北大荒的“荒友”李庸夫。李庸夫立即与老领导王一平商议。李庸夫是张春桥注意的人，不便去北京，便找到在上海警备区的老李兴先，让李兴先的爱人顾宗芳以给孩子看病为名，连夜将情报送到北京，经王一平介绍交给谷牧。从此李庸夫更加注意收集市委动向。他找曾在黑龙江工作过的“荒友”了解情况。因为这些人都是从上海市各单位抽调的，回到上海后，又都分配在市委、革委会各个单位工作。
王一平想起的另一个人，是市委常委、办公厅主任张敬标。“文革”前张敬标曾任组织部的一个处长，在王一平领导下工作。他虽然投靠了“四人帮”，成为马徐王的核心成员和骨干，但也尊重王一平，有时登看望老首长。
王一平密切关注着上海的形势。10月8日深夜，徐景贤下了第一、二个叛乱的命令后，民兵开始集合、持枪上街巡逻。王一平很快得到消息，凭着丰富的政治经验马上断定徐景贤、王秀珍已经知道“四人帮”被抓，有异动，可能要暴乱。他当机立断拿起电话给康平路市委力、公厅打电话，找张敬标。此时徐景贤、王秀珍带人已分别进人第一、二指挥部，只有张敬标留守康平路市委办公厅。张敬标一听是王一平的电话，拒绝接听。
王一平从张敬标拒绝接听的行动中，推测事态严重。要不要再打电话呢？再打电话可能惹祸上身，甚至是杀身之祸。王一平思考片刻，又一次拿起电话。他发了脾气，张敬标才不得不接。一开始对方很害怕，什么也不肯说。在王一平严厉追问下。才不得不承认是要暴动。王一平要求见面，不容回绝，张只好同意，约在康平路100号李干辉家里。张与李是儿女亲家。李干辉是1925年的共产党员，曾任上海组织部副部长、副秘书长，1974年3月病逝。王一平到他家不会引起别人注意。况且，100号内有几栋公寓式的楼房，原是华东局的宿舍，住的老干部很多，离武康路很近，王一平的出人不会引人注意。
大约9日上午，见面后，王一平晓以大义，陈明利害。张敬标不得不详细地汇报了徐景贤、王秀珍10月8日以来的策动暴乱的内容，并将文件副本交给王一平。从此，张敬标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后，王洪文的小兄弟要叛乱，他提出等马、徐、王回来再说。为此，后来清查时，张敬标得到宽大处理，经中共中央批准，给予留党察看两年和降低工资两级(由11级降13级)处分。张敬标病重住院，特别想见王一平。王一平闻讯赶到医院。张敬标握着王一平的手，感谢老首长当年的挽救政治生命之恩。
王一平、李庸夫为人低调，从不炫耀自己当时的功劳。随着他们去世，一些历史细节已不复再现，绝非王一平所说“打了两次电话”那么简单。笔者采访过几百个老干部，发现他们事后的回忆、描述，与职业、经历有关。做大事的人、做决策的人，叙述起来往往如同他们做工作报告一样，三言两语，高度概况。而做具体工作的人，关注细节多些。搞文学创作的人观察细致，讲起过程来对各色人物的表现描述得活灵活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