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况万分紧急，一旦武装叛乱得逞，动了枪，开了火，对全国局势必然发生重大影响，要速报中央。时间紧迫，只剩七八个小时了，如何将这份重要情报送到北京呢？王一平在上海工作时间长，和各方面联系广泛，提出可以借用部队备战的红色电话机，用电话传往谷牧力、公室。王一平同江湾路一号总后驻沪办事处领导联系时。这边曹大澄、陈斐章已将情报整理成简报。随后，李庸夫陪曹大澄去了江湾路一号。曹大澄在电话这边念，谷牧秘书胡北京。
谷牧10月13日的日记为证：
今天发走了上海问题第三、四、五号，三号是曹大澄军用电话打来的，四号是密码来的，五号是（王）西萍亲自跑回来的。李伯宁(水利电力部副部长）也坐飞机回来了，谈的情况和西萍谈的一样，没有另写报告。
中央接到三号上海紧急来信，于13日上午9点，立即派专机送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人回上海。将近中午，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只有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三人前来迎接。黄涛没有到机场，因为他正忙着打电话通知区、局工会，要将“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了。情况紧急。我们要做好一切准备”以吹风方式迅速扩散到基层工会去。
冯国柱、王少庸提出要到丁香花园去开会。周纯麟感到，此时最要紧的事是要尽快掌握部队情况，坚持要先回家。但是冯、王等并没有通知警备区，警备区没有派车来接周纯麟。在周纯麟的坚持下，他们才用王秀珍的车把周纯麟送回去。一到家，周纯麟立即把政委请来，询问部队情况。政委说，南京军区已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警备区部队已按南京军区的指示，作了调整和部署。周纯麟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和。
下午，在帛江饭店召开市委常委和列席常委（指王洪文的小兄弟）会议。马天水、徐景贤通报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情况，然后表态。王秀珍也表态，说听了中央传达毛主席生前批评“四人帮”的指示后，认识有所转变。
还没有等马、徐、王讲完，会场就乱成一片。有的放声大哭。有的说这是宫廷政变，有的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是叛徒，有的说这些材料都是的。
黄涛说：“就凭这些能够把‘四人帮’打倒？”
周纯麟当即指出：“不能这样说！中央讲得很清楚，‘四人帮’是‘四人帮’，上海是党的发源地，上海人民是听中央话的，你们哪一个不听中央的话，自己硬要往圈子里面钻，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是要负责任的！”
他这一说，立刻引来一片叫骂，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神气了。有的甚至卷起袖子J起来要打他。
周纯麟一拍桌子，大声喝道：”我不参加这个会了！出了事情，一切后果由你们负责！”说完警卫人员护着他就起身离去。
13日晚8时，在锦江饭店小礼堂，马天水又向市总工会、市妇联、团市委、市公安局、市民兵指挥部头头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主要精神。
因为及时掌握了上海的动向，中央只派回周纯麟、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四个人，预谋中的武装叛乱便胎死腹中，保障了上海的安全和稳定。这真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在上海传开之后
徐良图一行八人到达上海之后，国务院继续派人前往上海。10月9日谷牧找水电部、一机部、冶金部等又一批去上海的同志分别谈话。同时，交通部、轻工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单位也都派出干部。轻工业部派了八名干部。临行前，部长钱之光找他们谈话，传达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后说：你们这次到上海“只带眼目青和耳朵，不带嘴巴”，即观察和了解上海“四人帮”余党动向，发现问题不随便表态，要立即报告。并指定计划组副组长陈锦华和机械局局长谢红胜为带队领导。
轻工业部的八人12日晚到上海，住在国际饭店。有人到衡山饭店找徐良图。徐良图不见，派王守家下楼接待。王守家告诉来者，徐良图外出不在。徐良图这么谨慎，一来他没有接到谷牧的通知，二来环境险恶，不能贸事。
当时徐良图等八人，每个人的心都悬着，这种紧张情形一直持续到14日。14日晚，突然从窗外传来锣鼓声。大家跑到窗口看，是交通大学的大卡车，学生们打着五颜六色的彩旗，敲着锣，打着鼓，不断高呼口号：庆祝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打倒“四人帮”！打倒江青！打倒张春桥！打倒王洪文！打倒姚文元！后面跟着列队的学生，从衡山饭店经过向康平路进发。大家站在楼上看到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知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已传遍上海，上海的群众起来了。从此心里踏实了。
