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下午3时左右，曹大澄匆匆来到武康路4号二层找王一平。进门便看见清瘦、儒雅的王一平正和一人在桌边谈话。王一平对曹大澄说：“谷牧同志在今天你们所乘的飞机落地之后来过电话。我本想把10月8日晚上上海市委宣布全市进人一级战备的情况，向他反映。他阻止我，说电话里什么都不要讲，我派曹大澄找你去“接头”。谷牧用山东荣成话拖腔说“接头”两字，王一平心里已有数了。
曹大澄拿出黄胃所作《四蟹图画上题诗句为“蟹肥酒香秋光好，看尔横行到几时”。王一平看罢此画，笑笑说我明白了。”
王一平介绍屋内那位客人：”自己人。”
这位客人也笑眯眯站起来自我介绍：“我叫李庸夫，十八子李，庸庸碌碌的庸，人字捅破天的夫。”
王一平介绍说：李庸夫同志是我们的人，他长期在上海市委秘书处工作，“文革”前他是原上海市委分管政法书记梁国斌同志的秘书，后留在市委秘书处，徐景贤听聂元梓传达《炮打司令部》大字报的矛头所指，遂聚众造反成立“造反兵团”，在上海市委“后院放火”。李庸夫参加徐景贤当头头的“造反兵团”，他憨厚老实，办事踏实，话语不多，深得徐景贤信任。当他看到徐景贤、王秀珍一伙打倒陈丕显、曹荻秋等一彳比为中国革命献身的老革命，而上海滩的地痞流氓阿飞瘪三，夺权窃居高位，感到“文革”是一场政变，是新版“升官图”。李庸夫身为秘书处负责人，举凡上海市委会议的原始记录，张春桥、姚文元的重要指示，都归他负责整理存档，他掌握上海马、徐、王三书记和北京四首长的大量核心机密。
王一平的介绍与李庸夫的真实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可见当时环境之凶险，形势之紧张。稍有闪失，前功尽弃。
曹大澄向王一平、李庸夫传达了10月6日中央政治局决定逮捕“四人帮”事，扼要介绍自己前来的目的、任务。
王一平、李庸夫即向曹大澄提供了10月7、8两日，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王秀珍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内容及行动细节。此时，距离徐景贤、王秀珍密谋武装叛乱不到24个小时，材料即落人谷牧派出的上海先遣小组手中。
曹大澄和王一平、李庸夫谈话结朿时，从屋里走出一位年长者，上海交通局张局长。王一平问：你都听到了吧。他笑着点点头。上海多数同志对“四人帮”的所作所为早就不满，大家听到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都很高兴。
王一平对曹大澄说！我这里目标太大，你以后和李庸夫联系。”当即李庸夫和曹大澄商定了下次见面地点，就在附近延庆路的画家程十发家。
曹大澄立即赶回衡山饭店，向徐良图汇报，李景昭也在座。形势严重，刻不容缓，徐良图对曹大澄说：“你今天就坐飞机回北京，当面向谷牧同志报聂元梓（1921-）女，河南滑县人，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0年起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25日写了大字报，成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将校系200名干部、教授、教师、学生诬陷为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反革命，私设黑帮大院，对这些同志进行残酷迫害。积极参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九大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1983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李景昭说：“我回北京。曹大澄对上海人熟，继续了解情况。”
王守家买好票，当晚送李景昭上了飞机。这天是1976年10月9日，星期日。
李景昭回北京的事情马上弓起“服务员”的注意。第二天他们就问王守家！你们刚来就回北京？上午来，晚上走，他回北京干什么去了？”王守家回答！他回去拿东西。来时，落下东西了。”
李景昭乘晚上飞机回到北京，立即将王一平、李庸夫收集的情报交给谷牧，由谷牧秘书胡光宝编写成《上海来信》第一号，连夜送交华国锋、叶帅等中央领导。华国锋、叶帅得到上海小组的报告，当晚决定速令徐景贤、王秀珍来北京。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华国锋决定由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俩，并派了中央办公厅一人与周纯麟一道坐车去京西宾馆。来到京西宾馆，中央办公厅来人把中央批示给马天水看。马天水看完后，就与那人一道给上海挂了电话，让徐景贤、王秀珍立即到北京来。