这时，衡山饭店的“管子工服务员”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在衡山路、宛平路巡逻的民兵也不见了。
浦江两岸，南京路、淮海路、延安路到处人如潮甫，游行的队伍源源不断地来到康平路，包围市委机关办公院（楼）。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招架不住，于10月15日凌晨，向中央发出告急电话。曾在阴谋策划武装叛乱中发号施令的市民兵指挥部，15日不得不在报纸上发表公开声明，称上海民兵的“枪杆子永远听从党中央指挥”。被定为武装叛乱一号据点的江南造船厂的工人群众也起来，将这伙人搞叛乱的电台等设备端了出来“示众”。声讨、揭露“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厂党委书记黄星等人的大字报贴满全厂。陈阿大、黄金海、王知常等一干人，都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连门也出不。
迫于群众的压力，10月15日下午，马天水在文化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徐景贤仍然执迷不悟，称姚文元为同志。徐景贤的话激起人民的愤艮，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轰下台。三人只得从后门溜走了。改由周纯麟主持，会场才逐渐安静下来。周纯麟传达完中央精神，要求广大干部、群众坚决听党中央的话，按中央的指示办事。
从此上海游行、集会，规模越来越大。上海“长自轮”领导在10月16日传达给船员，同日下午船去大连。17日晚在船上传达到48个旅客，100多船员、旅客在船上召开声讨大会，贴出打倒“四人帮”的标语。17日半夜，上海“长自轮”到达大连港就地抛锚。那时，中央关于粉碎“四人帮”给各地的打招呼会一直到14日结朿，但是到17日辽宁还没有传达。18日拂晓，辽宁港监上船见状，说：你们不能进港。双方争执起来。港监说：没有信号不能进港。等于扣压了“长自轮”。船上用无线电话再三联系，大连市委说：叫你们政委下来。“长自轮”领导召开支委会，再同大连联系。大连港又通知他们：一、不准进港。二、撕掉庆祝粉碎“四人帮”的大字报、大标语，自己与上海联系。三、做旅客工作。四、接受地方党委领导。否则会犯错误。“长自轮”马上报告中央、交通部，同时在船上又增加了三幅标语。华国锋得知后说！应该支持上海的工人。”
到8点20分，大连港接中央交通部的通知，才准许“长自轮”进港。因拖延6小时不能进港，船员们群情激动，一上岸，拿着糨糊桶到处贴大标语“打倒四人帮”，“打倒毛远新”，一路刷到13部汽车上，一直刷到旅大市委。大连市不敢阻拦，但是，派了四个便衣警察跟着。可见斗争之激烈。
这样，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在东北大地也传开了。
华国锋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这个消息实在好啊！我听了实在高兴，这些工人实在好。向上海工人阶级学习。”
10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上海二百万产业工人坚决拥护中央两项重要决定，决心最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同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斗争到底。《人民日报》的报道，鼓励了上海人民的斗争。
18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通知，即中央16号文件，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隔离审查的决定，列举了他们反党篡权的罪行，和毛主席1974年以来对他们的批评。中央文件的传达，进一步加速了粉碎“四人帮”消息在全国的传播。
19日下午，交通大学的团委、学生会发起召开全市16所高等院校的“声讨‘四人帮’大会”。不少听到消息后赶来参加的工人、机关干部共计3万多人。这个大会通过了向党中央的两，点请求：一、立即改组上海市委，组成新市委，领导上海人民进行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二、立即派中央调查组到上海，调查“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切罪恶勾当。
市革委会的干部也开始行动，工交组下属的秘书组于17日、18日将之前的材料封存起来。
上海“四人帮”余党已控制不住局势。19日急电告中央：”市委机构整个已经瘫痪，急请中央予以指示。”
徐良图小组将上海的情况源源不断地汇报到北京。谷牧日记为证：
10月16日，发上海来信第10号、第11号。10月19日发上海
来信第16-18号。10月20日，发出上海来信第19、20号。
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谷牧停止编写上海来信。后来叶帅等中央领导人还问谷牧，上海来信怎么没有了？谷牧说：中央工作组到了上海，上海来信就结朿了。到此，徐良图一行人使命也随之结朿。
曹大澄、王守家谦虚地说：“34年前，我们有幸到上海‘抓革命促生产’也是平生快事！我们的工作只是将上海余党武装叛乱消息传回北京而已，而取得这些重要情报主要是靠王一平、李庸夫同志。”时至今日，王一平、李庸夫、徐良图、李景昭、周力、干志坚同志已先后逝世。在历史的转折时刻，中央对上海的决策，徐良图八人小组在上海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