上海这边，徐景贤、王秀珍接到北京开会的通知，连忙和冯国柱、王少庸、黄涛、张敬标4个常委与王洪文秘书廖祖康、萧木开会研究。冯国柱，老谋深算，提出：可能有问题，是否不去人，或者去一个人。廖祖康、萧木也说：不要去。果然正如华国锋预料的那样，徐景贤和王秀珍很听马天水的话。所以徐景贤、王秀珍商量后坚持要去，说：这是马老通知的，（我们）两人不去不好，去了一定打电话回来，如果没有电话就是出事了。并说：我们走后，你们几位就在康平路集体值班，注意各方面的动向，有问题在一起研究。王秀珍又打电话给市总工会副主任叶昌明：我和徐景贤要去北京开会，你那里不要动，有事要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要听他们的指挥。我们去开会一二天回来。
10日晚，徐景贤、王秀珍乘专机到了北京。华国锋决定由周纯麟、马天水向他们传达“四人帮”被隔离的情况。徐景贤、王秀珍听了传达，知道大势已去，马上要求与上海通一次电话，说“可能出事”。打电话的内容经过书面请示中央办公厅同意后，徐景贤当晚即打了电话，告知冯国柱：“我们已经平安到达，一切等我们回来以后再定。”不让黄涛、陈阿大等王洪文的小兄弟轻举妄动。以后，11日、12日，每晚都由王秀珍、马天水打一次电话给上海，告知“一切要等我们回来再定”。11日还通知上海的宣传口径要以《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为准。但是，黄涛和廖祖康、萧木、陈阿大等王洪文的小兄弟继续活动，12日再次布置武装叛乱。
因谷牧派出的八人小组，及时掌握了上海动向，使华国锋、叶剑英能不费一枪一弹，一个电话调走徐景贤、王秀珍两人，打乱了上海武装暴乱的部。
12日，中央政治局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接管上海。
12日晚，中央政治局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经过几日教育，马天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果断措施。徐景贤、王秀珍交代在上海调动了民兵的数字。并说，坚决和“四人帮”划清界限，决心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中央决定让他们回上海，向干部群众传达中央解决“四人帮”问题的精神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一招很厉害，一石四鸟：既给马、徐、王一次机会，考察他们对中央的决定是真拥护还是假拥护；又可以稳住“四人帮”上海余党；更便于放手发动上海群众起来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又为中央派工作组到上海争取了时间。
对此，1977年1月6日华国锋说过！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要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来京时，对他们进行耐心细致教育，给他们时间，等待他们觉悟。”
华国锋决定让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第二天回上海，但没确定回上海时间。这要看上海的局势变化。
及时传出的情报让中央迅速决策，预谋中的上海叛乱胎死腹中
曹大澄和李庸夫的见面地点都是双方临时约定。为了保证曹大澄的安全，徐良图派王守家、陈斐章保护。他们三人坐一辆汽车，快到接头路口时，提前下车，曹大澄走在最前面，中间是陈斐章，王守家随后，三人相隔十几米。曹大澄一趟一趟出去和李庸夫联系。中央派人到上海来一事极大地鼓舞了李庸夫和市委反对“四人帮”的同志，他们源源不断地将收集的材料提供给曹大澄。
更难的是怎样才能将上海最新动向最快速传递到北京？曹大澄、王守家等在衡山饭店试验用密写的方式写信，到了北京那边用碘酒一抹就显出字来了。一次听说上海四个市区轮流检查邮件，徐良图只好派王守家和陈斐章坐火车到苏州寄信，刚到火车站，王德瑛赶来叫他俩回去，说不用送了。回到衡山宾馆才知道时间来不及，已另想办法找到可靠人打了电话。
除曹大澄夕卜，工作组其余人也在执行“抓革命促生产建设调研和督促”的任务，分头到各个工厂了解生产情况。一方面掩护秘密使命，麻痹、迷惑对方；另一方面突破“四人帮”上海余党的封锁、监视，更广泛接触干部、群众，直接观察社会动向，了解更多政治、生产情况。王守家等12日上午到自行车三厂，下午到钟表元件厂、新跃仪表厂。13日上午到汽轮机厂、下午到吴泾化工厂。14日上午到上海港口、港务局。15日上午参观万人体育馆、普陀区中山北路住宅。16日听冶金局汇报。一天跑几个单位。在路上见民兵持枪各处巡逻，街道上堆着沙包。工厂门口停着卡车，民兵持枪坐在卡车上，随时准备出发。形势紧张，一触即发。
10月13日清晨，大家正在吃饭，王一平、李庸夫突然来到衡山饭店。这是十分反常的。徐良图急忙将他们迎进屋内。王一平、李庸夫告诉徐良图，王洪文的小兄弟10月12日决定今天3日）下午5时发动武装叛乱。要逮捕一百名上海老干部和过去反对过“四人帮”的人，加上北京派来的徐良图一行8人。武斗暴动打响第一枪后，先枪毙这108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